看见-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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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以为我都忘了。哪忘得了？只要不留意，它顺嘴溜出来比什么都快。也没别的办法，只能在日记里羞辱自己：“我跟你说小柴，就冲你这敢这么用这个成语，将来杀人放火的事儿你都干得出来！”
人性是这样，光靠自己靠不住。
有时候累了，半夜回来，就想着明天节目不管了，先睡吧，但看到有人在我博客留言：“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
心里一动。又在桌前坐下来准备材料……有人看着，不敢太轻慢。曾国藩说得对，世间事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的。
两会也这样，会上有位呼吁停止银行跨行收费的黄细花代表，这事她从广东两会一直追到全国两会，我问她为什么这么较真。
她半开玩笑说：“还不都是让你们媒体给逼的。”
我问一个哈佛的老教授，社会上这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怎么改？他说，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变。
我们第一次在直播中现场连线，让选民全程在线听会，直接对代表作出评价。有记者采访我，瞪大眼睛问：“难道不满意也能说啊？”
“当然可以啦，这是社会常态，有满意就有不满意，有了不满意才能更好地督促代表履职。”
采访农民工代表康厚明的时候，我们连线了深圳的农民工吉峰，他在直播中批评康厚明前一年履职时“过于软弱”。这是我们两会节目里，第一次出现对人大代表的批评，未见得全面客观，但可贵在于呈现了分歧。第二年，吉峰听到康厚明在两会上谈到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续，地方保护主义是绕不开的障碍之后，给了他掌声。
连线最后，我问吉峰：“你为什么要提出你的意见和疑问？”
他说：“我们不对自己的事情关心，谁来关心呢？”
直播完，回来车上有同行问：“你们这节目这么说那么说，会不会有风险？”
我想起老毛，当天采访完他先走了，我正在直播镜头前采访另一个代表呢，忽然眼前一黑。
一个黑影直接从镜头前穿过。
全场皆惊。
是老毛，嘴里还唠唠叨叨：“我的玉米呢？”他一把从我身边的桌子上拽走了那只黄澄澄的大穗玉米，看都没看这一屋子人，和正对着的镜头。一回身，又从直播镜头前昂头阔步出去了。
玉米是刚才采访的时候他落下的。他带玉米来，不是当电视台的道具，急着要拿回会场，是去说服其他代表。他心里眼里都没有直播的镜头。
这只金穗大玉米两会结束后我要来了，放在我家书架上，是四年两会我留的唯一纪念。
二〇〇九年以后，我没再参加两会的报道，汪汪还是写信给我说说人和事的进展。她有时候沮丧，有时候兴致勃勃，有时候对我不耐烦：“你说得太天真，你能做的只有相信，却不能证明它的存在。”有一天，看到她一封长信，说直播中又采访了老毛，今年明显脾气急，为了一个持续多年的提案，农民贷款难，他提了几年，之前答复一直是“在探索中”。
今年，他说：“光探索不行，现在探索多少年了，城里能抵押农村为什么不能抵押？刚才说担保法，法律是不是人定的？为什么不能赶快修改？今天就得提提这事，你说着急不着急？农民不贷款农民怎么能够发展？不能总是探索，怎么解决得拿出办法了。”
她写：“他说话急得嗓门都尖了。”
我问她，老毛为什么这么急？
她说老毛得了结肠癌，六号开会说完这些，八号就回去化疗了。他这是一个疗程没完，本来应该住院观察的工夫跑出来开会的。
“咱们做了那么多年两会，”汪汪最后写，“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
四年之后，汪汪才把当年她的两会日记发给我。
她终究原谅了我：“不管柴静多折磨人，但是除非你受不了，反正她是不走的。坚持也罢妥协也罢，好好坏坏她是不会走的。”
我看她这段，想起当年，我、竹青、宇君、小熊、何盈、李总管、小米、韩大叔……大家吵来吵去，深更半夜临时改方案，我也知道要多耗无数工夫，但没人埋怨。每天傍晚直播回来，一推十八楼那个小屋的门，“轰”一下的热气，七八个人都转过脸冲我笑，桌上给我留着饭，姚华把塑料袋里猩红的剁辣椒和萝卜干拎过来，大眼睛的小温温给我倒杯热水。
汪汪坐在电脑前查资料。我从不带笔，一辈子丢三落四，一边吃饭一边左顾右盼，想找个笔在纸上划一下。她背对着我，眼睛盯着屏幕，看都不看我一眼，一只手把笔送到我面前。
她后来在信里写：“你有点惊讶，我理所当然。十几平米的小屋，我们都挤在一起，彼此一举一动不用眼睛看，用心就能知道。”
过了四年，她才告诉我，那个在留言里写“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的人，就是她。
做了这么多年两会，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二〇〇四年，我在福建农村采访拆迁。
围拢的农民越来越多，人多嘴杂听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问：“你们当时同意这个拆迁方案吗？”
“不同意！”居首一位农民说。接着大家纷纷喊起来：“不同意！不同意！”
我说：“不同意的人请举一下手。”
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举起来，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头，喊：“我！我！”
我觉得这个镜头很有张力，也足够说明问题。晚上工作完，摄像李季在饭桌上提醒我，采访最好不要用这个方式，可以约几个人坐下来问，比较从容地陈述，拿出证据。人们围拢的时候，表达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情绪。
我没说话，不完全听得进去——农民利益受损这么大，上访无果，碰到媒体都不能表达一下吗？再说了，有情绪也是现实。
几个月后，在福建采访一家药业的负责人，两位工人因为抢修排污管死亡，舆论怀疑死亡与遮掩污染有关，环保局承认受到压力无法调查此事，我们没有侦查取证的权力，疑问再多，对方都可以否认，“没有”、“不存在”。像我第一次做对抗性采访时一样窘。
我想起有次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60分钟”，记者莱斯利采访前任副总统戈尔，莱斯利问他：“你还会复出竞选总统么？”
戈尔一直打哈哈绕圈子，八分钟，眼看这采访要失败了。
忽然她问：“戈尔先生，您还会留胡子吗？”
戈尔愣了一下，继续支吾。
她一笑，收住了，全片结束——那一笑就是“看，政客”。
我大概模仿了这个采访。我们坐在厂子的办公室里，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摄像师拿领子掩着鼻子，我问这位老总：“工厂的排污是达标的吗？”
“是。”
“有没有非法排污？”
“没有。”
“那我们在这儿闻到的强烈味道是什么？”
“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您是说您闻不到？”我靠着椅背，歪着头，挑了一下眉毛。
他的脸抽了一下：“我的鼻子，嗯，没有您那样灵敏。”
我笑了一下，节目结束。
事后大家都对这个结尾印象深刻，说真锐利。
我有点得意。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
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
“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一出门，在南院碰上陈虻，没躲得及。平日我脸上只要有任何异样，他都会批评我——你要是看上去挺高兴，他就会找你谈谈，觉得你“最近肯定没思考”。但要是不高兴，你试试？
“怎么啦？”果然。
我刚说了个头儿。
他就评论：“你的问题是你总是太投人了，热爱就会夸张，感情就会变形，就没办法真实地认识事物了。”
“都像你那样……”我带着情绪冲口而出。
“像我怎么样？”
“像你那样老于世故。”
“你如果对这儿不满意，你可以去CNN，或者你当自由撰稿人。”他火了，“你要在这儿就得……”
我打断他：“像你这样无动于衷？”
又谈崩了。
每次跟陈虻吵完，倒都是他给我打电话，不安慰我，也不生气，只是继续跟我讲。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我拐了个弯，去京门大厦的机房找老彭诉苦。
当年评论部有几大牛人。他是其中之二，被女同事叫“电视牲口”，有次编片子，十天十夜，吃住在办公室，不洗不梳，屋子里的味儿进不去人。当年，在罗布泊的小河墓地遗址，他扛着四十公斤重的机器和给养在沙漠中走，每天一瓶水，吃一块干馕。零下三十八度的天气只有一条睡袋。回来吃火锅的时候跟我们说，睡在千年古墓群里，半夜被冻醒了，伸手摸到一根红柳扔进火堆，睡眼惺忪中忽然看到满天星斗。
老彭靠着满墙带子抽烟斗，见我进来，多烫一只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么啦？”
我嘟嘟囔囔地说领导不让讽刺坏人，以为他会支持我，但他说：“我早想骂你了，沙尘暴那期节目，镜头里你跟着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刚站下就开口问：这水能喝么？”
我说这怎么了。
他小细眼从黑框眼镜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医么，中医讲望闻问切，你急什么？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闻一闻，听听水声，让镜头里的气淌一淌，再问？”
我没话可说，端起桌上那只青釉的日本瓷杯准备喝，他“唉”一声，伸过手把杯里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换上九四年的普洱，“这样喝茶你的舌头才喝得出薄厚。”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小时候看电影，人物出场，小朋友们坐在一地瓜子皮里，最爱问的是：“好人坏人？”冲锋号一吹响，立刻热泪盈眶，对坏人咬牙切齿。
我以为自己不喜欢这模式，实际上除了这个模式，我也不太会别的。
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有些题目他想让我采访，但我选择不做，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想离他们远点儿。张洁这人宽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样子，就作罢。
《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
那几年我做节目的趣味是猛题，烈度高，对抗强，要像铜豆大雨，规模大，气势强，大地为之颤动。
阿文被戒毒所卖去卖淫一案，一进办公室，所长拎起暖瓶说“我出去打点热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不必了”，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铁。
他声称对所有卖人的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同去的记者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
“我不认识他，”所长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
“你撒谎。”赵世龙半探起身子，“我假扮成人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有照片为证。”
坏人暴露，我觉得任务完成了。
节目播出后，一家报纸的英文版要转载此事，编辑给小项打电话问有关细节：“戒毒所从什么时候开始贩卖戒毒女的？前后有多少人被卖？这些人都来自何处？戒毒所贩卖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这个所的主管单位是谁？为什么没有采访他们？……”
小项说：“哥们，你提的问题太重要了，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啊，但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回答。”组织者、戒毒所里的管教当时在警方控制下无法见到，戒毒所贩卖戒毒女的账册、放人单等重要证据被焚烧拍不到，小项说得很坦率，就算有千条万条原因，但“从专业角度这个节目算是失败的。只有一个图像被处理的戒毒女的控诉，一个图像和声音均被处理的知情人的‘泄密’，一个卧底记者，一场激烈的对质与抵赖。‘新闻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