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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看见-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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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高中最后一段,好像得了色盲症,记忆里各种颜色都褪了,雨和雪也少了,连晚霞都稀淡一缕。坐在我爸自行车后面过桥时,每次我都默数二十四根桥柱,底下已经没什么水可言,一块一块稠黑泥浆结成板状,枯水期还粘着一层厚厚的纸浆。河滩的枣树上长满病菌一样的白点子,已经不结枣了。后来树都砍了。但我晃荡着双腿,还是一遍遍数着栏杆,和身边的人一样没什么反应,生活在漠然无所知觉中。
  “山西百分之六十的河都是这样,”老头儿说,“想先发展,再治理?太天真了。”
  我问:“如果现在把污染全停下来呢?”
  “挖煤把地下挖空了,植被也破坏了,雨水涵养不住。”
  “你是说无论如何我都看不见汾河的水了?”
  他看我一眼:“你这一代不行了。”
  “这并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现在已经出现地下水污染了,”他说,“就你们家那儿。”污染物已经从土壤中一点一点地渗下去,一直到几百米之下。
  我觉得,不会吧,这才几年。
  但采访完忽然想起一事,我妈常掰开我和我妹的嘴叹气:“我和你爸牙都白,怎么你俩这样?”我俩只好面面相觑,很不好意思。
  老头儿这么说,我才想起,搬家到小学家属楼后,我家自来水是咸苦的,难以下咽,熬粥,粥也是咸的。家家都这样。像喝铁钉一样。后来查了一下,可不是,“县城水的矿化度高,含氯化物、硫酸盐、铁”。
  到现在,自来水也只能用来洗涮,东山里的村民挑了深井水,或者在三轮车焊一个水箱,拉进城,在窗户底下叫卖“甜水”。我妈买了红塑料桶,两毛钱一桶,买水存在小缸里,用这种水熬米汤,才能把绿豆煮破。
  我想我们姐俩是不是枉担了多年虚名,问我爸,他哼哼哈哈不理我这辩解,有天终于恍然大悟:“搞不好真是氟中毒,这几年赵康镇的氟骨病患者多起来了,牙都是黄的,骨头都是软的,腿没法走……”
  我上网查水利局资料,发现襄汾是重氟区——有二十四万人喝的水都超标,全县的氟中毒区只分布在“汾河两岸”,在术语里,这叫“地带性分布”,也就是说,用受工业污染的河水灌溉,加上农药化肥滥用,造成土壤中的氟向地下水渗透。
  河边的洗煤厂是外地人开的,挣几年钱走了,附近村长带着几位农民专门到北京来找过我,问能不能再找些项目,被焦油污染的地没办法复垦了,每炼一吨土焦,几百公斤污染物,连着矸石、岩石、泥土,露天在河边堆着,白天冒烟,晚上蓝火蹿动,都是硫化氢。我们二〇〇六年见过五层楼高的堆积,有人走路累了在边上休息,睡过去,死了。
  现在这些焦厂已经被取缔,老头儿说:“但今后几百年里,每次降雨后,土壤中致癌物都会向地下潜水溶入一些。”
  我听得眼皮直跳。
  我一九九三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感觉。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当时一吨煤十七块钱,此后十年,涨到一千多块钱一吨。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为最重要支柱产业。
  二〇〇三年春节我从临汾车站打车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见度不到五米。满街的人戴着白口罩,鼻孔的地方两个黑点。车上没雾灯,后视镜也撞得只剩一半。瘦精精的司机直着脖子伸到窗外边看边开,开了一会儿打电话叫了个人来,“你来开,我今天没戴眼镜。”
  我以为是下雾。
  他说,嗐,这几天天天这样。
  我查资料,这雾里头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悬浮的颗粒物。临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是个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闭,冬季盛行西北风,污染物无法扩散,全窝在里头了。
  回到家,嗓子里像有个小毛刷轻轻扫,我爸拿两片消炎药给我,说也没啥用,离了这环境才行。他跟我妈都是慢性鼻炎,我妈打起喷嚏惊天动地,原先还让我爸给她配药,后来也随便了:“你没看襄汾这几年,新兵都验不上么,全是鼻炎、支气管炎。”
  我爸是中医,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里来,弄了一个中药柜子,我跟我妹的童子功还在,拿个小铜秤给他抓药,我看药方是黄芪、人参、五味子……
  “都是补药啊?”我看那人病挺重的样子。
  我爸跟我说:“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养一养。”补了句:“十个,十个死。”
  我吃一惊,说什么病啊?
  “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医院没法治了,来这儿找点希望的。”
  他说了几个村子名,病人多集中在那里,离河近,离厂近,他问了一下,都是农民,直接抽河里水浇地吃粮,“这几年,特别多”。
  我问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厂?”
  “找谁呢?河和空气都是流的,谁也不认。”
  二〇〇六年采访孝义的市长,他白皙的四方脸,西装笔挺,不论什么问题,总能说到市里的整顿措施。我问:“这个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再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端起杯子喝口水,看着我:“政府对于焦化,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
  “压住了?”我问,“压住了还会有这么三十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
  “因为当时有个投资的狂热,他们都想做这个事,市场形势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态度是坚决的。”
  “如果你们态度坚决的话,那么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
  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我们对着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宾馆,正准备休息。
  有人敲门,是厂子老总的大儿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又沉又胖,带子绕了两圈缠在手上。看我一眼,说:“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说“你们谈,你们谈”,进了洗手间,把水龙头打开,把门关上。等我洗完澡出来,这哥们走了。
  老郝靠床上冲着我笑。
  我只好说:“我们山西人太实在了,真不把主持人当回事儿啊,就奔着导演去。”
  我俩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个布袋子里到底能装进去多少钱。
  节目没播成。
  无以解忧,我们几人约着去旅行,每到一地,我都对老郝和老范说,我老有强烈的童年感觉。老郝指着那些乱石中上千年的巨榕,或是落英缤纷的荷塘,笑我:“你们山西能有这个么?”我刚开口“我们在旧石器时代……”她们都笑得稀烂。唉,说不下去了。
  汾河边的丁村人文化遗址,从我家骑车十几分钟就到。馆里有文字标明:“十万年前,古人类在这里生存,汾河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冈、砂地和禾草草原。当时的河湖沼泽里长满了香蒲、黑三棱、泽泻……水边草甸上有蒿、藜、野菊,东山坡上是落叶阔叶树木,栎树、桦木、椿树、木樨、鹅耳枥……”石炭纪时这些繁茂的植被,千百万年来的枝叶和根茎堆积成极厚的黑色腐殖质,地壳变动埋入地下,才有了煤。
  小时候,人家在汾河挖沙盖房,一挖湿河沙就有人来我家送龙骨,是一味中药,我爸说是沙里挖出的恐龙化石,用来止血。拿小铁锤在生铁钵砸开,一小段一小段竖纹的细条骨头,里面全是蜂窝样的小眼,吸湿力很强,干完活我们姐俩常把一根雪白的骨头粘在嘴唇上,晃荡着跑来跑去。
  后来我查过,龙骨不是恐龙骨头,是象、犀牛、三趾马的骨头化石,丁村人最早在河滩上制作石器时,狩猎采集为生,猎的就是大象和犀牛。离我家十几里的陶寺遗址掘出的“鼍鼓”,腔内有数根汾河鳄的皮下骨板。四千年前,汾河里还有鳄鱼。
  这里是人类先民最早的农业生产地之一,那时已有收禾穗的石刀,脱壳去皮的石磨棒,由部落而入城市,文明兴起。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说过:“大致在四千五百年前,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在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旅行时高明度的阳光、绿荫、浓重的色彩、动物的啼叫,给我的童年之感,也许是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躺在那里感觉到的东西——也可能是留在人的基因里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远古记忆。
  幼年,我们无甚可玩,土就是玩具,尤其喜欢下雨,沟渠漫溃,雨停后一片泥涂。这些泥涂被大太阳晒得结了干板,变得极为平滑。我们拿着小刀就去撬起几块来,手感滑腻,拿在手里削,没人教,也没图样可参考,我最擅长的也就是削出一把土枪,握在手里比划。我妹更小,连这个都不会,只能拿一个装万金油的圆盒子,找点稀泥巴,等干了磕出来,晾在滩上,圆圆一小粒排起来,就算是艺术创造了。
  我们不懂大人的烦愁。
  山西百分之八十都是丘陵,黄土是亚细亚内陆吹来的戈壁砂石细末,一逢大雨,雨夹泥冲沟而下,曾经把整个打麦场冲毁,十几万斤麦子全入汾河,连坟头也成耕地,清明只能在麦子地或者桃树垄上,大家跪一排烧纸。人越多越垦,越垦越穷,千百年来大概如此。周秦时还是清澈的“大河”,到东汉“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从此大河被称为“黄河”,是命脉,也是心病。唐宋以后泥沙有增无减,堆积在下游河床上,全靠堤防约束,形成悬河。伏秋大汛,三四千年间,下游决口泛滥一千五百九十三次。
  而当下,大汛甚至成为奢侈。一九四九年之后山西成为全国的能源基地,支援东部,支援首都,占到全国外调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十年里,总采煤一百二十亿吨。可以装满火车后一列接着一列在地球上绕三圈,老头儿给我们的报告里写:“每开采一吨煤平均破坏的地下水量为二点四八立方米……造成全省大面积地下水位下降,水井干枯,地面下陷,岩溶大泉流量明显减少,缺水使七千一百一十公里河道断流长度达百分之四十七。”
  十年后再见,我做煤炭生意的那个朋友,把矿倒手卖给了别人,名片换成了北京一家手机动画公司。我问为什么,他说“钱也挣够了”。
  我再问,他说:“这行现在名声不好。”
  再问,他说:“那矿只能挖五十年了。”
  再问,他眯眼一笑,伸了两根指头,“其实是二十年。”
  煤炭的开采不会超过千米,挖穿之后就是空洞,如果不花成本回填,空洞上面的岩层、水层都会自然陷落,老头儿说过,“山西现在采空区的面积占到七分之一了,到二二年,全省地方国有煤矿将有近三分之一的矿井资源枯竭闭坑,乡镇煤矿近一半矿井枯竭。”
  站在我家门口往东看,远远能看到个塔影,唐代所建,山就叫塔儿山。山顶宝塔一直还在,这里是三县交界的地方,北侧的崖被铲成了六十度,高百米的陡崖上紫红色砂岩剥离得厉害,一棵树都没有。到处是采矿塌陷的大坑,深可数丈。
  有一天几个人来我家闲聊,说塔儿山那里的事怪得很,突然一下有个村子塌了。“那个谁,开着一个拖拉机,咔一下就掉下去了。”
  他们吸一口气,歪个头“邪门”,磕一下烟,再聊别的事。
  做节目时我到了采空区。
  黑灰满天的公路上,路全被超载的车轧烂,车陷在烂泥里走走停停。夜路上也是拉煤的大货车,无首无尾,大都是红岩牌,装满能有七十吨重。
  我去的叫老窑头村。九十年代当地有句话,“富得狗都能娶到媳妇”。现在村里煤矿由村主任承包,一个煤矿一年可以挣上千万,每年上交村里八万。一千三百人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到六百元。人们过得比十年前还穷。
  村委会主任竞选,两个候选人一夜没睡,雇人骑摩托车发单子。稀薄的粉红色纸,格式都一样,承诺当选的几件实事,最后一行是承诺给多少现金,这格空着,临时用圆珠笔往上写,挨家挨户送,刚出生的小孩儿也算人头。
  全村人一夜没睡,门大开着,听见摩托车响就高兴,摩托车经过不带减速的,纸向门环上一插——这人出一千,那个人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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