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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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生涯”（vita），系从马里奥·本凡蒂尼校订本及奎多·马佐尼校订本。有的版本作“能力”（virtù）。
②此处“能力”（“virt”ù）的涵义包括道义上的优越性。
以这样的方法只是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不能赢得光荣。不过，如果考虑到阿加托克雷出入危殆之境的能力和忍受困难、克服困难的大勇，我们就觉得没有理由认为他比任何一个最卓越的将领逊色。然而他的野蛮残忍和不人道，以及不可胜数的恶劣行为，不允许他跻身于大名鼎鼎的最卓越的人物之列。因此，我们就不能够把他不是依靠幸运或能力而得的成就归功于幸运或者才能。
在我们的时代里，当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期间，费尔莫市民奥利韦罗托③幼年时是一个无父的孤儿，由他的叫作焦万尼·福利亚尼的舅父抚养。在他童年的时代，他的舅父就把他送到保罗·维泰利①部下当兵，希望他在保罗·维泰利的训练下，能够在军界里，取得显赫的地位。保罗死后，他在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②部下从军。由于他的机智和身强胆壮，他在极短的期间内就成为维泰洛佐军队中的第一号人物。但是他觉得在他人底下服役是卑贱的事情，于是下定决心，在费尔莫某些市民的援助下（这些人认为奴役胜过他们国家的自由），并且在维泰洛佐的赞助下，要占领费尔莫。因此他写信给焦万尼·福利亚尼说，因为离乡背井已经多年，自己希望回去探望他和故乡，并且稍为看看自己的祖产；他又说，他汲汲以求的，除了荣誉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为着使他的市民同胞知道他并没有虚度光阴，他希望由他的朋友和侍从组成一百名骑兵伴送荣归故里，他请求他的舅父从事安排，使他受到费尔莫市民荣誉的接待，而这一切不仅是他的荣誉，同时也是焦万尼本人的荣誉，因为他是焦万尼养育的孩子。
③奥利韦罗托（OliverottodaFermo），姓欧弗雷杜奇（Euffreducci）。马基雅维里论述的事件发生于1501年12月。其后在1502年12月31日，奥利韦罗托在西尼加利亚被切萨雷·博尔贾杀害。
①保罗·维泰利（PaoloVitelli），在对皮萨的战争中任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将领，后因涉有背叛嫌疑被捕，1499年10月在佛罗伦萨处决。
②维泰洛佐·维泰利（VittellozoVittelli），1502年在西尼加利亚被切萨雷·博尔贾杀害。
因此，焦万尼分毫不差地尽了对于他的外甥应尽的责任，使他受到费尔莫市的人们荣耀的接待，请他住到他自己的家里。奥利韦罗托在那里过了几天，为自己将来的阴谋诡计作好了必要的秘密安排之后，他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邀请了焦万尼·福利亚尼和费尔莫市的一些首要人物出席。③当吃过酒肴以及这种宴会所常有的其他余兴完毕之后，奥利韦罗托装模作样地开始发表某种重要讲话，大说特说教皇亚历山大和他的儿子切萨雷的伟大，以及他们的鸿图伟业。当焦万尼和其他的人们对于他这个讲话作答之后，奥利韦罗托立刻站起来说，这些事情应当在较为秘密的地方进行讨论。于是他自己退入一个房间里去，焦万尼和所有其他的人也都跟随他进去了。可是他们刚要坐下来，士兵们就从密藏的地方涌上来，把焦万尼和所有其余的人统统杀了。在这次谋杀之后，奥利韦罗托就跨上马背，在市里往来驰骋，把宫廷中的最高长官围困起来，使他们惊骇恐惧，不得不唯命是从，并且确认由他本人当君主的政府。他把所有那些心怀不满可能加害于他的人们全部杀掉，同时颁布关于民政和军政的新的规章制度，来巩固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他在保有这个王国的一年中，不但在费尔莫这个城市之内安全不过，而且使所有的邻国都害怕他。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提过的，当切萨雷·博尔贾在西尼加利亚征服了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人们的时候，如果奥利韦罗托没有上博尔贾的当，他的灭亡就会象阿加托克雷的灭亡一样困难了。因此，在奥利韦罗托杀亲以后一年，他本人以及他在善恶方面拜作老师的维泰洛佐一道被绞死了。
③这是在耶稣诞辰的第二天，即1501年12月26日。
有些人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阿加托克雷和某些象他一类的人们，为人无限奸诈、残暴，后来却能够长时期地在他们本国安全地生活下去，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的侵害，而且他本国的公民也从没有阴谋反对他们；而与此相反，其他许多人，依靠残暴的方法，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不能够保有他们的国家。至于在胜败未卜的战争时期内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这是由于妥善地使用或者恶劣地使用残暴手段使然。如果可以把坏事称为好事的话，妥善使用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自己安全的必要，可以偶而使用残暴手段，除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恶劣地使用的意思就是说，尽管开始使用残暴手段是寥寥可数的，可是其后与时俱增，而不是日渐减少。采取上述第一种办法的人们，如同阿加托克雷那样，由于神与人的帮助，对于他们的地位会获得某种补益，而采取另一种办法的人们却不可能自保。
由此可见，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这样一来，由于不需要一再从事侵害行为，他就能够重新使人们感到安全，并且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反之，如果一个人由于怯懦或者听从坏的建议不这样做，他的手里就必需时时刻刻拿着钢剑，而且他永远不能够信赖他的老百姓，而由于他的新的继续损害，人民不可能感到安全。因为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他们的积怨就少些；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便人民能够更好地品尝恩惠的滋味。总之，君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该在人民当中生活，以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不论是好的或者坏的，迫使自己改弦易辙①，因为如果这种变革的必要性是在不利时期发生的，这时你采取严酷手段就太晚了，而你作好事也帮助不了你自己，因为人们认为你是被迫如此，你是不会因此得到任何的感谢的。
①指改变上述关于从事损害行为和布惠施恩的政策。
第九章 论市民的君主国
现在谈另一种情况：如果一个平民的市民，不是依靠罪恶之道或者其他难堪的凶暴行为，而是由于获得本土其他市民的赞助而成为本国的君主，这种国家可以称之为市民的君主国。要取得这种地位，一个人既不完全依靠能力，也不完全依靠幸运，需要的倒是一种幸运的机灵（unaastuziafortunata）。我认为，取得这种君权，不是由于获得人民的赞助就是由于获得贵族的赞助，因为在每一个城市里都可以找到两个互相对立的党派；这是由于人民不愿意被贵族统治与压迫，而贵族则要求统治与压迫人民。由于这两种相反的愿望，于是在城市里就产生下述三种结果之一，不是君主权（principato），就是自主权（libertà），否则就是无政府状态（licenzia）。君主政体，不是由人民建立，就是由贵族建立，这要看在这两方当中哪一方获有机会。当贵族看见自己不能够抗拒人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并且使他当上君主，以便他们在他的庇荫下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当人民察觉自己不能够抵抗贵族的时候，也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并且扶他做君主，以便能够依靠他的权力保卫他们。一个人依靠贵族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比依靠人民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更难于继续保持其地位。因为君主发觉自己周围有许多人自以为同他是平等的，因此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指挥他们或者管理他们。
但是如果一个人是由于人民的赞助而获得君权，他就发觉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人，在自己周围并没有一个人不准备服从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的。除此之外，一个君主如果公平处理事情而不损害他人，就不能够满足贵族的欲望，但是却能够使人民感到满足。因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的目的来得公正。前者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已，而后者却希望进行压迫。再说，如果人民满怀不满，君主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因为人民为数众多；另一方面，君主能够使自己安全地对付贵族，因为贵族人数甚少。君主能够预料到那些敌对的人民干出最坏的事情，就是他们将来把自己抛弃了。但是，对于那些敌对的贵族，君主不仅害怕他们抛弃自己，还害怕他们会起来反对自己。因为贵族在这些事情上比平民看得更深远而且更敏锐，常常能够及时使自己得救，而且从他们所预期的将会赢得胜利的一方取得帮助。此外，君主总是不得不和上述的平民在一起生活，但是如果没有上述贵族，君主也能够过得很好，因为他能够随时设立或者废黜贵族，并且能够随心所欲给予或者抹掉他们的名声。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件事情，我认为对于贵族应该主要地从下述两种方式着眼进行考察：他们支配自己行动的方式使他们自己完全依靠你的运气，抑或不是这样。对于那些这样约束自己而不是贪婪的人们，你应该给以光荣并加以爱护；而对于不是这样约束自己的人们，你可以从下述两种方式着眼进行检验。这就是说，他们这样做可能是由于胆怯或者天生缺乏勇气使然。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利用他们，特别是利用那些能够给你提出有益意见的人们。因为，这样一来，当你隆盛的时候，他们会尊敬你，而当你处在逆境的时候，你也无需畏惧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是为了野心勃勃的目的，故意不依靠你，这是一个征象，表明他们为自己着想比替你着想得更多。君主就应该防范这类人，并且把他们当作公开的敌人那样加以警惕，因为在君主不利时期，他们总是出来帮助把君主灭掉。
因此，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免于压迫，君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赞助成为君主的话，他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想方设法争取人民。如果他把人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他就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人们原来预料要受到他的损害而现在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们对自己的恩人一定更加接近；人民立即对他充满了好感，胜过那些赞助他登上王位的人们。而且君主要赢得人民的好感有许多方法。这些方法根据各种情况而互不相同，我们不能够制作出一定之规，因此现在就不谈了。我只是断言：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否则他在逆境之中就没有补救办法了。
斯巴达国王纳比德①，抵御了全希腊人和一支罗马常胜军的围攻，保卫了他的国家和自己的地位不受他们侵害；当危难降临他头上的时候，他需要做的不过是使少数人无能为害；但是假使人民已经同他敌对的话，这就不够了。对于我的这条见解，谁都不要拿一句陈腐的谚语：“以人民为基础，譬如筑室于泥沙”来进行反驳。因为如果一位平民把他的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并且深信当自己受敌人或者官吏压迫的时候人民将会解救自己，那末这句谚语是中肯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同罗马的格拉奇②和佛罗伦萨的乔治·斯卡利③的遭遇一样，他往往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如果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人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够指挥，是一个勇敢的人，处逆境而不沮丧，不忽视其他的准备，并且以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而且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
①纳比德（Nabide），斯巴达国王（在位：公元前206或207—192），以贪婪、酷虐著名。后被罗马军暗杀。
②格拉奇（Gracchi）指由平民选出的有名的古罗马护民官格拉古兄弟蒂贝里奥和卡伊奥（Tiberio和CaioGracco，公元前163—133，153—121）。二人分别于公元前133年和121年，在罗马贵族所挑起的反对他们的骚乱中被杀害；他们曾经采取一些有利于平民的措施，但似乎未获得人民的坚决支持。③乔治·斯卡利（GiorgioScali），十四世纪，佛罗伦萨下层民众领袖之一，与汤姆马索·斯托齐（Tommasostorzzi）结党。于1382年1月17日被捕杀害。
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