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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张春桥传-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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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邓拓连同彭真一起打了直去……
  晋察冀之恋
  一九四三年,当春风吹拂晋察冀边区的时候,二十六岁的张春桥陷入了热恋之中。
  爱神的箭,悄悄向他射来,最初他竟不知不觉。
  那是报社搬进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的时候,常常收到署名“李岩”的稿子。作者自云是北岳区党委宣传于事。
  看得出,“李岩”的文笔老练,颇有点文学根底。
  张春桥给“李岩兄”复信。鸿雁往返,“李岩兄”给他留下了印象。
  一天,当张春桥出差到北岳区党委,便去看望“李岩兄”。
  推开宣传部的门,只见里面坐着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姑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显得颇为秀气。她抬起头,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望着张春桥。
  “请问,李岩同志在吗?”这是张春桥平生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您贵姓?”这是她对张春桥说的第一句话。
  “免贵姓张。”张春桥用山东式的习惯自我介绍道。
  “您是张春桥同志?”那姑娘居然马上猜出来者何人。
  “嗯。”张春桥惊讶地点了一下头,反问道:“您是……”
  “我就是‘李岩兄’!”姑娘的回答,使张春桥张开的嘴,久久地合不拢。他万万没有想到,“李岩兄”是这么个斯斯文文的巾帼秀才。
  写过“猫还叫春呢,咱们是活灵灵的人”之类“名句”的张春桥,在东颠西奔之中,一直没有机会找一个钟意的女人。如今,一个窈窕淑女,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他面前,“君子”怎不“好逑”?
  他坐了下来。虽说按他的习惯动作,把手伸进衣袋,想摸出烟抽,一想到面前坐着的是“李岩兄”,他赶紧把烟放回衣袋。
  “我叫李淑芳。”姑娘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道,“李岩是我的笔名。我喜欢用男性的笔名,为的是我的文章不会受到‘歧视’。我还用过笔名李若文,是个近乎男性却又有点女性味道的名字。”
  平日能说会道的张春桥,此刻在李淑芳面前显得木讷。倒是李淑芳谈笑风生。
  李淑芳说起自己的身世:出生于富有家庭的她,从小是个循规守矩的女孩子。
  学习成绩向来不错,而且喜爱文学。十七岁的时候,她参加了C·Y(共青团),成了家庭的叛逆。虽然中间她曾失去了组织关系,但是她仍向往着延安。她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投奔晋察冀边区,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然后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
  “自从投身革命,与家庭完全失去了联系。一个姑娘独自在外,常常感到孤单。”
  李淑芳叹了一口气,习惯地用右手食指扶了一下眼镜,说道,“为了解闷,消磨漫长的夜晚,我拿起了笔。你的那些写给‘李岩兄’的信,使我在孤独之中得到了温暖……”
  李淑芳抬起了头,看了张春桥一眼。向来面部缺乏表情的张春桥,此刻双颊泛红,微微发烧……
  一见钟情。“狄克”与“李岩”之间的恋情,像闪电一般进展。
  虽然李淑芳属龙,张春桥属蛇,她比他痴长一岁,他也不计较这些了。在张春桥看来,在晋察冀边区,能够找到这么一个有文化,能写作又是党员的对象,已是他的造化了。
  热恋由“地下”转为公开。你来我往,他们的恋爱关系,已是人所皆知了。
  一九四三年秋,张春桥和李淑芳准备向组织上打报告,申请结婚。
  就在这时,战事吃紧,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自十月一日起,亲自率两万兵马,对晋冀鲁豫的太岳地区,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这一回,冈村宁次采用了新的战术,名曰‘铁棍式的三层战地新战法“,即:
  厚积兵力,纵深配备,反复推进,杀尽人畜,毁灭一切资财。
  短短三个月里,冈村宁次发动了五次“大扫荡”。
  战争的秋风,吹散了张春桥的春梦。呼啦啦的战火,烧断了鹊桥。久久地,张春桥不知李淑芳的音讯。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张春桥不时做着噩梦:难道淑芳倒在日军的枪口之下?
  张春桥喝下了苦酒
  一九四四年,张春桥紧锁的眉头从未舒展过。战争到了最严峻的时刻。在一九四三年秋“大扫荡”的高潮中,《晋察冀日报》成了“游击报”,在灵寿、平山、五台、阜平四县交界的深山里印报。
  到了一九四四年,报社依然不断地“游”动着,从大沙河畔的阜平县城,迁往山沟沟里的雷堡村、山峪村、苏家台村。
  李淑芳沓无音讯。虽然每当通讯员送信来的时候,张春桥总是伸长了脖子。可是,一次又一次,他一直没有见到“李岩兄”那熟悉的字迹的信封。
  望眼欲穿。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在不安中度过。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封“李岩兄”的亲笔信,终于到了张春桥手中。
  向来用剪刀剪开信封才看信的张春桥,这一回急急地用手扯开信封;向来把“李岩兄”的信一封封编号保存的,这一回看后用火一烧了之。
  这封信的内容,李淑芳还记得:她向她的“桥”,诉说了自己的不幸和极度的痛苦,请求“桥”的同情和理解。如果“桥”能够向她这样的落水者伸出救援的手,她就重返他的身边。要不,她只能回到他的父母那里,嫁一个男人,打发一辈子的时光……
  她永远难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
  窗外,天还黑糊糊的,她正睡得香。突然,村外响起了枪声。
  那时,她已从北岳区党委宣传部,调到了河北平山县部苏区担任区宣传委员,住在园坊村。
  她翻身下床,披上棉大衣,急急奔出屋,就被门口的雪滑了一跤。
  “日本鬼子进村啦!”她跟随着村里的老百姓往外逃。
  敌人四面合围。一颗子弹发出尖锐的啸声,朝她袭来。
  她倒在地上。
  她的那副金丝眼镜,最清楚地表明,她不是本村的老百姓,而是外来的共产党干部。
  她被日本兵押上了汽车,拉到平山县城。
  在平山县城才逗留了一天,她就被押往石家庄,送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大牢。
  二十七岁的她,脸色惨白,她哪见过带血的刺刀,哪尝过皮鞭的滋味。最初,她曾咬着牙,熬着那地狱生活。她知道,一旦被敌人撬开了嘴,将会意味着什么。
  皮肉之苦,毕竟难捱。特别是日本兵用枪掠倒了几个不愿屈服的共产党人之后,终于摧毁了她的精神防线:死了,什么都完了;自首,起码还可以留下一条活命。
  她,自首了。
  她得到了敌人的“宽大”,调往石家庄甲第一四一七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
  走了第一步,她不得不走第二步——从自首到叛变。日本兵仍要她当“宣传干事”。
  矮矮胖胖的日军中尉矢野宣布,建立一个“宣传班”,任命李淑芳为“班长”。
  于是,李淑芳又拿起了笔。不过,这一回“李岩兄”不是为中共《晋察冀日报》写稿,却是替日军作宣传。出自她的笔下的反共宣传材料有:《我们不再受骗》、《弃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她不光是写,而且还演出。
  她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她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反共同盟”。她居然在日军电台作广播宣传,鼓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
  她的“出色”的“宣传”,受到了她的上司——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表彰,给了她一连串叮叮当当响的“荣称”:“巾帼英雄”、“新派绅士”、“女中豪杰”、“东方的摩登女士”……
  李淑芳好梦不长。抗日战争节节胜利,八路军步步进逼石家庄,大佐、中尉、少尉们已在收拾行装,准备滑脚了。他们已经顾不上“宣传班”了。
  李淑芳又陷入了新的痛苦之中,虽然她拣了一条活命,却断了脊梁骨。眼看着日军大势已去,她失去了依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回晋察冀边区吧,叛变之徒,在那里无处容身。回到父母身边吧,那将有何面颇。她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
  于是,她提起沉重的笔,给亲爱的“桥”寄去一信……
  清冷的月光,照着山村。张春桥失眠了。
  他面临着抉择:甩掉李淑芳吧,他们已经有过那样公开的恋爱关系。何况,再想找一个像李淑芳这样能干而又有知识的女人,在山沟沟里实在很不易;要李淑芳吧,她又已经落到了那样的地步。
  看来两者不能两全,张春桥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两全之计:只要李淑芳隐瞒那段五史,如同他隐瞒了“狄克”、“华蒂社”一样,不就用“红皮”遮住了“白心”?
  李淑芳回来了,来到了阜平县苏家台村,来到了张春桥身边。一年半没有见面,张春桥还是老样子,李淑芳却丧魂落魄,目光无神,失去了当年的青春的光彩。
  李淑芳低声向张春桥倾诉了一切,而张春桥只是轻描淡写地对邓拓说:“李淑芳在反扫荡时受伤被俘,最近刚刚从牢里逃出来……”
  于是,李淑芳改名“文静”,被张春桥安排在《晋察冀日报》社资料科当编辑。
  一九四五年,张春桥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这么写着,并为之加了注解:
  爱人姓名:文静。
  爱人是否党员:是(注二)。
  (注二)是一九四三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四三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己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日前是个别关系)。
  在张春桥的庇护之下,文静摇身一变,居然又成了中共党员!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张家口挂起了白旗,晋察冀八路军一举夺得这一冀北重镇。
  一个多星期之后,《晋察冀日报》社迁入张家口。
  刚刚吃上几口安定的饭,张春桥就与文静结婚。
  毕竟文静的劣迹昭著,不是张春桥能够一手遮住的。后来,文静的叛徒问题被组织上知道了。
  随着张春桥的飞黄腾达,文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后悔莫及,可是这苦酒是他自作聪明喝下去的……
  与柯庆施共事于石家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石家庄炮声隆隆,一彪人马朝城里杀来。
  国民党军队稍战即溃。石家庄落入了晋察冀杨得志、罗瑞卿野战兵团手中。
  《石门日报》在石家庄出版了。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
  尽管文静对于石家庄有着痛苦、恐怖的回忆,生怕重新在这座倒霉的城市露面,会被过去的熟人认出“东方的摩登女士”的昔日形象。可是,她又不能不跟随丈夫一起赴任。她在石家庄深居简出,唯恐在街上遇见当年她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节目的观众
  张春桥在石家庄却很得意,因为他的顶头上司不再是格格不入的邓拓,而是情投意合的“何大鼻子”。
  “何大鼻子”只因长了个大鼻子,得了这么个雅号。当面,人们则总是用亲切而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庆施同忐”。
  早年,何庆施的雅号叫“柯怪”。那时候,何庆施还不是“首长”,人们当面直呼“柯怪”,他倒也答应,不以为怪。
  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翟秋白》一文中,曾顺便写及“柯怪”。寥寥数笔,可谓传神。
  那是一九二三年,“柯怪”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毛头小伙:
  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十大,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论革命,柯庆施的资格是很深的:一九二○年,十八岁的他,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二十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柯庆施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职务: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河北省委前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
  就在张春桥来到石家庄不久,柯庆施被任命为石家庄市市长。
  《石门日报》易名为《石家庄日报》。作为市政府的喉舌——《石家庄日报》社长,张春桥跟柯庆施有了密切的接触。
  四十六岁的柯庆施很快就发觉,三十一岁的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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