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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张春桥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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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底下所有监狱的窗,那铁条都是竖的。唯有这儿关押要犯的牢房,窗上铁条反而是横的,仿佛给犯人上吊自杀提供了方便。他不畏死,却不想死。他的心中,常常喃喃自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要把牢底坐穿,看那些豺狼横行到何时。
  没有日历,没有报纸。不知今宵何日,不知明朝何月。他真的被蒙在鼓中,围墙外的生死搏斗他全然不知。
  突然,在不知何年何月何日的一大,看守在门上的小洞口大声喊道:“把语录交出来!”
  红色的语录,是他身边唯一的书本。他感到莫名惊讶:为什么要交出语录?
  他小心地把红色小书从小洞口递出去。注视着看守的一举一动。
  看守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他。
  “嚓,嚓。”居然发出撕书的声音!
  葛正慧焦急万分:如果那个看守撕坏了书前的毛主席像,反诬他撕,那他有口难辩,罪上加罪的。
  那看守转过身来,把红色小书朝小洞口一丢。他赶紧接过语录,急急地翻查。
  他立即发现:那印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林彪题词的一页,被撕去了。林彪的《再版前言》,也给撕掉了。
  “把林副统帅的题词还给我!”他赶紧对看守说。
  看守双眼一瞪,吼道:“还提什么‘林副统帅’?!给我闭嘴!”
  葛正慧茅塞顿开:“林副统帅”垮台了!
  他喜不自禁。心想,林彪倒了,你江青、张春桥还能支撑几日?
  看守撕去林彪题词,使他在万分孤寂中听见惊雷。
  他多年在图书馆工作,终日读书、阅报,养成了习惯。如今终日在空白中度过。
  他迫切地希望看报,希望知道大墙之外是何等世界。
  “我要看报!”他郑重其事地向看守提出来。
  “你想看报?你想窥测方向?”看守大抵具有极高的“革命警惕性”,马卜从葛正慧的一句话、联想到“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之类反胡风时的习惯用语。
  “为什么不能看报?就是关在提篮桥,也允许看报的呀!”葛正慧所说的“提篮桥”,也就是上海监狱。因为上海监狱在提篮桥,上海人习惯地称之为“提篮桥”。
  “这儿不是提篮桥!你罪大恶极,枪毙了还便宜你,所以关在这儿。你还想看报纸,白日做梦!”看守沉着脸,从牙缝里蹦出这几句话。
  葛正慧知道,再争也没用。但是,没有报纸,不听广播,过着完全封闭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
  小洞口一次又一次响起看守的呼唤:“坦白交代吧,马上把你放掉!你看,外边的天空多蓝,空气多好!”
  如同笼中之鸟,他天天渴望自由。然而,一想到他的自由要以销毁那份铁证—
  —《鲁迅先生轶事》为代价,他宁居小小囚笼,不慕天高海阔。
  一次次旭日东升,一回回夕阳西沉。熬过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度过群蚊围攻的酷暑。
  忽然,有那么一天,从小洞口竟丢进一份《人民日报》。
  看守怎么如此大慈大悲?给了报纸,还说道:“你不是要看报纸吗?给你!仔仔细细地看吧。”
  葛正慧连忙拾起报纸,不由得一怔:《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赫的地位刊登一张照片,一个大包头、戴眼镜、中山装笔挺的人物面带三分笑,正在跟朝鲜外宾握手。如果不看照片说明,他差一点认不出来这位“首长”。哦,说明上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
  就在这时,小洞口又响起看守的声音:“怎么样?看见了吗?你还敢炮打吗?赶紧交代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葛正慧愤愤地把报纸掷在地上。他简直不可想像,“狄克”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他更咬紧牙关。越是“狄克”得志,越是不能交出那本《鲁迅先生轶事》。总有一天,“狄克”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看守只给他看这一份报纸。此后,不再给他看报,而是逼着他交代。
  在秘密监狱中关押了五年多,他竟然只知道大墙外的两桩事:林彪垮台,张春桥上台。
  囚首垢面,心事浩茫,忧国忧民,吞辱含冤。望着铁窗,他常常喟然长叹。虽说他无妻无子无女,但他心中装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前途。
  他,忧天下之忧——“狄克”仍在得志,仍在猖狂!
  结成“四人帮”
  “狄克”,正在做着总理梦!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在例行的体格检查中,发现患早期癌症。
  渐渐地,周恩来日益消瘦,每日大量便血,一九七四年四月,他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
  张春桥与邓小平并列为副总理。诚如寒冰与炽炭,两人尖锐地对立。张春桥做着总理梦,邓小平成为他的最大的障碍。
  一个是靠“打倒走资派”起家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向蒯大富面授打倒刘邓机宜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春桥。
  一个是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大帽子下解放出来、重上政治舞台。他要对“文革”进行大整顿。邓小平并没有因为挨整而改变他的政治见解。
  论资历、论能力、论智慧、论经验,张春桥都不是邓小平的对手。
  最使张春桥坐立不安的是,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周恩来支持邓小平。
  敦请邓小平复出的,是周恩来。毛泽东呢?在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的信上,写下一段批示,赞扬了邓小平:“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历史上他是挨整的,二战时期邓毛谢古,他是毛派的头子。大家可以看《六大以来》。”
  这里的“二战”,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邓毛谢古”,邓为邓小平,毛为毛泽章,谢为谢维俊,古为古柏。一九三三年,“邓毛谢古”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打击,人称“毛派”。毛泽罩就是毛泽东的小弟弟。
  唉,当邓小平成为“毛派的头子”时,张春桥正是“华蒂社中坚”!
  接着,毛泽东又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张春桥懊悔不尽,当年没有像整刘少奇那样,置邓小平于死地。如今,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倚重于邓小平,构成了对张春桥的最大的威胁。
  邓小平出任副总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任总参谋长。邓小平本来就在军队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刘邓大军”的邓便是他。出任总参谋长之后,他受到军队的拥戴。张春桥心中发慌了——他虽然从“文革”一开始就穿上军装,后来当上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可是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几乎等于零!
  独力难当,四人结帮!
  在“中央文革”的旗帜下,张春桥与江青、姚文元实际上早已结成一伙。
  说实在的,张春桥在江青面前,虽然总是装出一副顺从的姿态,但是打心底里,他并不把这个女人放在眼中!在张春桥看来,江青不过是个草包,如此而已。他处处“敬重”江青,全然因为她是“第一夫人”,她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在两次炮打的危机中,都是这位“第一夫人”拉他一把,才使他脱离险境。
  至于姚文元,向来对他言听计从。姚文元是他一手拉扯上去的。在姚文元面前,他永远是“老上级”。
  王洪文虽说有着俊俏潇洒的外表,张春桥却知道他的底细——绣花枕头而已。
  此人胸无点墨,在张春桥掌握之中。尽管有时也与张春桥闸点别扭,毕竟畏惧张春桥三分。
  毛泽东本来寄望于王洪文。谁知王洪文一到北京,就被张春桥拉了过去——他们本来就是一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一帮。起初,人称“上海帮”。这样以地域定名,未免使上海人反感。于是,又有人称之为“四联帮”。
  最后,毛泽东给他们起了一个传之千古的名字——“四人帮”!
  就在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毛泽东便对这个接班人失去了信心。毛泽东已经察觉了王、张、江、姚的不正常的活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迄今有案可查的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小宗派”——“四人帮”的话。
  “四人帮”,人们通常称之为“王、张、江、姚”,那是按照四人的职务高低加以排列。也有的称之为“江、王、张、姚”,因为首领是江青。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是军师。江青的旗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棍子,王洪文的副主席牌子,他们“四合一”,结成一帮。“四人帮”的核心,是张春桥。
  “四人帮”之中,其实没有一个“正宗”的上海人——王洪文是东北长存人,张存桥是山东巨野人,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姚义元是浙江诸暨人。除了姚义元能操上海话之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连“阿连”都不会说。“四人帮”曾一度被称之为“上海帮”,那是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蓝苹的成名,便是在上海滩、她的“革命样板战”,她的批判《海瑞罢官》,都是以上海为“基地”才搞起来的;
  “狄充”钻入左翼作家阵营,也是在上海滩。后来,就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出任何庆施政治秘书,直至解决“安事事件”,发动“一月革命”,都是在上海干的;
  王洪文从部队复员以后,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在安亭卧轨拦车,他成为“工总司”司令,都是在上海。正因为这样,在中共十大召开时,张春桥握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杨小妹的手说:“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至于姚文元,他一九四八年入党,一九五七年发表了那篇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录以备考》,他写那篇震惊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都在上海。
  先是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张春桥救出了陷入困境的中共上海庐弯区党委宣传部干事姚文元,在他把持的《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姚文元“批判”胡风的文章,张姚有了交情。接着,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张存桥、姚文元结成一伙。
  自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共同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王、张、江、姚终于结成“神圣同盟”——“四人帮”。
  一八七四年四月十日,穿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日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同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面对各国的代表,邓小平侃侃而论它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见解。这是邓小平自从被“文革”风暴刮倒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公开露面,成为外国记者目光汇聚的焦点。
  外电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矮个子邓小平,毫无疑义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读着内参上登载的外电评论,张春桥那黑眼珠顿时成了兔子般的红眼珠。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张春桥一直把双眼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显然,只要周恩来健在一天,周恩来就是总理。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是“第一副总理”。因为“第一副总理”有双重意义:第一,现在总理正病重,“第一副总理”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第二,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
  周恩来已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设立“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呢,也觉得需要设立“第一副总理。不论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深知邓小平和张春桥势不两立,同为副总理,平起平坐,倘不明确谁”第一“,国务院的工作会乱套。
  在中共十大之后,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七四年十月,周恩来在北京医院住院,毛泽东在十月十三日抵达湖南长沙疗养。江青呢?接连挨了毛泽东的批评,嘱她“不要多露面”。诚如江青自己所言: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十月四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电话的内容,迄今仍可从王洪文亲笔所写的电话记录中查到: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这一句话,引起一场大风波。
  第八章 总理梦化为泡影
  与邓小平对着干
  十月四日晚上,作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当即从中南海打电话到钓鱼台把张玉凤的电话内容,转告了“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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