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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张春桥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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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串连会的人现在都抓起来了没有?
  老人串连会的后面是什么,你们掌握了没有?
  能不能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住到这些大饭店里去的?通过什么关系?
  是哪些人来跟陈丕显联系的?他们跟上海军队里面谁联系?
  一个接一个问号,张春桥问得够仔细的了。他的每一句问话,都成为“扫雷纵队”侦查的内容,成为下一期《扫雷》所要提供的情报。
  “扫雷纵队”成为张春桥专用的一支别动队。张春桥为游雪涛送来的各种绝密情报,写下亲笔批示达五十四件之多。他在游雪涛的《一年工作总结》上写道:
  “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这句“谢谢同志们”,曾使“扫雷纵队”
  沉醉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张春桥已经是“中央首长”了,只能讲“谢谢同志们”这样“最高指示”式的评语。文静则把话说得更为明白:
  “将来有两个人,可以当公安局长。一个是王洪文,这个人做事有魄力,另一个是游雪涛,这个人有办法,什么事情他都可以秘密地替你弄得来。两个人各有特点,王洪文适合公开的工作,游雪涛适宜于作秘密工作。”
  在文静的话中,一是把游雪涛与王洪文相提并论,二是以“公安局长”职务相许,难怪游雪涛肝脑涂地,仍要效忠于张春桥了。他给主子写下这般感激涕零的信:
  “过去的一年,是我参加工作十八年来最幸福的一年”,“知道您在百忙中还曾问及我近来的情况,不禁热泪盈眶。”
  怀仁堂的论战
  自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的党政大权落入张春桥手中之后,张春桥的目光转向北京。野心勃勃的他,觊觎着中央党政大权。
  二月十二日上午,一架银色的专机从上海起飞。机舱返坐着一身绿军装的张春桥、姚文元。自从毛泽东在“文革”中脱下中山装、穿上军装,他们也马上效访了。
  此刻,他俩的脸上漾着微笑——“一月革命”的胜利微笑。
  专机刚刚降落在北京机场,红旗牌轿车便载着他们直奔钓鱼台。那里,已成为“中央文革”的领地。江青已在那里等候他俩的到来。
  当天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便坐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向最高领袖汇报“一月革命”的“盛况”……
  张春桥身上那“一·二八”冷汗早已干了。他,得志又得意,今非昔比了。
  就在张春桥回到北京的第四天——二月十六日,他又在怀仁堂挑起一场大论战。
  坐落在中南海之畔的怀仁堂,原本是清朝所建的“仪鸾殿”。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此召开,使怀仁堂著名于世。此后,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在此召开。这里的气氛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一直是和谐、欢悦的。
  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一辆辆红旗牌轿车接连驶往怀仁堂。周恩来在这里召集中央碰头会,却爆发了一场唇枪舌剑之战。
  最初的火星,是这样碰撞产生的:当张春桥刚从轿车里钻出来,另一辆红旗牌轿车来到了,从车里出来的是“大谭”。
  “大谭”、“小谭”曾闻名于华东。“大谭”即谭震林,“小谭”乃谭启龙。
  谭震林是张春桥的老上级,解放初,当张春桥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时候,谭震林便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尽管成了“新贵”之后,张春桥再也不把谭震林放在眼里,而在“大谭”看来,张春桥还只是张春桥罢了。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见到张春桥,头一句话便使张春桥不快。
  陈丕显是谭震林当年的新四军老战友。谭震林知道毛泽东批准的进京省、市委书记的名单中有陈丕显,理所当然地这么问张春桥。
  张春桥呢?他的“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就在于打倒了陈丕显。他傲然回答了谭震林的问话:“他来不了,群众不答应呀!”
  谭震林一听,反驳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冷笑:“党组织?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大谭”报以讥笑:“喔,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张春桥眼睛一翻,气嘟嘟地管自走进会场。
  周恩来刚刚宣布会议开始,谭震林就第一个发言: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个‘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又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的目光逼视着坐在斜对面的张春桥。
  张春桥重弹老调:“群众不答应嘛!”
  谭震林再也忍耐不住了,霍地站了起来,当着众人面前,痛斥张春桥: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你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这边,谭震林的两侧坐着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余秋里。
  那边,张春桥的两侧坐着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姚文元、王力。本来,这样的场合,江青是必定要出马的。但是,就在前些天,江青“批判”陶铸时,讲了一些出格的话。毛泽东批评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她一生气,说自己“生病”了。
  两军对垒,阵线竟是那样的分明。
  谭震林说罢,一肚子气,走过去穿衣服,看样子要走。他手中拿着大衣,指着对面的那一帮子人说道:“就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
  这时候,周恩来站了起来,劝住“大谭”,拿下他手中大衣。
  陈毅也站了起来说:“不要走,要在这儿斗争!”
  谭震林一听,回过身来,又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大声地说:“陈老总,我不走!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儿也不走!”
  这时,陈毅怒火中烧,放炮了:“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有许多老于部挨整。
  ‘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引者注:指当时康生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过整吗?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现在,不能再重复这些错误!“
  陈毅的话,直刺对面那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康生。康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陈老总快人快语,继续放炮:“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张春桥的脸,像冻住了一般,毫无表情。唯有他的眼珠在转动。谁“放炮”,他的眼珠子就朝谁瞪。他竭力用脑子记住对方的每一句话。他并不马上“回击”。
  他一言不发。他有充分的“涵养”。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之后,他曾主动“邀请”一批历史学家开座谈会,“虚心”地“征求意见”。历史学家们指着他鼻子痛骂,他也毫不动气。他向来的策略是“后发制人”。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姚文元、王力,则仿佛成了记录员似的,两支笔在本子上刷刷地记着,记下对面射来的每一发“炮弹”。
  在陈毅猛烈地放了一通炮之后,叶剑英说话了:“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也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呢?”
  李先念上阵了。他往日讲话总是那样不紧不慢,此刻他的语气显得急促:“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
  听到这里,谭震林又激动起来,他大声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我连哭都没有地方哭!在办公室里,跟前有秘书;回去到家里,跟前有孩子。我只能背地里流泪!”
  李先念深有同感,说道:“我也哭过三次!”
  这时,坐在对面的谢富治,再也忍不住了,插嘴道:“不要从个人出发嘛,要从全局出发。”
  听了谢富治这话,谭震林猛然又站了起来,怒目圆睁,缓缓地说,每一个字都重千钧:“我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场由张春桥引起的中央碰头会上的大论战,便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张春桥果真“后发制人”。当天夜里,他和姚文元、王力一起,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在那里一起核对了笔记,由王力连夜写出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
  第二天,在江青的安排下,张春桥手持那份记录,和姚文元、王力一起到毛泽东那里,告老帅们的状。张春桥知道,只有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才能压得住那班老帅、老将军、老干部。
  江青没有去,张春桥领着头。毛泽东抽着烟,靠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张春桥那添油加醋的汇报。毛泽东毕竟熟知他的老战友们的脾气,只是听着,并没有说什么话。
  但是,当张春桥汇报到谭震林拿起大衣要走的时候,毛泽东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说了一句话:“他不愿于,让他走嘛!”
  姚文元和王力,又一次充当记录员。他俩立即记下这句“最高指示”。
  当张春桥提及陈毅批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深深地激怒了。
  两支笔沙沙地同时记下另一段“最高指示”:“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张春桥坐在红旗牌轿车宽敞而舒适的座位上,得意地笑了。
  他马上要成为“最新最高指示”的发布官。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别说陈丕显不在话下,那谭震林、陈毅也马上被赶入打倒之列……
  也就在这一天——二月十七日,当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等谈话的时候,谭震林在奋笔疾书。“大谭”忧民忧国如焚,把心中的积愤倾注于纸上。当时,“大谭”尚不识林彪的真面目,把一封长信写给了此人: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日“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斗了,戴了高帽,坐了气机(引者注:指”喷气式飞机“,比噏挨斗时低头、弯腰、双臂后曲的样子),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工、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要斗下去,拼下去。……
  在谭震林的信中,还有一段直接谴责江青的话:
  他们不听毛泽东的指示,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毛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这里的“武则天”,指的便是江青。
  直言不讳,“大谭”的信充分显示了他的磊落耿直的性格。
  他没想到,林彪跟江青坐在一条板凳上!
  林彪收到谭震林的信,写下一段批示:“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谭震林的信,被林彪转送给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紧急召见了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毛泽东请来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叶群也在座。
  这天夜里,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当面批评了自己的老战友李、陈、叶。康生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当时的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威。他的这次“震怒”,成为转折点。
  从此,老帅、老将军、老干部们的“二月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
  “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箩”
  大的字,写在纸上,贴满了北京城。
  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露面。那话里充满着得意。下面是当时传单上所印的张春桥讲话记录稿: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刚才姚文元同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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