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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张春桥传-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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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徐景贤写了一些报告文学。他的父亲是“老交大”,在交通大学当了二十来年化学教师。这使徐景贤熟悉交大,了解交大。他以交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穆汉祥的事迹为题材(迄今,上海交大校园里,仍屹立着穆汉祥纪念碑),写了人物传记《穆汉祥》,连载于《中国青年》杂志。
  他写起杂文、政论、影评来了。他的发迹跟姚文元一样,关键的一步棋,是被张春桥看中,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从此,他可以不断地从张春桥那里,听到何庆施的声音。他关心政治,胜于关心文学。他花大量的功夫,用来揣摩、猜度柯庆施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作家的名声是与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徐景贤很想成为一个作家,无奈,他在报上所发表的杂七杂八的文章,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作品。
  机会终于来临。听说上海戏剧学院排演了陈耘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很不错,何庆施去看,他也赶紧随之同去。何庆施正在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年青的一代》正合他的心意。于是,柯庆施派人,帮助提高这出戏的质量,以求在全国打响,树为“写十三年”的“样板”。柯庆施派谁去呢?派的便是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徐景贤。
  徐景贤在“提高”的过程中,参加了创作,成了作者之一。于是,随着《年青的一代》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成为文化部的获奖优秀话剧,随着话剧搬上银幕,徐景贤名声大振。
  一九六五年,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徐景贤的书《生命似火》。他兴高采烈地在样书上题字,广赠文友。
  就在这个时候,姚文元不声不响地在那里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那篇大块文章突然在《文汇报》上冒出,曾使徐景贤感到震惊,感到嫉妒,也感到失落——姚文元太不够朋友了,连半点风声也不漏!
  “姚文元”这名字变得炙手可热。一时间,徐景贤无法靠上张、姚那条船。他毕竞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核心人物,在张、姚看来,他是陈、曹线上的人物。于是,当“安亭事件”风起云涌之际,徐景贤所忙碌的事,竟是为陈、曹起草检讨书!他受到造反派的大轰大嗡。
  眼看着陈丕显、曹获秋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善于随机应变的徐景贤,已在向张、姚暗送秋波了。他已准备好扯起白旗,反戈一击了。
  形势不断吃紧。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罗思鼎”头头——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负责人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揪回学校,进行批斗。红卫兵送给他一个雅号,叫做“黑秀才”。红卫兵勒令朱永嘉交代,在市委写作班里,接受过陈、曹什么“黑指示”,替他们写过什么“黑文章”。反正什么都要加一个“黑”字:黑线,黑帮,黑话,黑笔杆……
  二十七日夜,丁香花园附近出现复旦大学红卫兵的身影。他们前来捉拿“丁学雷”,要把“黑秀才”们一锅端掉。
  火烧眉毛,徐景贤终于在二十八日清晨,拨通了北京“中央文革”的长途电话,向张、姚求救。
  “时候到了!”刚从上海返回北京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计议了争取“丁学雷”、“罗思鼎”的“起义”之策。
  明暗两线,通向徐景贤:明里,姚文元从“中央文革”给徐景贤拨电话;暗里,张春桥挂电话到上海康平路家中,把意见告诉文静,再由文静转告徐景贤。
  姚文元的一个电话,就救了朱永嘉。姚文元在长途电话中,嘱令徐景贤转告复旦大学红卫兵:“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做了许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们马上释放朱永嘉同志……”
  果真,朱永嘉跳出了“牛棚”。
  徐景贤深有所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脚碰脚”的文友姚文元,如今一个电话就那么管用。“中央文革”,有着无形的、庞大的权力。在“《解放日报》事件”的猛烈冲击下,上海市委已变得发发可危了。徐景贤已经意识到,张、姚取代陈、曹,一统上海,是大势所趋了。
  姚文元一次次通过电话,催促徐景贤亮出“起义”之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催促秀才们赶紧“上火线”。姚文元问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后,写作班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班子?”
  政治“灵敏度”非常高的徐景贤,马上意识到,这是封官许愿之言。一旦打倒上海市委,在陈丕显、曹获秋下台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理所当然会坐上上海的第一、第二把交椅。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央立足,是坐在北京遥控上海。正因为这样,他们需要在上海挑选一个信得过的“老三”,建立一套“工作班子”。这样,写作班子的秀才们,一旦“起义”,就会一一封官……
  第二天下午,徐景贤紧急召集写作班子的全体秀才,传达了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秀才们都是聪明人,真的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物。决定写作班子的这次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子夜,秀才们越谈越兴奋,文诌诌的话语里充满火药味:“我们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我们要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我们要杀回马枪!”“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我们要向外抛出陈、曹的‘核心材料’,从内部攻破堡垒!”……
  会议的温度升到沸腾之际,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站了起来。他激动万分,说出了一段“名言”: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一面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旗帜——那就是我们!”
  后来,“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这一“新潮”口号,在上海广为流传:成为街上的大字标语,成为游行时高呼的口号,成为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对联……
  不过,秀才们喜欢钻牛角尖。有人反复推敲着,觉得“造反才知主席亲”一句语病甚为严重:第一,“主席”指谁?须知,当时主席是毛泽东,而国家主席是刘少奇,怎么可以只写“主席”呢?
  第二,即使写成“造反才知毛主席亲”,也不行。试问,你什么时候“造反”?
  还不就是在“文革”中才“造反”的。难道在此之前,你就一点也不知“毛主席亲”?!
  这两点,不用“上纲”,就已经在“纲”上了。于是,赶紧加以修改,改成: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如此这般,才终于“无懈可击”……
  市委写作班的动向,被《支部生活》(中共上海市委内部刊物,全市党员几乎人手一册)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获知,遂与写作班建立“联合阵线”。这两支秀才队伍,在中共上海市委内,竖起一面造反大旗,名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聂元梓来“串连”了。她与徐景贤初次见面,便非常投机。他们这次会面产生的成果,就是拟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战略”口号:“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秀才很注意修辞的不重复性。徐景贤和聂元梓分别用“炮打”、“火烧”、“揪出”、“打倒”、“砸烂”,体现了“政策”的“不同”。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这个口号在上海文化广场高喊着。这是一个“后院起火”
  的大会。扇形的会场,宽大的主席台,上面高悬横幅:“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召开这个大会的,便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是“联络站”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徐景贤、王洪文、孙蓬一(聂元梓于十六日离沪返京)等等,大会主席为郭仁杰。坐在台下接受批判的有陈丕显、魏文伯、曹获秋。杨西光和常溪萍作为“反党分子”,押上了主席台。
  徐景贤以他悬河般的口才,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历数上海市委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这是徐景贤第一次以“造反派”身份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几乎每一个步入文化广场的人,都得到一份传单。这份传单可以说是“秀才造反宣言”。
  现把传单全文摘录于下: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
  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冲开一切暗礁、险滩,奔腾澎湃向前猛进。
  今日上海,“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革命工人群众奋起造反了。
  革命造反派小将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勇敢、更坚定、更聪明、更成熟了。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开始相结合了。广大受蒙蔽的于部和群众,也正在觉醒,在挣脱反动路线的枷锁,开始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来了。上海市委内部的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上海市委中的老爷们,我们这个反是选定了。你们把那些惯用的什么打击迫害、造谣中伤、欺骗拉拢、分化瓦解等等卑劣手段,统统使出来罢。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革命造反派小将支持,有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的支持,什么都不怕。我们上了梁山,就决不再回头。而你们,除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外,休想捞到半根稻草!
  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消息飞快地传到“中央文革”,江青笑了,张春桥笑了,姚文元笑了。
  张春桥要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口号提得很好,四个人分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
  就在这时,刚刚返回北京的聂元梓给张春桥打来电话,要汇报她的上海“放炮”之行。张春桥已处于“百忙”之时……
  秘密约见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就在张春桥遥控着上海,指令徐景贤实行“中心开花”之际,他在北京又干了一桩“大事”……
  下午,北京中南海西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到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对门警说:“我是蒯大富。春桥同志打电话,约我来的。”
  门警接通了张春桥的电话,听见张春桥说道:“让蒯大富一个人进来。”
  于是,吉普车只好停在门外,两个男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蒯大富的秘书,留在车上。
  蒯大富独自进入中南海,张春桥与他单独谈话。
  这是一次极为机密、极为重要的谈话。张春桥从来没向别人透露谈话的内容。
  所幸,谈话的另一方——蒯大富,总算三次说及此事。
  第一次,那是一九七○年十二月,蒯大富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
  他在“交代提纲”中,写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刘少奇。二十五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第二次,是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蒯大富在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中,有一句:
  春桥同志号召我们反刘少奇大行动。
  以上两次,语焉不详,事出有因:张春桥当时正在台上,蒯大富怎敢详细透露谈话内容?可是,他又不能不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掼出来,以便堵住审查者的嘴。
  只有在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张春桥被押上被告席,蒯大富这才写下自己的真实证言。现照蒯大富亲笔写的回忆,摘录于下:
  在西阿内(引者注:指中南海西门)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他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
  我一听就很明白,张春桥要我们去反对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要把刘邓搞臭……
  张春桥成了道地的教唆犯。他单独召见蒯大富,面授机直,为的是借蒯大富之手,向刘、邓开炮。
  蒯大富在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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