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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张春桥传-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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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下班之后,径直上楼,进屋关门。他从不串门,不到我屋里坐一坐。虽然我们当时是正、副总编,有事只在报社办公室里谈,回家之后互不来往。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我们的家属,也只是见面点点头而已。
  姚文元的“功夫”,看来不如张春桥。姚文元搬来以后,很随便。他的岳母—
  ——金英的母亲,跟他们一起住,操持家务。星期天,姚家烧了什么好吃的,就端上楼,分一碗给我,我也常常“投桃报李”。空闲时,聊聊天。姚蓬子偶然也来,但不与我讲话。姚文元从不向我介绍那是他父亲——虽然他明知我会猜出是姚蓬子。
  不过,姚文元后来“高升”之后,也变得够呛。记得,有一回,金英的母亲跟我闲聊,说及当年姚文元如何追求金英的一些趣事,并说一开始金英嫌姚大元“书呆子”气太重,还有点不大愿意跟他谈恋爱——我听了之后,当作笑话,跟别人说起。“文革”中,变成了我的“罪行”,罪名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姚文元”!一九六七年秋,《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曾向张春桥请示,王维能不能“解放”。第一回,张春桥不表态——这就意味着不同意。张向来如此。无奈造反派不知张的脾气,又去请示。这一回,张春桥终于说话了,他说“王维借姚文元丈母娘之口,恶毒攻击姚文元,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呢?”张春桥这么一说,造反派才明白过来……
  王维跟笔者谈及的张、姚印象,可以说既如实,又生动。唯有他先后与张、姚做邻居,才会有这样的比较。
  虽说张春桥很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可是他自己住的房子又好又大,每月房租要靠公家予以补贴。
  张春桥再三声言,他厌恶“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过,他给《解放日报》写的文章,总是登在最显要的地位,总是按最高标准付给稿酬。
  一九五四年一月,张春桥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访问《真理报》代表团成员,在苏联访问了两个月,益发得意了。
  成为柯庆施的智囊
  一九五四年秋,上海香山路九号,张春桥和文静正在家里收拾行李。
  “狄克”在《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的金椅子上坐了三年,忽然要离开上海了。
  为什么呢?中宣部已经下达调令:调张春桥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解放日报》同仁为了庆贺张春桥“高升”,为他设宴饯行。
  往日,向来不苟言笑的张春桥,那天显得有点反常,总是眯着三角眼,话也格外多。酒过三巡,几乎不谈心里话的张春桥,出语惊人。他喷着酒气,颇为得意地说道:“《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不是一张好坐的椅子。我的前任是犯了错误给赶下去的。我总算幸运,没有犯错误,今日可以与大家尽欢而散!来,为我们的尽欢而散干杯!”
  张春桥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欢送宴会举行过了,细软也已收拾好了,正在张春桥欲走未走之际,又一桩意外的事发生了——几乎与他当年到《解放日报》走马上任时一样的突然。
  事情是因陈毅的工作调动引起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城新生。第三野战军司令兼政委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本来,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了减轻周恩来的工作担子,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时,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于是,陈毅作为最恰当的人选,初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陈老总的工作重心北移。虽然他还兼着上海市市长之职,直至一九五八年十月才辞去这一职务,但是他毕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主持上海党政常务工作。
  显然,需要另外遴选一人,来沪主持全面工作。
  调谁呢?调柯庆施!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石头城。二十八日,南京军管会宣告成立,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五月十一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市长为刘伯承,副市长为何庆施、张霖之。
  一九四九年冬,当刘伯承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柯庆施便成为南京市市长。后来,他又成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成了江苏的第一号人物。
  一九五四年秋,已经内定柯庆施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在正式走马上任之前,便先来上海摸摸情况。
  恰巧,就在何庆施来到上海之际,听说了调张春桥入京的消息。
  柯庆施紧急召见张春桥。
  “听说你要调北京?”何庆施问道。
  “是的,调我去当《人民日报》副总编。”张春桥答道。
  “你愿意去北京?你乐意去当《人民日报》副总编?”柯庆施提出了一连串问号。
  这下于,把张春桥弄糊涂了,他一时猜不透柯庆施的用意。说实在的,自从接到调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去北京,在《人民日报》工作,跟党中央那么的近,升迁的机会当然比上海多;不过,一想到那个“副”字,他就泄气,仿佛回到当年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那些难堪的日子。再说,好不容易在《解放日报》苦心经营了三年,在上海扎下又长又深的根,如今骤入人地生疏的首都,一切要从零开始……
  面对柯庆施的提问,张春桥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不论去北京还是留上海,我都无所谓——我服从组织分配!”
  “好,好,那好办,你就留下来!”柯庆施眉开眼笑道。
  “中宣部那边怎么办?是中宣部要调我去北京的。”张春桥提醒柯庆施道。
  “中宣部那边,你不用管,我会去打招呼。”柯庆施说道,“当年,你我在石家庄共事,有过愉快的合作。希望今后在上海,继续那样愉快的合作……”
  果真,柯庆施给中宣部挂电话,留住了张春桥。
  在柯庆施看来,上海是一个很深很大的海,暗涌时起,险浪骤生,要想在这样的海上驾舟,非有一个知海性、熟海路的智囊不可。张春桥是他求之不得的智囊:
  此人三十年代就已在上海,何况在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时又熟悉了上海方方面面的人物;当然,最重要的是,在石家庄,他就发现,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军师”……
  于是,喝过欢送酒的张春桥,依然坐在《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办公室里。
  已经运到火车站的行李,又全部运回到香山路九号。
  “上海的那个好学生”
  上海市中心静安寺,矗立着一幢典雅的西班牙式九层大楼。那是德国人海格在一九二五年筹资建造的,最初取名为“海格公寓”。上海解放后,这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楼,人称“海格大楼”。大楼里的一百零四套客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各部、组的办公室。直到一九七七年,这座大楼才改为宾馆,即今日的静安宾馆。
  一辆“伏尔加”牌轿车驶入海格大楼院内。从车上下来的,便是那位“大鼻子”
  柯庆施。与他一起下车的,乃张春桥。
  经过一番摸底、筹备,柯庆施终于走马上任。
  张春桥紧随柯庆施左右,他的身份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一九五五年,五十三岁的何庆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身份,出现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上。
  上海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有风三丈浪。柯庆施刚刚走马上任,震动全国的“潘(汉年)杨(帆)事件”便发生了;紧接着,“反胡风”运动开始,上海又是运动的重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上海再度成为全国的重点……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之中,何庆施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原因只有一个,何庆施以“紧跟毛泽东”作为他的最高政治原则。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死后曾博得“毛主席的好学生”的荣称的柯庆施,在上海竭力执行和发展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
  张春桥的升迁,确实借助了柯庆施这把梯子。不过,柯庆施毕竟与张春桥有着很大的区别:柯庆施虽“左”,但在一九六五年便去世,没有卷入“文革”,更没有参与“四人帮”那些罪恶活动。他实际上不过是毛泽东晚年“左”的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正因为这样,如今人们提及柯庆施,虽有微词,诸如称之为“上海的那个好学生”,但并没有视他为张春桥的“帮”中同伙。
  柯庆施的玻璃板下,压着毛泽东语录。床头,放着毛泽东著作。笔记本里,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他对儿女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
  他的座右铭是四句话:
  坚定的革命意志;
  顽强的战斗精神;
  火热的阶级感情;
  严格的科学态度。
  他平日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性格有点急躁。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过他的批评。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他从未批评过张春桥。
  虽说何庆施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论革命资历是很深的,但是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般。柯庆施博得毛泽东好感,那是在一九五六年,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不久的时候……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这次著名讲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就是那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柯庆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注意到毛泽东对沿海工业的态度的新的观点: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
  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柯庆施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上海加以贯彻。“政治秘书”张春桥又立即领会了柯庆施的意图,在为柯庆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把毛泽东的那一段话,作为主旋律。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何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
  何庆施不客气地批评了“前届市委”:“在方针政策方面,……对上海的工业方针,由于对上海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不够,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扩大化,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工业从发展方面打算少,维持方面考虑多,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所谓“前届市委”,当然是指以陈毅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这显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评陈毅。
  毛泽东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了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
  于是,柯庆施声誉鹊起,从此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因为毛泽东表扬他在上海实行了正确的方针。
  柯庆施呢?也从中深切领会:紧跟毛泽东,无往而不胜!
  从此,柯庆施特别留神毛泽东的言论,特别是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讲的,没有见诸于报纸的“最新指示”,他总是不断往本子上记,揣测着毛泽东那深邃的思想大海中正在翻腾着什么样的波浪。
  柯庆施深刻地影响了张春桥。从此,张春桥把来自何庆施那里的毛泽东的动向,当作自己行动的指针。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柯庆施当选为中共委员。
  张春桥呢?在一九五六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委委员一位化名的“反右英雄”
  成为中共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中的一个的柯庆施,随时得知来自中央的动向,消息灵通多了。
  一九五七年,风啸浪涌,中国不平常的早春、不平常的夏季来临了。
  柯庆施很早就从毛泽东的话语中,得到重要的政治信息。正因为这样,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当他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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