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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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张春桥传
　　作者：叶永烈
　　内容简介：
　　张春桥，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分子。1938年去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晋察冀日报》、《新石门日报》任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市委候补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历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期间，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
　　正文
　　小引
　　我埋头于小山一般的“文革”档案之中。
　　终日阅卷，我感到有点倦怠。正在这时，我信手翻开一卷档案，那短短的几行字，使我忍俊不禁，倦意顿消。
　　那是上海师范大学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向中共上海市委文教组送去的《情况反映（五）》，内中写道：
　　……我校分部附小二年级学生（八岁）在看电视时说：“张春桥参加追悼会时，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要复辟。”
　　这里所说的追悼会，当然是指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的大会。按规定，连小学生都必须收看现场转播的电视。
　　一个八岁小学生在看电视时说的一句话竟会印在呈报中共上海市委的内部文件上！
　　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的三个头目，居然在这份文件上，为小学生的一句话写下三条批示：
　　继续追查，并报公安局。
　　对传谣攻击者，应当严肃批判。
　　严防扩散，进行追查，严肃批判后处理。
　　随着这“追查”，我看了一卷又一卷“炮打张春桥”的档案，进而又查阅了有关张春桥的档案。我走访了众多的“炮手”，也走访了当年张春桥的亲朋故旧，终于写出了你手中的这部长篇——迄今为止第一部关于张春桥的传记……
　　第一章　混迹上海文坛
　　“四·一二”炮打张春桥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清晨。
　　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上海市民们，惊喜地发现，一夜之间，街头巷尾刷出了许许多多“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标语：
　　揪出叛徒张春桥！
　　打倒臭名昭著的老牌叛徒文静！
　　文静何许人也？上海人人皆知，文静乃张春桥之妻。文静是叛徒，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至于张春桥是叛徒，小道消息亦有所传闻，甚至说某人敢以脑袋担保等等。
　　然而，如今用比今还大的字，写在要道通衢，众目睽睽，个个称快。
　　谁都明白，刷出这样的“炮打”大字标语，需要多大的勇气。因为在那年月，张春桥是上海飞扬拔扈、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用手轻轻一指，就可以把人辗得如同面粉。他的头上，闪耀着“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之类眩目的光圈。“炮打”这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那还得了？！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处于“一月革命风暴”之中，张春桥尚未夺得上海的领导权，立足未稳，以复旦大学年轻学生为主，曾经掀起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高潮，被称为“一·二八事件”。不过，那一次的“炮打”，还只是低水平的，只不过向张春桥提出一连串为什么：既然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为什么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是“革命”的？既然上海文艺界“毒草丛生，群魔乱舞”，为什么身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是“干净”的？……
　　“一·二八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张春桥残酷地镇压了那些年轻的“炮手”。
　　这一回“炮打张春桥”，事先经过二十多天的准备，炮火比第一次要猛烈得多，被称为“四·一二事件”。真是历史的巧合：四十一年前——一九二七年，也是在四月十二日，上海人民跟独夫民贼蒋介石展开了激烈的肉搏……
　　张春桥上台以后的倒行逆施，上海人民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地火在运行。张春桥如同坐在火山口上。
　　地火终于在“四·一二”喷发了！
　　上海在怒吼！
　　徐景贤紧急电告张春桥。
　　张春桥强装镇定，复电：“要沉着，不反击”，“事情过去就算了，不要压，不要整人，有些材料也不要紧。”
　　张春桥真的如此“虚怀若谷”？如此“大慈大悲”？
　　不，不，我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上，看到如下惊人的数字：
　　张春桥对曾经参与炮打张春桥的人，要搞所谓“秋风扫落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仅上海大专院校因“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拘捕、隔离、批斗或者作检查、写鉴定的达三千多人……
　　我又从档案中，查到徐景贤当年在“四·一二事件”发生后的讲话记录稿，切齿之声，跃然纸上：
　　四·一二事件的发生，是蓄谋已久的。去年（指一九六七年——引者注）就有一批人，把矛头指向张春桥，斗争形式虽有所改变，但更加隐蔽，而且外地也时有谣言。他们选择了张春桥开刀，正是符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四月十一日，正是在贯彻最新指示时，他们在夜里向我们发动了进攻。这不能单单看成炮打张春桥一个人，这是直接破坏了党中央伟大的战略部署……
　　事件发生后，春桥很关心，文元也很关心……
　　四·一二事件，是适应了走资派、叛徒、特务和牛鬼蛇神的利益。有人不是说，“张春桥倒了，你们也要倒。”这是反动思潮向我们反扑。这次进攻，是不折不扣的右倾翻案风，右倾分裂主义，分裂中央文革，分裂市革会，分裂革命造反派，是右倾投降。
　　有人说，对张春桥“吃不准”。实际上是对中央讲话“吃不准”，而对反动言论吃得很准。
　　现在，我们已处于掌权地位，要慎重。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复旦的右派又动了（指参加“—·二八”第一次“炮打”的复旦大学师生——引者注）。
　　四·一二事件，检验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立场。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是坚定的。文教系统不坚定，到现在还有人提出“为什么”。
　　总之，有人灰心，有人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人幸灾乐祸。要总结教训。犯错误的人，要找到错误的根源，要进行阶级分析，要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找根源——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闹独立性，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
　　好家伙，炮打张春桥，还得从那么多“主义”中“找到错误的根源”！
　　在“四·一二事件”中，有一颗“杀伤力”颇大的“新式炮弹”，不仅引起了上海全市的注意，而巨使张春桥颇为惊慌——揭了张春桥的疮疤！
　　那大字标语的内容，是前所未闻的：
　　“狄克攻击鲁迅，罪该万死！”
　　“打倒狄克！”
　　“狄克就是张春桥。打倒张春桥！”
　　说实在的，狄克就是张春桥，连张春桥的档案上也无此记载。张春桥也从未向人透露过这一“机密”。
　　是谁泄漏了这一重大“机密”？主炮手何在？
　　显然，这主炮手深知内情，而且必定是“长胡子”的家伙！
　　此人不除，乃是隐患。
　　一道密令自京来。张春桥要查明主炮手究竟在何方……
　　鲁迅当年曾痛斥“狄克”
　　文化革命，革尽文化。
　　好在鲁迅的书未在革除之列，与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一起，站在各个图书馆的书架上。
　　忽然，许许多多人，拥进平日冷冷清清的图书馆，目光都投向《鲁迅全集》。
　　因为“狄克=张春桥”的大字标语，使人们记起了《鲁迅全集》，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哦，鲁迅先生仿佛抽着烟，满脸严肃的神情，在那篇《三月的租界》里，痛斥着狄克：
　　……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急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希忒拉（即希特勒——引者注）
　　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鲁迅先生提到的田军，读者们熟悉——田军就是萧军。
　　鲁迅先生提到的《八月的乡村》读者们也熟悉——那是萧军的长篇小说，鲁迅先生推荐它，称赞它，为它写序。
　　然而，惟独那个骂田军，骂《八月的乡村》，进而骂鲁迅的狄克，读者们向来不知是谁。就连《鲁迅全集》中，对狄克也未加注释。
　　如今，读者们忽然得知，“狄克=张春桥”。
　　哦，那个穿上一身军装、戴着黑框眼镜、神气活现的“中央首长”张春桥，原来就是三十年代的文坛小丑！
　　“狄克=张春桥”，其实，等于掀开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那很不光彩的老底。
　　张春桥焉能不老羞成怒？
　　须知，上海市多少个单位的《鲁迅全集》忽然被争借一空。好事者甚至刻印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大量散发，名曰“学习鲁迅，捍卫鲁迅”……
　　密告信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一二”炮打的硝烟还未曾散去。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张春桥、上海市革委会、于会泳和市文教组的S忽然都收到一封检举信，内容相同，都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寄出的。这一式四份的信，告发了极其重要的线索：炮弹来自上海图书馆！
　　急如星火。上海市革委会马上派人前往上海图书馆调查，写出了报告。
　　报告马上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微微一笑，提笔在报告的天头上写了一句话：“应查清，但不要扩散。”
　　多妙，既要“查清”，又不要“扩散”，张春桥滴水不漏，把“攻”与“防”都作了安排。
　　五月二十二日，王承龙一接到张春桥的手谕，立即写道：“请按春桥同志批示办，抓紧！”
　　于是一个很不醒目的所在，成了“查清”、“抓紧”的目标。
　　它坐落在上海徐家汇，离那座在当时被砸去尖顶的天主教堂不过一箭之遥。它犹如陶渊明当年隐居的田庄，“门虽设而常关”。即使是大门旁那扇仅容一人通过的边门，你刚一进去，便立即自动关上。
　　高高的围墙里，一片草地包围着一幢上了年纪的楼房。早在爱狄密勒著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一书中，便曾提到它：“耶稣教教会办有一所图书馆，里面藏着好几千卷书，大部分已变成蠹虫的眠食所。没有一个人到那边去看书，也没有一个人去注意那个地方。”
　　其实，那个地方原本是外国牧师的宿舍。早在李秀成攻入上海时，就曾到徐家汇天主教堂做过弥撒，也曾步入这个牧师宿舍。
　　后来，那里成了收藏教会图书的“藏经楼”。
　　罗马教皇为了搜集中国的情报资料，订阅了大量的中国报纸、杂志，也存放在“藏经楼”。慢慢的，随着报纸、杂志逐年增多，那里积聚了旧中国近百年的报刊资料。藏经楼成为藏报楼、藏刊楼，成为一座珍贵的中国现代史料库。
　　解放后，那里被人民政府所接收，隶属于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人称“徐家汇藏书楼”。
　　矗立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大门口挂着陈毅市长题写的招牌，为广大市民们所熟知。然而，徐家汇藏书楼悄然站立在潜溪九路西侧，除了一块只有一本书的封面那么小的门牌号之外，没有任何招牌。它不对一般读者开放。然而，手持组织介绍信的读者们，从四面八方、全国各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