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为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想给自己带些胰岛素回南京备用。我和布瑟出去寻找，我们找遍了当地的所有药店。在我们搞到了满满两大管胰岛索后，布瑟说：“好吧，我们现在到我的仓库里去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存货。因为我是代销胰岛素的，原先仓库里有很多货。”他没有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宰我一刀。次日，当所有的药店老板为了充实他们空空如也的货柜来向他订货时，他才着实赚了一笔。
　　布瑟和施密特轮流请我吃饭。我在他们两人家里和在烟台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十分愉快。在施密特家里，有一群孩子蹦来跳去地嬉闹玩耍，我好长时间都不知道他们是哪家的孩子。他们都叫一位冠以“密斯”（译注：Miss（密斯），英文指未婚女子）称呼的年轻女士为妈妈，这使我疑惑不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施密特先生的女儿）是一位早已结了婚的人，她的丈夫姓密斯。所有知情人对我的“笨脑瓜”大大打趣了一番。当布瑟的女儿（后来为克勒格尔夫人）从南京经青岛到来时，我就更为高兴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却是不妙的：南京在8月中旬就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都在纷纷逃离。此外，烟台的周围地区遭到了水灾。乘机动车到胶济铁路去是不可取的，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不得不多次停下来，全部乘客被迫下车，车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您让我来办吧。”布瑟说，“我给您搞一张去青岛的轮船票。”轮船票果真搞到了。
　　告别烟台时，我的心情很难受。那里有那么多快活的人，我几乎忘记了战争。我登上的那艘轮船也是到处挤满了中国难民。我已作好住统舱的准备。但与布瑟很要好的船长不同意这么做，他给了我一个设备舒适和漂亮的舱房。
　　我在青岛碰见的第一个德国人是“阿里大叔”——阿尔布雷希特·封·拉梅灿男爵。他是南京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正准备回国，顺便陪施待雷齐乌斯将军的儿子约亨和将军夫人到青岛，因为后者在南京遭到空袭时发了心脏病，到青岛来疗养。我从这两个人的口中获悉了日机第一次空袭南京的详情。施特雷齐乌斯夫人激动地描述说，当炸弹落在她的左右时，她多么为她那个正在街上玩耍的男孩的生命担心。这男孩倒是安然无羌，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却在我离开青岛几天后死于心脏病。后来我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贝林，还拜访了赫尔曼·施利希蒂格尔，后者已在青岛购买了一所房子，过起了乡绅般的生活。我同他漫步走去，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撤出的地方。我自己可以确信，那时它还很完好，据说后来它被中国人破坏得十分厉害。
　　我坐火车从青岛到济南十分顺利。胶济铁路两边远远近近的村庄和田地都被水淹没了，有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上。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凄惨的哀求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在济南，我再次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德国旅馆。这家旅馆以其美味的香肠而闻名——那里的人唱道：
　　香肠香肠好香肠，
　　济南府有好香肠；
　　牛肉牛肉小牛肉，
　　济南府有好牛肉。
　　德意志人有二十，
　　一个没留多可惜；
　　领事先生多忙碌，
　　好肠好肉没口福。
　　接着，我经津浦铁路顺利地到达了浦口，再从那里渡过扬子江到南京。有个好奇的中国官员愚蠢地询问我是谁，我回答：德华大兵（就是说，德国军事顾问）。这个暗示是“阿里大叔”告诉我的。“德华大兵”在那里很吃香。
　　37年九月日记
　　1937年
　　9月7日
　　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40个小时的行程，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才又回到了南京。
　　在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这期间德国大使馆寄来的函件。从这些信函中我得知，已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克鲁姆马赫尔、平克内勒和霍特），其任务是就安全问题给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出主意。由我建立的德国学校协会的理事会已经宣布解除了与全体教师的工作合同，以及与我的校舍的合同。这些信函中还包括：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中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在紧急状态时实行交通管制和戒严的规则（译文）；一份日期为1937年8月27日德国大使馆给所有并非由于职业或其他紧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国公民的通知，该通知再次劝告他们离开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中国人都早已溯扬子江而上，逃到汉口去了。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园里，在公共场所和街道上，人们都在紧张地构筑防空洞。除此以外，一切仍然很平静，直到——
　　9月19日、20日
　　在这两天里，我在4次空袭中受到了战斗的洗礼。从这一天起开始了——
　　我的战时日记
　　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它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保护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的伤害。在院子里还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我们在帆布上画了一面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约在空袭20分钟一30分钟前就响起清脆的警报声，发出某种较短信号时，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步行者全部躲进前面已经提到的各条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尽管有些防空洞相当简陋。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也是相当不舒服的！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过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从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因而告诫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航行在扬子江下关段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离开现在的停泊处，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它们会因轰炸受到危害，日本对可能造成的损害概不负责。
　　结果是：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英国和法国公民受到伤害的话，理所当然地要由日本负责；与此相反，美国大使则带着他的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吕宋”号，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下关原来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会传染！）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今天上午9时做好了出发去上海的准备。许多美国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家的女士们和哈普罗公司的部分职员）据说同样记住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自己对这情况从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考虑。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他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在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
　　我给了我的助手韩（湘琳）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绝大部分来自华北地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好。我多么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当然很想回到华北去，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那里也在打仗呀。于是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后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使我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在我对作为我客户的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一再向我提出关于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我总是这么回答说：
　　是的——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　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诚然，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可是中国人对此会怎样评价呢？今天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的国家里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我不在南京时，我们的中国人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已快要倒塌了。于是，我们把这肮脏的防空洞进行了整理，重新作了很好的布置：加了牢固的梁木，铺上了地板，垒上了沙袋（今天一只空袋子价值一元钱），右边当然有入口和出口。当我们发现一根内梁木有折断的危险时，我们没有气馁，仍费力地换上了另一根。干到这里，一夜就过去了三分之二。为了对付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我们还在两个洞的门口垒起了沙袋。我把全部家用药品和这期间已关闭的学校的药品都搬进了防空洞里，还准备了用于遭到毒气进攻时的浸醋绷带。从上午11时起，食品和饮料就已经放在篮子里和热水瓶里准备妥当，可是现在已经是下午3时30分了，那些日本鬼子还没有在天空出现，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他们已经发出严厉警告了，怎么会不来呢？我想，他们总不会是因为看见我挖了一个坚固的防空洞才不来的吧。我打开收音机，听到这么一条消息：“上海有雨！”这就是日本人不来的原因吗？这不正好吗？我为什么要着急呢！我宁愿丢脸，也不愿意日本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还是没有把握。
　　9月22日
　　我又十足地赢回了我的面子，尽管这次我对面子问题已毫不介意！日本人在今天开始了他们宣布的狂轰滥炸——就是说推迟了一天。从上午10时30分至中午12时15分，从下午　l时15分至2时30分，我们又遭到了相当严重的轰炸。除了来我处做客的克莱因施罗特外，在我的防空洞里蹲有约28个中国人，其中我自己认识的还不到14个人。在我认识的人中有一个邻居鞋匠，在和平时期我与他对鞋子的价格从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他总是把自己返还给佣人的扣头也计算在内，可是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的防空洞并不比其他防空洞好多少，但它是在一个德国人的名下建成的，因而想必是特别牢固的。今天我还经历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空袭。我的中国人，他们全都一声不响。如果没有克莱因施罗特和我说话，防空洞里就根本听不到说话声。有人会说，人就是这样慢慢地习惯战争的。可是这话在此时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一再极度紧张地注意倾听着空袭者突然俯冲的呼啸声，分分秒秒地等待着落下的炸弹声。今天的情况十分严重，肯定投下了许多炸弹。后来我们不再计数了。大地在颤抖，爆炸声一个接一个，间隔时间很短，我们觉得所有投掷的炸弹都是冲着我们来的。但据我后来查明，这些炸弹都落在离我们的房子比较远的地方。
　　当信号（长信号）宣布第二次空袭结束后，我就坐车出去查看了全城。日本人的目标特别针对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那里还有中央广播电台的行政机关及播音室。电台今天上午曾请我们去收取一笔欠款，幸运的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使韩（湘琳）先生和我没有能去成。否则，我们会正好在轰炸的时候到达那里。我仔细查看了轰炸的走向。第一批炸弹坑就在距离施罗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汉口）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