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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拉贝日记-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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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马上明白了这个暗示,满意地走了。这样,他既省了钱,又和他妻子一起同时得到了妥善安置。
  他刚走,埃拉·高太太(高将军的妻子,德国籍)和她女儿(将军第一个妻子所生,中国籍)来了。两位女士前不久刚从北平来,以为这里一切很安全。幻想!不过两个人看起来已经了解了情况,她们表示必要(?)时要上“库特沃”,好像以为别人肯定不会拒绝她们,我看可能也不会拒绝。她们来是请我帮助她们看管这里房子的,万一日本人来了的话,我当然一口答应。可怜的拉贝还能派什么用场呢?!特劳特曼夫人像往常一样无比客气、亲切,一千次地请求原谅她的打扰,她问我们这座城市是不是真的有220伏交流电。“是的,阁下,我们有!”是什么使可怜的大使夫人感到那么烦恼,大使馆总不可能去买一台涡轮机吧。原来她担心的只是一台无线电收音机,特劳特曼博士阁下不敢给它接电源。我在这里公开泄露此事有些不大恭敬。不过,大使馆里出现了一台蓝点牌收音机,而我们的装配工人不会接电源!据说是因为他看不懂标签上的文字。这可能是骗人,这个懒虫只会接通他的(德律风根牌)收音机!
  我刚从下关回来,目睹了妇女们和行李上船的情景。中山码头十分拥挤,不过一切显得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王太太带着“佣人”已经到了那里,施罗德太太和她丈夫也在,还有一大群十分熟悉的人。我现在恐怕也得考虑把我的几个皮箱送上船去。佣人张(国珍)已经积极地打好了行李。韩先生准备怎样把他的家人送走,我还不清楚。通往下关的路上,行进着成百上千辆装满了行李的人力车,以及跟车的中国人,他们都想乘坐那几条即将驶往上游的轮船到安全的地方去。新征召来的士兵队伍让人触目惊心:所有的人都穿着有些破烂的平民衣服,背着行李卷儿,臂上挎着一枝生了锈的火枪。如果连这些人都得不到训练和军服的话,可见处境已经十分困难。但愿这不会带来什么恶果!我现在也听说日本人为什么最近能如此迅速推进的原因了。张学良(北方军)的大约5000名士兵在苏州拒绝执行命令。听说蒋介石亲自去了苏州,动用了一个团的精锐部队,解除了这帮反叛者的武装。这位统帅可不轻松,真佩服他的干劲!在最高统帅亲自干预以后,据说苏州的中方阵地稳住了。由于日本人的迂回攻势,“兴登堡防线”也就成了无用之物,随之而来的是封·法尔肯豪森将军制定的美好防御计划恐怕也要完蛋了。如此出乎意料的事,人们可是没有想到!
  11月18日
  雨天!今天连《大陆报》(南京版)也没有送来。印刷工人可能逃跑了。满载行李的人力车、手推车、小汽车和卡车还在日夜不停地开出城去,大都开往江边,因为多数人想去扬子江上游,逃往汉口或汉口以远的地方。与此同时,从北方来了许多新兵团,开进城里。人们看来要坚守这座城市。很多士兵看上去十分狼狈。整个队伍到达时,没有一个人穿鞋袜,也可能是因为正下着雨。所有的人默默走来,没有歌声,也没有说话声。一支望不到尽头、一言不发、精疲力竭的队伍。
  昨天我的感觉跟妻子不久前在北平时的一样,那时让她把格蕾特尔和维利房子里的东西打包装箱。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过来,挑选自己要装入箱子、送上“库特沃”的东西。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多么舍不得这些旧东西。我叫来佣人张(国珍):“你挑一些你太大喜欢的东西吧!”他听后径直走向卧室里的写字台,取出了集邮册。我尴尬地笑起来,随后我把奥托的照片放了上去,我俩达成了默契。这个小小的插曲却使我兴奋起来。凡是放在地上、靠着皮箱的东西必须拿到楼下去。接着我们装箱,一直忙到半夜。今天上午10时,打点好了第一批6件行李,可以送到码头了。用两辆马车,每辆车费5元。办公室杂工佟(柏青)接受了运输任务。11时,汽艇应该从中山码头驶向“库特沃”。在这段时间里,继续抓紧打包装箱。下午,孔斯特一阿尔贝斯公司的西格尔先生开着一辆卡车来了,取走了另外3个皮箱和里尔茨老师的5个皮箱。因为里尔茨调到了施巴拉托,我就把他的箱子放在了我这儿。晚上7时,杂工佟(柏青)还没有回来,这时候我坐车去了下关,正好赶上汽艇到港。汽艇本来应当上午11时到。
  装运行李的时候出现了可怕的混乱,每一个佣人都想先把自己主人的行李安放好。为了防止行李和佣人落入水中,我出面制止,大声喊叫“别忙”,就冲了过去,结果和一个佣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顶撞说:“闪开!这儿你说了不算!我扛的是德国大使阁下的地毯,他第一个!”我一声大喊,封住了他的嘴。他不再吭声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让他搬运大使的地毯。晚上8时,堆积在栈桥上的600件行李绝大部分都顺利地送上了汽艇。20分钟后,当我们冒着倾盆大雨、摸黑儿把一些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以及行李分别送上船以后,发现里尔茨的一个皮箱不见了,不过后来又找到了。我们全都破口大骂起来。晚上9时,我湿淋淋地、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然后我们继续不停地打包装箱,一直干到午夜,直到后来箱子装得不能再装。
  在“库特沃”船上还发生了一件事:王太太在行李舱里找到了我,告诉我说,她丈夫(我让他作为她的佣人偷偷上了船)在佣人中间受不了了(他可能没有交够佣金),他自己也没带吃的。总而言之,他们又想下船去,试图坐火车去汉口。请便,随便,随您的意,只当我没有想过这些事一样。拉贝,你活该,这都是那乐于助人的好心肠造成的!
  11月19日
  雨还在不停地下,行李还在不停地包扎。所有的箱子都装满了以后,我们又按最高价买来了蹩脚的樟木箱子。木工给箱子钉上了木板封条,这些封条几乎跟樟木箱子一样贵。一辆马车现在要价6元,而汽车又租不到。第二批行李已经装上了两辆车,又得卸下来,因为我们从电话里得到消息说,汽艇因暴风雨天气不能航行。
  我想努力结算好我的往来账目,可是我忙得无法工作。韩先生收进一笔不小的款子。我把本行的绝大部分钱和我个人的2000元汇划到了汉口。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领到了他们11月份的工资,好让他们在最后一批商店关闭以前能够买些食物等东西。一罐煤油的价钱从4。7元涨到了7元。一吨煤现在28元,而不再是20元。我还能储备一吨煤和4罐煤油,眼下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了。
  韩先生还是买不到去汉口的船票,始终无法把他的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佣人们睁着惊恐的大眼睛走来走去,因为大家以为我也要乘“库特沃”离去。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留在南京。这时候,他们又高兴起来。
  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陵大学任教授的传教士组成)。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立区。一旦城市遭到炮击,非战斗人员可以躲避到那里去。有人问我(我要留在这里的消息已传出)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表示愿意。晚上在斯迈思教授家吃饭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美国籍的委员。
  德国大使馆暂时留下3位先生:许尔特尔、罗森博士和沙尔芬贝格。我不明白为什么把罗森博士留在这里。据我所知,他并没有主动提出留下。所以我请特劳待曼夫人在大使面前说情(大使正好外出不在),请他撤销这个命令。特劳特曼夫人答应尽力试一试。一个不能把全部心思扑在工作上的人,我们要他留在这儿有何用。罗森博士当然对我的干预一无所知,也无需让他知道。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试图说服我改变留在这里的决定,他提醒我注意自己所冒的巨大风险,我谢绝了,我并非盲目参与这一事件,我决心已定。(亲爱的多拉,请不要为此生我的气,我别无选择!另外,希尔施贝格大夫全家和封·舒克曼太太以及德士古石油公司的主管汉森先生也都留在这里。可见我不是唯一不顾生命危险的人。韩(湘琳)先生决心与我同甘共苦。这也是我对他唯一的期望。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11月20日
  尽管气压大大升高了,雨仍旧下个不停,防空洞又被水淹了,而我们没有时间舀干里面的水。我们必须包扎行李,不停地包扎。第二批行李中午运走,由办公室杂工顺利地装上了“库特沃”。韩先生的一个皮箱不幸裂开了,没有时间去修理,只好敞着送上旅途碰运气了。前线的消息越来越糟糕,听说日本人在常熟突破了防线。如果消息属实,苏州将很快失守。还听说日本人已经在清除扬子江上的障碍物了,和我预料的完全一样。我今天可以结算好账目,然后交给里贝带走,他今天晚上去汉口。他订的是“武陵”号的船票。这艘船今天早上已满员,经过南京时没有靠岸就开走了。不过又专门调来了另外一艘名叫“武昌”号的船。一路平安,里贝先生!他实在帮了我很多忙,的确是一个好同事。
  刚才我收到了妻子11月9日的来信,附有一封格蕾特尔10月20日从哈尔特恩寄来的信。谢谢,妻子,现在的一封信意味着什么,多么美好的语言都无法表达。何况不可能总是遣词造句,特别是在饭前,两只脚冰冷,就更难了!所以我们还是算了吧!
  下午6时,一家中国报纸出了一期专刊,宣布中国政府要迁移到重庆。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证实了这个消息,同时宣布要为保卫南京战斗到最后一滴血。11月27日,星期日
  雨水夹着冰雹——我们不可能指望比这更好的天气了。因为一旦日军司令部得知中国政府离开了这里,外国大使馆也已离开,那么可能会有更加猛烈的空袭,至少这是我们的估计。刚才我又把4个装着书籍和瓷器的木箱送上了“库特沃”,但愿装船顺利。还没有得到汽艇是否开往“库特沃”的消息。听说昨天中国士兵持枪没收了汽艇。为了重新得到和使用这条船,德国大使必须首先出面干预。他为此求助于中国外交部。
  我的防空洞中的水涨得越来越高,让我发愁。我担心这几天不能使用它,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时间把它里面的水舀干。我正在寻找一个好一些的防空洞。听说现在城里确实有几个经得起轰炸的防空洞,如果我能碰巧给我和我保护的人找到这样的地方,那可好极了!
  电厂厂长白先生请求位在我的房子里。同意!现在总工程师陆法曾先生也来了,想带他妻子以及佣人们住在这儿。由于远洋公司搬上了“库特沃”,校舍空出来了,可以提供给他们使用。
  下午1时30分,我坐车去了中山码头,想搭乘定于2时开船的汽艇去“库特沃”查看我的行李。码头上又是前几天那番景象。来来去去的士兵们挤成一团。尽管如此,栈桥的一部分还是被封锁了,因为冯玉祥要启程。正当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他的卫兵出现了,拔出手枪为他开出一条路。这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卫兵用他的毛瑟手枪友善地抵住我的肋骨,示意我必须向后退。(毛瑟手枪的保险已经打开,子弹处于待发状态,能让人相信这是真的吗?)下午4时,汽艇终于来了。在“库特沃”上我只有10分钟时间去行李舱里走了一圈,我找到了今天早上运到的最后一批木箱,感到很满意。我向那些安静地坐着打扑克、喝啤酒的旅客们作简短告别以后,坐上已经急得大声鸣笛的汽艇驶回下关。这最后一座通往外界的活动桥梁随之被拆除了。回到家以后,我见到了高将军先生,他请我在紧急情况下接纳他和他的佣人,我答应了。但是把这些人都安排在哪儿,我一时还真的不知道。
  我拜访了贝伦施普龙博士先生(他是封·拉梅灿男爵的继任者,目前主管警察局),我想要一个汽车特别通行证,以便在第二次警报拉响后和晚上10时以后也能不受阻拦地开着我的汽车出去(为安全起见,我也应当请人提供这样一个通行证)。贝伦施普龙也是明天去汉口,他刚刚获得了最高统帅颁发的勋章。他让我明天带着他的名片去找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如果王将军还没有离开的话)。我对王将军很熟悉,从在北平时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我本来不必麻烦贝伦施普龙先生,可是,哪怕能帮上一点小忙也行啊!
  上海电台播音员宣布外交部部长王先生将暂时留守南京。人们估计,这样一来外国大使馆就不会撤离,因而也就有可能使南京免遭炮击。我不相信这种哄骗,外交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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