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之战-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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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此时也来电指示，“我各部派遣的援朝志愿军侦察队，均要扮装成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同电又指出：“稳定改变战局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利用突然袭击。”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头脑毕竟还是比较清醒些，他在进入10月以来，不断收到来自各方面判断中国可能要出兵的情报。这些情报有的估计：“中共在满洲已集结了3O万人的兵力。”有的估计“中共约有45万人的军队正在满洲集结”，这使杜鲁门“对中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日益担心。”于是杜鲁门紧急决定，必须和麦克阿瑟进行当面磋商，以便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关于中国出兵的第一手材料和判断。
1O月15日，杜鲁门由华盛顿乘飞机经过30个小时的飞行，飞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当面会谈。杜鲁门问：“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怎样？”
“可能性极为微小。中国在满洲约有30万军队，其中不超过10万至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但只有5万至6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麦克阿瑟毫不含糊地回答。他向杜鲁门断言保证：“朝鲜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去进攻，我认为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朝鲜就会终止。”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会谈，使美国政府认为侵朝战争已近尾声。于是杜鲁门亲自授予麦克阿瑟一枚像叶勋章，以示对麦克阿瑟在朝鲜所谓卓越功绩的表彰后，于10月16日返回美国旧金山。17日杜鲁门得意地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我们在美国国内的人们对我们自己的陆、海、空军和陆战队战士们的卓越成就特别感到自豪。联合国要求我国为联合国提供第一位司令官也是我们莫大的光荣。我们有这么一位合适的人选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真是全世界的幸运，这个人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一个非常伟大的战士。”
就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为暂时的胜利兴高采烈的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领导下，正紧张地为出国作战加速准备工作。
17日上午，彭德怀指示参谋长解方带作战参谋龚杰随朴宪永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李委员长处，商谈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渡江后进一步展开行动的具体安排。下午，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沈阳与东北局、东北军区等领导同志进一步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的装备器材，被服和医院的保障问题。
但此时，彭、高突然又接到了邓华和洪学智的来电称： 昨日渡江部署会议结束后，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表示，现在部队高射炮太少，又无空军支援，敌人可集中大量飞机、大炮、坦克，毫不顾虑地向我阵地进行大规模攻击。而朝鲜多为山地水田，天寒地冻，工事更不好挖，如敌大举进攻，则阵地很难坚持。大家认为，各项准备工作也不充分，政治思想未普遍深入动员，建议渡过冬季明春再出动为宜……。
彭德怀和高岗接到来电后，感到此事有关战略全局，问题重大。正好这时又接到了毛泽东17日下午5时发来的急电，令他俩于18日乘飞机火速回京。这县因为周恩来定于18日自莫斯科回北京，所以毛泽东电告彭、高：“对出兵时间，以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并要求彭、高紧急回京参加中央会商。
18日清晨，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北京，当面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渡江部队的情况和邓、洪17日来电内容。
此时敌进甚速，平壤告急。就在当日晚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当周恩来和彭德怀各自汇报了情况后，毛泽东主席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随后毛泽东又指示彭德怀先以电话通知邓华、洪学智等，要求志愿军各部队严格保密，严密伪装，立即进行政治动员，补足食品弹药，召开誓师大会，立即准备出国作战。
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邓、洪、韩、解及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发出了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 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
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
10月18日21时。
同一天，为加强和统一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机构，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团部（即原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
当此紧张时刻，一个统一的精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正式成立了。同时志愿军各路渡江部队亦开始向鸭绿江边急速开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就此揭开了。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乘飞机火速赶回安东。当天黄昏时分彭德怀仅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在渡江部队的先头，开始跨过鸭绿江大桥。
在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朝鲜战场上，我党我军的一代名将——彭德怀又开始导演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威武雄壮的一幕战争活剧。
这场战争，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军，实现了朝鲜停战，保卫了世界和平和祖国人民的安宁！
［取材自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2月版）；李健《金陵秋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12月版）；李健《新中国六次反侵略战争实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1月版）等］
第四部 西藏和平解放始末
（1）伸自大西洋的黑手。
1949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季节。
国民党政府的即将覆灭使西藏一部分亲帝上层人士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深夜，古城拉萨刮着干冷凄清的季风。贵族府邸的深宅里，古刹名寺的密室里，黑影憧憧，酥油灯摇曳；神秘的电波在夜空颤动，如同星光在天河里颤动……
一个眼睛碧蓝戴着雪白手套的外交官，频繁出入于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官邸。
还有一些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像是赤尾狐那样诡秘地出没于豪门巨户……
当这个春天即将逝去的时候，暗夜中的策划已经接近完成了。
1949年7月8日，噶厦政府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通知国民党政府及其驻西藏办事处：“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
就在同一天，噶厦政府的三位噶伦和基巧堪布，会见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章。首席噶伦然巴说：国共内战打得很厉害，国民党在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为避免在藏国民党官员把解放军招引进来，西藏官员大会决定：西藏政府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请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两周内离藏赴印，转道回内地。
随后，大批手持英式枪的噶厦兵，包围了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电台被查封，学校被关闭，测候所被抢占；那些“共产党汉人”嫌疑人员，更是依照秘密提供的名单被一一拘留。从拉萨到西藏各地，乃至严密布防的藏东重镇昌都，无不刮起一股驱逐汉人的黑风。国民党驻藏机关的官员誊属和其他汉族人员二百多人，被严密监视，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驱逐出西藏，送往印度，再经海路遣返回内地……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向噶厦政府提供拉萨“共产党汉人”名单的，便是那位蓝眼睛白手套的外交官——理查逊先主。他是不大列颠帝国在东印度的重要人物，当时的身分是印度驻西藏总领事。
跟这位理查逊先生遥相呼应，紧密配合的，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的无线广播电台：——美国合众社电讯：“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之主权。”
——英国通讯社专稿：“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英国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在拉萨活动着……
拉萨原有的通讯联络电台，很快变成了“西藏广播电台”，昼夜使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播音。它起劲地传播：“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有属于过中国”，“解放军违背神的意愿，与西藏政教水火不能相容”，煽动西藏僧俗人民“要南死女顶，前仆后继，”对解放军“坚决进行武装抵抗！”
同样是这位颇有绅士风度的理查逊先生，对年迈昏庸的西藏摄政达扎说：“不能坐喊独立，应当向联合国写信呼吁”。于是，噶厦政府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由理查逊先生亲自修改定稿，并译成英文本，决定派遣达赖的二哥嘉洛顿珠和孜本（审计官）
夏格巴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
此后，理查逊先生又伙同来自美利坚的神秘人物劳威尔·托马斯，和摄政达扎等秘密商定，组织了一个由6位官员组成的所谓的“亲善代表团”，打算分别派往美、英、印（度）、尼（泊尔）4国，请求援助。各位代表都携带盖有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印鉴的书信，信中称：共产党已占领内地多数省，业已临近藏界，请求4国指导我们如何作战，并希望派来一批有技术专长的人员，借贷一批美元，为实现西藏独立、加入联合国组织给予支持……
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面积相当于12个浙江省的棕色土地，将从中国的版图上冰裂而去。
那片环抱一千多个湖泊的美丽高原，那些蕴储无数宝藏的崇山峻岭，特别是跟华夏各民族血肉相连的百万藏族兄弟，都将沦入异邦异族的手中；原本是祖国最可靠的西藏屏障的喜马拉雅山脉，也将被利斧斫裂而去了……
藏与华夏古族是同源同种，同胞骨肉。他们土地相连，文化相融，共建共拥东方第一大国，也已历经七百多个春秋了。现在，当自己的祖国如醒狮一般将要跃起于世界的时候，这片第三极地，难道将要发生令高山扭痛、大河淌血的离心的裂变吗？整个世界注视着西藏，毛泽东的眼光也注视着西藏。
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严正指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
解放军将“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
仅仅隔了4天，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解放。
但是，封闭于雪山峡谷中的噶厦地方政府，对来自北京的忠告和规劝充耳不闻。他们受那些蓝眼睛白手套的蒙蔽太深了，对自己的力量也估计得太高了。从拉萨通往藏东重镇昌都的驿路上烟尘滚滚，七千大军被调往金沙江西岸，他们将要凭据天险和神符，顽固抵抗解放军进入西藏。
（2）新生的共和国面对艰难而严峻的考题。
逆历史潮流而动，背全国人心所向的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谴责和声讨。
首先对“西藏独立”阴谋表示极大义愤的，是藏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甘、青、川等藏族聚居省的人民。
1949年10月、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西藏黄教两大教主之一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
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无尚崇高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在瑞雪飘飞的1950年1月的最后一天，班禅堪布会议厅再一次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