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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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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烽火弹雨而被保存下来的红军日记,成了珍贵的原始文献。当时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的彭绍辉,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道:晚上军团直属队开排以上干部会,由毛主席报告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即遵义会议决议——引者注)。毛主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单纯防御路线,短促突击,分兵把口,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都是错误的。而“反攻”以来(指长征以来——引者注)这个错误还在发展,变成了退却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跑”,也是错误的。我听了这个报告非常高兴,许多过去有怀疑、不清楚的问题,得到了明确的答案。
  彭绍辉:《长征日记》,《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萧锋在他的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则写道:听完传达后,分组讨论了两天。广大干部对机会主义者错误指挥造成的损失很不满,有的气得直冒火。上级指出,主要是总结经验,不要过多责备个人。我们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苏维埃的红旗,克服困难,搞好创建黔滇川边苏区的工作,执行北上抗日方针。
  萧锋:《长征日记》,第四十八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红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中写及,常委分工,毛泽东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虽然规定了“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只是“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是这意味着毛泽东恢复了对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尽管在名义上还不是最高指挥权。虽然“朱周”为“最高军事首长”,由于朱德是毛泽东的老搭档,周恩来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尤其是周恩来很赏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因此居于“帮助者”地位的毛泽东,实际上已成为红军主帅。世上没有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而毛泽东恰恰在他“复出”后的第一仗中指挥失误,使得对他甚高的呼声顿时跌落下来!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行军。被压抑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激情,此刻爆发了。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一半是由于求胜心切,一半是由于情报错误,因此毛泽东首战失利。一月下旬,毛泽东坐镇离土城不远处的青杠陂村指挥。他的两侧,站着周恩来和朱德。土城是贵州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小镇。据侦察,驻守那里的是“双枪”黔军,不过两千多人。谁知一交手,对方的火力甚强,人马众多。毛泽东这时才得知准确的情报:对方是川军,是总指挥潘文华麾下的一万兵马!土城一战,红军到底死伤多少,未见于红军文献。不过,从川军总指挥潘文华一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的三份电报中,可以略知一些战况,只是照国民党当时的惯例总把红军称为“匪”,而且往往对死伤数字加以夸大:
  “缴获步枪二千余支”,“俘匪参谋长一员”,“毙匪团长欧阳君一员”(二十八日电)。
  “往复冲锋数十次,匪我伤亡甚大”,“激战至晚,匪受创颇巨”(二十九日电)。
  “追击至土城河,匪隔河向我发射,并将浮桥拆毁。现仍相持中。此役计毙匪二千余,当夺获山炮一门,迫击炮二门,步枪无算”(二十九日电)。
  事隔二十一年后,毛泽东对土城之败,仍记忆犹新。一九五六年九月,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历数他的“真错”时,提及“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当时,毛泽东曾试图打入四川,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土城战役,使毛泽东尝到川军的“辣味”,于是改为向西进入云南扎西,举行扎西会议。首战失败,影响了毛泽东在军队内的威信。不过,毛泽东毕竟是高明的战略家。他在扎西会议上提出了“回兵黔北”的方针,认为还是黔军易打,黔北空虚,这一意见为大家所接受。“吃一堑,长一智。”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于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渡赤水,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八个团,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接着,又痛击敌吴奇伟增援部队。这一仗,总共歼敌二十个团,成为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
  遵义战役的大胜利,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毛泽东在军内的威信迅速“回升”。蒋介石深为震惊,并于三月二日由南昌飞往重庆“督剿”,大骂王家烈无能。遵义大胜,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来“帮助者”的地位,正儿八经地得到重要的军职。那是三月四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电报原文如下:
  (火急)林聂彭杨董李罗蔡:
  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
  朱周王
  四日十八时
  电报抬头所写的是各军团长及政委,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
  末尾的“朱周王”,即朱德、周恩来、王稼祥。
  这个电报,正式恢复了宁都会议所撤销的毛泽东的军职,表明了毛泽东从此重掌军权。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翌日,前敌司令部报务员们发电报时,末尾署“朱毛”或“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新的“三人团”—毛泽东 周恩来 王稼祥
  几天之后,从前敌司令部发出的电报,末尾忽地只署“朱”,没有“毛”了!
  这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不是刚刚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委吗?
  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毛泽东“掼纱帽”了!
  事情发生在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后的第六日——三月十日。导火线是来自一军团的一份电报。三月十日凌晨一时,一军团给在贵州苟坝的前敌司令部发来电报,抬头写着“(万急)朱主席”,末尾署“林聂”。那时,朱德发给各军团的命令,总是写军团长和政委两人名字,因此各军团给朱德的电报也总署军团长、政委的名字。“林聂”,即林彪、聂荣臻。那份电报,主要是林彪的意思。
  林彪在凌晨一时给朱德发来“万急”的电报,是因为他提出重要的新建议:“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林彪在电报中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五个行动方案。打鼓新场,简称“新场”,今日贵州金沙县的县城,当年是一个大镇。进攻打鼓新场,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因此朱德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召开紧急会议加以讨论。
  屋子里坐了近二十个人,讨论林彪的电报。自从遵义会议上批判了李德“独断专横”之后,张闻天很注意“发扬民主”,事事要找一堆人开会讨论,依据多数意见行事。这一回开会讨论,大家都觉得林彪的电报可行,赞成他的建议,唯独毛泽东一人反对。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理由: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费侃如:《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党史通讯》,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于是,张闻天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采用林彪的建议——张闻天曾再三讲自己不懂军事,他只能按多数意见去办。
  毛泽东深知打鼓新场不可打。他急了,抛出了“杀手锏”:“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张闻天一见毛泽东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
  毛泽东原以为他一走,众人会改变主意。不料,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众人竟通过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另外,拟出了给林彪的电报,同意他的方案。
  周恩来是当事人,曾很详尽地描述了后来的故事:
  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某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周恩来又一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遵义会议决议,“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所以由他最后拍板。周恩来“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也就扭转了乾坤!既然周恩来在三月十一日一早的会议上“把大家说服了”,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取消了,毛泽东也就复职了——从他“掼纱帽”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未超过二十四小时!“打鼓新场风波”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二十来人讨论来讨论去。毛泽东以为,批判李德、博古,不能把“三人团”也否定掉。“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还是需要的。过去的毛病在于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错误,不是“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错了。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张闻天也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理,因为这些天把他折腾得够呛。他不懂军事,可是却要不断地主持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按多数人意见去办。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怎么行呢?于是,在三月十一日,先是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
  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指黔军犹国材旅——引者注)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指鲁道源旅——引者注)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指安恩溥、龚顺璧两旅——引者注)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指周浑元的第二纵队及川军——引者注)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
  朱德的电报,申明了毛泽东所阐述的不可攻打打鼓新场的理由,而且事实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发出了朱德的电报之后,下一个议题就是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重组“三人团”的建议。讨论时,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博古五常委均在场。虽然不过事隔一天,情况却截然不同,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三月十二日,新的“三人团”在贵州苟坝宣告成立,即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新的“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从此,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首长。虽然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但朱德受新的“三人团”领导。历史学家为了区别于原“三人团”,把新成立的“三人团”称为“新三人团”。在长征时期,打仗就是一切,军事压倒一切。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
  不过,人们通常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说成是遵义会议。其实,这里所说的遵义会议是广义的,即前有发展过程,后有完善过程:遵义会议前的发展过程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后的完善过程是“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直至苟坝成立“新三人团”。正因为这样,关于毛泽东和遵义会议的关系,有着各种评价: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一九九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上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九九六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些提法大同小异。这里所提到的遵义会议,实际上是指广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历史的进展,日益受到注目——因为它是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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