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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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性皮炎复发了，双腿长满湿润和糜烂的斑块，并向上身扩散。
2月中旬，彭德怀的腿、臀、背长满红疮，奇痛奇痒，不能弯腰，不能躺卧，这时他才向监护点的人提出能否治疗一下。
他身上仍然是从成都穿来的一套内衣裤，已沾满了脓血。袜子早破了，棉裤露着棉花。
监护点内，被监护的人都收到家人送来的衣物、食品，唯彭德怀没有人送。监护干部问他要不要告诉家属送些换洗衣服来，彭德怀总是说：“算了吧，算了。”他料想浦安修处境不会好，又怕连累侄儿侄女。想来想去，才给彭梅魁写了一封信。
在吴家花园时，彭梅魁曾对伯伯说，不管在哪儿，我都要来看你的。彭梅魁说到做到了。彭德怀到大三线，春节时，彭梅魁到成都看望伯伯，给伯伯洗衣服，缝缝补补。临走时，彭德怀问她1962年给中央的那份八万字长信的抄本保存情况，彭梅魁瞒着伯伯说：“烧了。”彭德怀用眼睛打量着彭梅魁，说：“这样好，这样好。”以后彭梅魁常写信问伯伯好。1966年12月，彭德怀又把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抄了一份寄给彭梅魁，让她保存。此后，彭梅魁就再没有收到彭德怀的信，不知道伯伯的情况。
2月底的一个晚上，监护点的两个参谋按彭德怀告诉的地址来到彭梅魁家里，交给她一封信。彭德怀在信中告诉彭梅魁，他已“被抓来北京”。“到京两月，红卫兵对我所追问者，还是庐山会议情形，此事无再谈必要，仍如既往，服从中央决定。其他一切愿受革命群众审查，请你放心吧”。“今冬皮肤炎（痧疹）变为疮疤，痛痒异常，近警卫部队负责人派医生专治，已见成效”。“在成都被抓时很急，未带应用东西，仅穿着黑棉布衣服，现已破烂不堪，春暖后无法换洗”。“如景希珍在成都，请他找两条短裤、上黑下蓝那套布制服、袜子、布鞋，还要寄一点儿钱”。
后面署名是：伯父清宗。
彭梅魁激动极了，一个多月以来，她寝食不安，为伯伯担心，今天总算有了下落。
3月6日，彭德怀和其他“犯人”被转移到距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干部队驻地监护。
大门口有守卫，“案犯”（《哨兵日记》上对被监护人的称呼）门口各有一个哨兵，彭德怀屋内还设有一个哨兵。一言一行都被记录在案。
到了罗道庄，彭德怀发现对他的看管更严了，自言自语：“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是在这里坐监狱”。冬日将尽，他还穿着那身破棉袄裤，无衣可换。他向哨兵要来一根针，一点线，自己补破袄。有时对着哨兵拍腿感叹：“今年我已经撤职八年了，这八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3月19日，一个参谋拿着彭梅魁送来的衣物和水果来到彭德怀囚室。东西是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转来的。参谋让彭德怀签收据，彭德怀在上面写了“石穿”两个字。
彭梅魁的物品给他带来安慰，也带来了希望。4月1日，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被抓的经过和目前的情况。因报纸上有文章，不点名地说他到西南搞翻案活动，在这封信的最后，他向毛泽东声明：“我到西南区头7个月，大约走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云南还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做些研究，增加自己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并无其他意图。”
仍然没有回音。
4月20日晚，又提笔给周恩来写信。称呼“总理”，信中谈四川石棉厂矿碴堆积在南岸，流失不少。他曾报告西南局领导人，此矿碴可加工成钙镁磷肥，成本低，肥效高，恐此事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下署名“石穿”。
彭德怀在囚室里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给中央文革写信，奇怪的是他没有给“副统帅”林彪写过信。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篇讲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戚本禹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报纸上已多次不指名地骂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闹翻案等，对他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一词。戚本禹此文在报纸上第一次指“彭德怀”之名而攻击之。彭德怀坐在桌旁，先是看到文章中点了一串名字：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邓拓……怎么，都成了反革命？！他在这些名字下用红铅笔重重地画了一道又一道。再看下去，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在那一段话下面也画了重重的一道，喘了一口粗气，把报纸扔向一边，躺到床上唱起“国际歌”来：“起来……起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低沉而粗犷的喊声，震动了囚室内外冷凝的空气。
哨兵在登记本上记下了彭德怀以上的“反应”。
1967年7月，“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全面夺权”，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人民日报》号召“革命派”痛打“落水狗”。一代民族精英、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被揪上批斗台，遭肆意凌辱。
江青十分“关注”彭德怀。在她的心目中，元帅——“海瑞”，正需要痛打一下。她几次不阴不阳地提到：“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过去还没有公开批判一下呢！”“要把他批倒批臭呵！”戚本禹连忙告诉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头韩 × × ：“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把彭德怀拉出来斗”。红卫兵提出没有“炮弹”，戚本禹马上叫专案组给红卫兵提供材料。
野蛮的、可悲可叹的历史一页揭开了。
先在6月21日，“重新调整”后的专案组在戒备森严的八里庄审讯室里第一次提审彭德怀，要彭德怀交代是怎样“里通外国”和组织“反党集团”的。彭德怀说：“你们不了解，小娃娃不懂事！”主审人喝道：“老实点，要坦白交代！”彭德怀无可奉告。
以后许多天，彭德怀根据专案组的命令写自传，他不愿意写，专案组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彭德怀说：“既然是组织让写，我服从。”他面对一个无情的事实：专案组代表至高无尚的党，代表他一贯服膺的组织。
7月19日早饭后，彭德怀正埋头写自传，被告知要去“开会”。彭德怀抬头问：“开什么会？带纸笔吧？”
“不需要带什么东西。”
直到吉普车开进北京航空学院，他才想到，这是开他的“批斗会”。
中午，有人给他一个玉米面饼子。下午他被带到北航六系楼的一间教室里，面对着60多个红卫兵造反骨干。
“彭德怀，交代你的问题！”一个“头头”厉喝一声。
彭德怀态度温和，答：“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几十年忠于毛主席，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出力。”
“你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
“打日本鬼子呗！”
“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
“嘿，不对的。打电报了嘛！毛主席、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祝贺，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在山东及其他地方组织一两次’？”
听到伟大领袖发了贺电，审问者不知怎么“审”下去——这是为开批斗大会而举行的预审会。
彭德怀给红卫兵讲为什么打百团大战，打得怎么英勇。一部分红卫兵似乎听入迷了。在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份《快报》上，描述了这一场面，说：“他竟恬不知耻，慢条斯理地吹嘘他当时如何英雄，打死打伤多少敌军等等，好像讲故事一样。”
号称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赶快扭转局面，喊：“彭德怀，交代你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
“你为什么写意见书？”
彭德怀板起面孔答：“我就不该写那封信。”“我有话就讲，憋不住。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你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口出此言的红卫兵，根本没有看到过他说的那份“万言书”。
“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是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这确是8年来彭德怀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无奈何地想到的理由，此时冲口而出了。
全场喧哗起来，有人带头高呼：“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彭德怀挺身，在喧闹声中提高了嗓门。
韩××从桌子上跳过去，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吼：“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我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韩××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忽啦围上去一堆人，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红卫兵，说：“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话未说完，有人一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
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七十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了，胆子小的也“勇敢”起来了。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七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
下午5时50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晚得知彭德怀被斗的情况，打电话问韩××为什么不执行总理的“五不”指示。预审会前，卫戍区专人去北航向韩××等人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街，不准武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韩××听后，即打电话报告中央文革，戚本禹回答：“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267医院检查，病志记载：“胸部正位相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
傅崇碧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伤势，并附上胸片。周恩来看后，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病，将结果报告他；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然而，风云日紧。彭德怀遭毒打的第二天，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紧接着林彪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使已成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批彭高潮”。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的“造反组织”连续“揪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萧向荣、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千公众前遭受摧残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选来按低他的头，反提他的胳膊。长时间的伤痛、愤怒，使他在被“游斗”中几度昏迷。
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起，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就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尽管她原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早已经“落选”，被派去担任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仍属“当权派”之列。而最关紧要的，她是彭德怀的妻子，这使她成了“造反派”的大目标。
1966年7月，浦安修的家被抄，人进了“专政队”，白天劳动，夜晚住在没有完工的一间浴室里，潮湿的水泥地面上铺着一床薄褥子。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数学楼前。几个月来，她茫然地承受着一切。骤然间，她看到人群中一辆三轮车上押着一个人。纵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就看出是他——一别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