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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彭德怀传-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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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先后对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了近50天的友好访问。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便不顾旅途疲劳到旃坛寺国防部大楼去办公。总参谋长黄克诚向彭德怀询问了访问的情况和观感,然后向他汇报国内经济形势和当前部队的思想情况。使彭德怀感到担心和意外的,是国内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黄克诚向他汇报时说,全国不少地方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省,有的地方已经断粮,外出逃荒的群众越来越多……
  听到这里,彭德怀再也坐不住了。他背着手,在室内踱来踱去。甘肃省是他亲自考察过的省份,就在几个月之前,省委领导和下面干部还告诉他,全省每人平均可占有粮食1500斤。现在怎么忽然变成了严重缺粮省?
  在回国的最初几天里,彭德怀阅读了中央文件和各地送来的大量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材料。他发现国内形势远不像他在国外从报纸上看到的报道那样乐观。全国的粮食、日用品、建筑材料、电力、运输……都处于紧张状态。月末,彭德怀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7月2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各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彭德怀沉思良久。他想让黄克诚去庐山开会,自己留下值班。彭德怀所以有这个念头,是因为他考虑到:黄克诚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地方的情况比自己熟悉;另外,彭德怀计划写一本关于建军经验的书,想抽空做些准备,并看看出访期间积压下来的文件材料。当彭德怀找到黄克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时,一向不避辛劳的黄克诚却出乎意料地没有立刻表态。这位素来稳重的总参谋长考虑得更多一些,他想到在不久前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突如其来地点名批评彭德怀,口气严厉令人摸不着来由,使彭德怀一连几天迷惑不解,闷闷不乐。黄克诚唯恐彭德怀不出席庐山会议引起毛泽东的误解,便非常恳切地说:“老总,你是政治局委员,你怎么能不去呢?还是我留下来值班,你去开会的好。”
  无论是彭德怀还是黄克诚,都没有预料到庐山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彭德怀是7月1日早晨到庐山的。和他一起到达的有:贺龙、李富春、习仲勋、陆定一、康生、张闻天、贾拓夫等。他们从北京出发,乘一组专列先到武汉,然后换乘江轮到九江,由九江登岸乘汽车上山。在火车上,彭德怀一直埋头阅读这一时期中央发的重要文件、内部资料和群众来信。50多天的八国之行,与国内隔绝,他需要了解的情况太多了。
  在火车上,保健人员发现彭德怀吃饭很少,两顿饭都是只吃几口就把碗筷一放,回自己的包厢去了。在包厢里,他长时间地凝视着窗外,闷坐不语。保健人员便不安地问:“是不是病了?”彭德怀轻轻摇摇头。“是在车上睡眠不好?”彭德怀又摇了摇头。接着用手指了指窗外说:“你看看他们……叫人怎么还能吃得下去!”
  这时保健人员才注意到,在列车停靠的站台外边,拥挤着许多人。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有的背着肮脏的行李卷儿,有的妇女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他们一个个面带菜色,用手把着站台边的白色栅栏,向列车这边张望着。很显然这是一群被保卫人员赶到站外的灾民。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始的计划只是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7月2日到达庐山后,被安排住在河东路一侧的176号别墅。这是一座有一间大厅,两头各有一套卧室、书房、卫生间,设备齐全的美式建筑。
  7月的庐山,万木葱郁,气候宜人。变幻莫测的庐山云雾,给本来就千姿百态的峰壑不断地改变着容颜,为她涂上一层又一层神秘虚幻的色彩。
  毛泽东把第一阶段的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上山之前,与会人员得悉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十三个问题。上山以后,毛泽东在接见一些负责同志时,也明确地说过:“这次会议主要是纠‘左’,要搞一个文件。”
  7月2日开过一次中央常委会,会上确定的庐山会议正式议程,是分组讨论毛泽东先后陆续提出的十九个问题:一、读书;二、形势;三、今年的任务;四、明年的任务;五、四年的任务;六、宣传问题;七、综合平衡问题;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十、体制问题;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十二、公共食堂问题;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十四、三定政策;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团基层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团结问题;十九、国际问题。
  当时,毛泽东把国内形势概括为这样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的概括,使初上庐山的彭德怀对会议满怀希望,以极大热情参加了小组会的讨论。
  会议初期,气氛轻松、融洽,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有点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晚上看戏、看电影、跳舞。
  但是,这“神仙”般的生活只继续了不长的时间。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会议气氛开始发生变化。分歧是从对毛泽东概括形势的三句话那中间四个字“问题不少”的不同解释开始的。
  庐山开会的时候,全国城乡的经济情况,已经开始有所缓和,但没有根本好转。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毛泽东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已经从思想上提出纠“左”的问题。他多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和中央全会,制定一些方针政策,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并且获得了一些成效。毛泽东对于这方面的成绩是相当满意的。
  但是,由于当时所有这些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仍然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提出和实行的,因而这种纠“左”的工作也是很不彻底的。一再修改后的指标仍然偏高;公社中仍然保留着供给制、公共食堂等许多“左”的做法,严重危害着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在彭德怀和一部分与会者中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要求,主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迅速扭转紧张局势。
  对当时形势,特别是对存在的问题的不同看法是:一部分人认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成就要充分肯定,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或“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经过195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一系列会议采取措施后,缺点错误已经纠正,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积极的领导人。他们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认为那样就会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是“给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
  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暴露不少问题,有些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值得重视。中央虽然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制定了一些措施来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如批评“共产风”、“浮夸风”,生产上的比例失调,干部作风中的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等,但收效甚微,有的地方还在发展,还需要下大力才能解决。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大跃进”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不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而正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样做不但不会否定已经取得的成就,相反,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把今后工作做得更好。
  彭德怀是属于持后面这种观点中的一个。
  彭德怀登上庐山,对于闻名遐迩的匡庐胜境没有多少心思去领略。“暇日登临固宜乐,其如天下有忧何。”在山上,他除了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以外,就是整天翻阅中央和各部、委的文件,以及参加小组会议讨论。
  会议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大区编组的,共分6个组,彭德怀参加的是西北组。从7月3日到7月10日的8天中,他先后作了7次发言和插话。以他自己一贯的风格,发言开门见山,毫不拐弯抹角。有的话直涉毛泽东,他也不加回避: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月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不只三个月。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认识)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①
  4个月前,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中,号召大家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学习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他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众把人打死,还是有臣下敢进言。当时尽管海瑞对皇帝攻击得很厉害,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会后彭德怀返回北京,一直到出国访问,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的案头总是放着一本线装的《明史·海瑞传》,批阅文电之余,便拿起仔细阅读。在彭德怀作以上发言和插话的时候,他脑子里是否想到了海瑞,人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从毛泽东号召讲真话、学海瑞中受到了鼓励,则是可以肯定的。
  在那次上海会议期间,彭德怀和陈云同住在瑞金二路五号,同席进餐,饭后一起散步,交谈过不少问题,而且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在修改和调整当年的钢铁生产指标中,毛泽东在会上多次称赞陈云关于这方面的正确意见,还说有时候真理是在一个人手里。会后,毛泽东即委托陈云领导中央财经小组,研究落实钢铁生产指标的问题。彭德怀对陈云坚持实事求是,不随声附和而又勇于直言的精神,一直是很敬佩的。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言人所不敢言,有人赞同,有人为他捏一把汗,还有人冷眼旁观。
  彭德怀从来不看人家的脸色讲话,仍然照直说下去: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百分之十三。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彭德怀在发言中还间或加杂有粗俗的言辞,引起了一些人的极大不快,这是不难理解的。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那本著名的《西行漫记》中说过:“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彭德怀不仅在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当着毛泽东的面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常委会上,当有人说到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余亿元时,彭德怀插话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
  毛泽东说:“呃,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下去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
  在庐山,经常和彭德怀见面的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他们两人的住所只相隔一条甬道。还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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