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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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解散了，国民党希望共产党能够合并于国民党。”蒋介石想乘机“招降中共”。他在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前夕，亲笔写信给毛泽东，透露了招降之意。他还通过张治中转告林彪：“国民党在共产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二是国共两党合一。”
　　最为耐人寻味的是，戴笠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第三国际（注：即共产国际）解散后，本党对中共应有之对策”。这一方案指出：“莫斯科正式公布解散第三国际后，各国共党之政治地位及组织策略均将发生重大分化，中共为世界革命之派系，现已逐渐失去国际势力支援，其政治号召力必将失去或减低，中共分子之动摇心理亦必随之而剧烈。本党应把握此有利时机求中共问题之彻底解决。”
　　戴笠的对策分政治、军事、党务、宣传、特务五个方面，非常详尽。内中特别提出：“选派大员赴延安谈判，并分化毛泽东与留俄派陈绍禹……”
　　连戴笠都已注意到利用毛泽东和王明（陈绍禹）之间的矛盾！
　　戴笠在“特务”项中指出：“派员与留俄派陈绍禹、秦邦宪接洽，提高陈秦政治地位，借以达到孤立毛泽东派，鼓励留俄派分化之目的。”另外，还用这样的口气提及毛泽东：“派员赴延安谈判，并叫中共负责人毛泽东来渝。”也就是说，戴笠要“叫”毛泽东来重庆！
　　戴笠的方案中，还有一条，叫“以共制共”：“争取共党中之觉悟分子与动摇分子，准备于必要时运用蜕化方式号召再组织共党或另组新党，达到以共制共之目的。”看来，戴笠要把日本对付国民党的一套办法，来对付中共……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最高领袖
　　其实，这一回蒋介石全然错估了形势，打错了算盘。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于毛泽东来说，无异于少了一个“婆婆”！往日，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任何重大的决策都要向共产国际请示，获得同意之后才能行动。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并不很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那样的“集权领导”，往往捆住了毛泽东的手脚——虽说毛泽东也并不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如今，共产国际的解散，反而使毛泽东感到轻松，因为他不必再听命于莫斯科。
　　为了适应共产国际解散的局面，中共已预作措施。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极为重要的决定，即《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一决定是历史性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政治局主席一职。“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另外，“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这样，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领袖——虽说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已是实际上的中共领袖，但名义上中共中央的总负责是张闻天。《决定》中有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毛泽东便在政治局中拥有“最后决定之权”（虽说文件中最初是指在书记处会议上拥有“最后决定之权”）。毛泽东拥有这“最后决定之权”，直到他走完人生的最后的路程。这样，中共在共产国际面临解散之际，推出了自己富有权威的领袖——毛泽东。
　　刘少奇被确定为毛泽东的副手。刘少奇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热情赞颂毛泽东：“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刘少奇称颂毛泽东是“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这时的毛泽东，正好步入“知天命”之年。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共加强了对于自己领袖毛泽东的宣传和赞颂。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从此，毛泽东思想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广为宣传。这样，共产国际的解散，并非蒋介石所认为的毛泽东倒了“后台”而“摇摇欲坠”，却是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因此而加强。
　　当周恩来回到延安，他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了对毛泽东的热情赞词：“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此时，张国焘、王明败北，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完全巩固；诚如此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完全巩固。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毛泽东抓住张涤非来了个“质问国民党”
　　也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发表了堪称“蒋介石主义”的代表作——《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的主题曲，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书中强调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蒋介石说：“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他绝不像其他党派，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而以利害自私为结合的本能。”蒋介石以为，“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中国之命运》还“迂回”攻击“新式军阀”、“新式割据”以及“奸党”、“奸军”等等。不言而喻，所谓“新式军阀”、“新式割据”、“奸党”、“奸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必须通读的文件。人人要读，人人要学。此书初版二十万册，不久，印至一百万册。《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读〈中国之命运〉》，对其作出高度评价：“这个大著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建国的南针，已经照耀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大道。”三青团通过宣言，称颂《中国之命运》是“我们革命建国的方向，以至个人修身立业的大道”。《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与国民党关于共产国际解散所掀起的“解散中共”宣传，汇成一股反共浪潮。也就在这时，蒋介石要胡宗南调集了四五十万军队，分兵九路，打算以闪电的速度进攻延安。七月七日，原本是中国抗战的纪念日。一九四三年的“七七”，国民党部队却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打响了内战的炮声。
　　蒋介石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国共关系，又骤然吃紧了。
　　毛泽东决定予以反击，以防皖南事变重演。
　　七月九日，延安三万人集会，发表通电，向全国呼吁制止内战。朱德、刘少奇出席了大会。大抵考虑到给国共关系留点余地，毛泽东没有出席大会。毕竟蒋介石吃过皖南事变那国内外一片谴责声的苦头。一听延安的浩大声势，蒋介石慑于舆论压力，于七月十日下令胡宗南部队停止行动。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写道：“我宣传闪击已收效……使蒋害怕不得不改变计划。”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极为巧妙地抓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所发的一条小小的电讯，大做文章，进行回击。那是在七月六日，新华社在重庆发出一条这样的电讯：
　　［新华社重庆六日电］此间国民党机关中央通讯社于七七纪念前夕，发表了一个破坏团结的新闻，该新闻称：“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形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电文已于六日发出。同日新华社又发一电讯，详述西安“新闻”：［新华社西安六日电］确息，六月十二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召集西安文化团体开座谈会，张涤非主席宣布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事打击中共之必要，并提议打电报给毛泽东。张特务头子当从衣袋内取出其预制之电文，内容首述第一次欧战第二国际解散，第二次欧战第三国际解散，证明马列主义“破产”。次述第三国际解散为加强盟国团结，中共应解散以加强中国的团结。到会者慑于特务威风，不敢说话。当由张涤非说道，此稿应即送有关各机关签名，五天内不答复者即为默认，有增删意见者可以注明，以便最后修改拍出。此次伪造民意会议，共开十分钟。被邀者三十余团体，但到会者只有九人，其中有秦风日报、华北新闻、工商报、三青团读者导报、图书审查会各一人。此外有李翼燕、王季高、李庵等人，均系CC特务头子。
　　延安《解放日报》在七月八日刊载了以上两条消息，加上了大标题《特务机关破坏团结假造民意竟敢提出“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
　　七月十二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重要社论，那标题火辣辣的：《质问国民党》。这篇社论后来收录《毛泽东选集》，人们方知乃毛泽东手笔。
　　一开头，毛泽东便指出：“近月以来，中国抗日阵营内部，发生了一个很不经常很可骇怪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发动了一个破坏团结抗战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紧接着，毛泽东便提到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那条电讯。毛泽东批驳道：“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在第三国际解散之后所忙得不可开交的，单单就在于图谋‘解散’共产党，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汉奸党和日本党。这是什么缘故呢？当你们指使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不于要求解散共产党之外，附带说一句还有汉奸党和日本党也值得解散呢？”“难道你们以为共产党太多了吗？全中国境内共产党只有一个，国民党却有两个，究竟谁是多了的呢？”毛泽东对“国民党先生们”如此进言道：“‘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毛泽东对“国民党先生们”进行了一系列质问。最后，毛泽东的笔锋直指蒋介石。
　　毛泽东写道：“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请你取缔中央社，并惩办汉奸张涤非。”毛泽东抓住中央社那么一条消息，抓住了张涤非，做了那么一篇大文章！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起一番风波
　　毛泽东紧接着又部署新的舆论反攻——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据陈伯达对笔者谈及，那时他正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毛泽东忽然找他和几位“秀才”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做文章呢！”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也就分头着手写文章。
　　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原拟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发表。毛泽东审阅了全文，改标题为《评〈中国之命运〉》，这样既简练，又稍稍照顾了蒋介石的面子。另外，改署陈伯达个人名字。
　　据陈伯达回忆，文章开头一段，是毛泽东亲笔所加：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陈伯达等著：《评〈中国之命运〉》，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一九四五年版。
　　毛泽东加的这一段话，一开始便点出陶希圣为蒋介石捉刀之事，再点明陶希圣的身份，贬了《中国之命运》。这种“毛泽东笔法”，颇为辛辣。这跟他抓住张涤非，来了个《质问国民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