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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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的散文，常常是精巧构思的结果，林海音散文构思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为使散文神凝，她很注意“文眼”的安设，却又不露痕迹。如《贝多芬的力》，作者既写贝多芬父亲的酗酒和母亲的早丧，又写他负担全家生活和培育两个弟弟的艰难，也写他失恋的痛苦，耳聋的打击，以及他立了遗嘱又奇迹般地活了二十五年，直到完成《第九交响乐》才在贫病中逝世。全文紧紧围绕着这位杰出人物对事业的执著追求，把许多有关的片断汇集于“力”这个焦点上，从而使这篇散文凝炼、浓烈，并以它思想的光辉而使读者受到启迪。《辛酸餐馆泪》。《日落百老汇》、《诗的婚礼，诗的岁月》也体观这种构思的特点。有些篇章，用对比突出主题，如《五十两黄金·一块抹布》、《二弦》。但她大多散文，都以清新的文字和素淡的笔调，将一个短小的故事、一件普通的事物，舒徐自如地写出来，让读者得到丰富的感受。
林海音小说则为我们展开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并以反映我国特殊历史时代的真实面貌而得到人们的赞扬。
林海音特别关心中国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她大部分小说，不管是以北京为背景还是以台湾为背景，处于中心位置的，始终是妇女问题。她的许多反映旧中国妇女命运的作品，既是探讨中国妇女问题的记录，也是寄托乡愁的一种表现形式。如自传体小说《婚姻的故事》描述婆母、姨娘、“我”和妯娌、友人的不同婚姻，“给我无限回忆”。深深的乡愁也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城南旧事》就是通过宋妈、兰姨娘、秀贞和爸妈等人物命运的描写，表现作者对北京的思念之情。
描写大陆来台妇女和台湾妇女的生活际遇，是她探索中国妇女问题的继续。她们不是忙于事业而失去家庭的温暖（《春风》），就是为养家活口沦为受人凌辱的戏子（《风雪夜归人》）；不是为挣钱送妹妹读书而只好卖唱（《孟珠的旅程》），就是在失学失业的痛苦、寂寥中被变态的恋情吞噬（《晓云》）。而秀惠的自杀身亡，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台湾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玫瑰》）……总之，林海音笔下的妇女，不论贫富贵贱，年龄大小，文化高低，籍贯出身，“都是一群被虐待者”。她重现了二十年代旧中国妇女和五六十年代台湾妇女的苦难生活，也写了她们的反抗，如歌女玫瑰以跳楼自杀来抗议养母和社会对她的坑害。但大多数妇女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叶石涛语），林海音为被侮辱被损害者鸣不平，却找不到出路。这又一次证明，妇女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除了描写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外，林海音的小说，还反映大陆赴台人员的寂寞、对大陆亲人的思念（《晚晴》）和谋生的艰难（《蟹壳黄》），以及台湾城市贫民不幸的命运（《鸟仔卦》），台湾菜农的困苦生活和望子成龙的心愿（《要喝水吗？》）。而《萝卜干的滋味》、《爸爸不在家》等短篇小说，则是儿童生活的写实。
林海音还写了不少童话，由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林海音童话集》，一本为故事篇，有《请到我的家乡来》、《迟到》、《三盏灯》、《哈哈哈）、《爸爸的花椒糖》、《金桥》、《骆驼队来了》、《察家老屋》、《童年乐事》；另一本为动物篇，内有《我们都长大了》、《小快乐回家》、《六趾儿》、《井底蛙》、《不怕冷的鸟——企鹅》。不管是故事箱或动物篇，都充满儿童情趣。作者将浅显的哲理、深刻的主题用小读者乐于接受的形式来表现，都使小读者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是寓教于乐的精品。
文学作品，总是通过塑造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生活的。“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屠格涅夫语）林海音致力于写人，写人的命运，灵魂，性格，井通过“最具体的个人”的复杂性格，折射出社会的风貌，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面影，这是她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林海音写了许多婚姻故事，却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就是因为不管是哪一代的婚姻，哪一个具体人，都有时代的特点，环境的印记，人物自己的个性。反映清末民初女性悲剧的《烛》中的大妇，明明反对丈夫娶妾，表面上却要赞同；心里对秋姑娘恨得要死，外表上却又显得雍容大度。她的独特性格和复杂感情明显地带有时代的标记，环境的烙印，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宗法思想像枷锁一样禁锢着妇女的思想和言行。在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里，男人娶妾，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大妇的美德，是对丈夫的顺从，对小妾的忍让和宽容。但被弃的痛苦，对爱情的强烈追求，又使她不甘于默默忍受这难堪的境遇。于是她采取“装病”这个反抗形式，以惩罚丈夫的变心和小妾的得宠。而这种反抗丝毫无损于丈夫和小妾的恩爱缠绵，自己倒由假瘫变成真瘫。她渴望丈夫的爱，而得到的只是他假意的关怀。无疑地，她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晚情》中的姚亚德，是大陆去台人员，在孤独无聊中打发难熬的岁月，日夜思念留在大陆的妻子儿女，托人打听，才知妻子已经病逝，女儿又很难来台，他只得把满腔深情，移于被海员丈夫抛弃的台湾妇女。姚亚德的乡恋和思亲，以及在寂寞中重建家庭的愿望，是由于国未统一，家难团聚这一具体社会环境造成的。作者通过“这一个”姚亚德的境遇，反映了大陆去台人员的“一般”心愿。《玫瑰》中的秀蕙，原是个品学兼优的中学生，爱唱歌，爱生活，可是她却是一个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的养女。由于作者把她放在笑贫不笑娼、观光事业畸形发展的当代台湾这个社会环境中来刻划，详尽地写了她的挣扎和奋斗，却仍然逃脱不了当歌女任人蹂躏的命运，才十七岁就自杀身亡。作者在描写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的同时，逐步展示了秀蕙（即后来被歌厅老板改名为玫瑰的少女）纯洁、上进、倔强而富有反抗精神的性格特征，使读者通过秀蕙这一人物形象，加深了对促成她悲剧命运的社会环境的认识。
林海音还常常运用我国传统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短篇小说《初恋》，就是通过女主人公的语言行动，表现她善良的本性、高尚的情操。她早年丧母，为了照顾年老的父亲和年少的妹妹，错过豆蔻年华。于是父亲特意从大学带回一个助教来家过暑假，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大女婿。她也对这位仪表堂堂的青年一见钟情。可是他爱的不是她而是小妹。作者用一组细节描写，凸出她怎样由幸福的天堂跌入痛苦的深渊：他约她出来谈话，她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但完全意外的结局使她支持不住自己，只好“将肩头靠在大树上”却仍然答应他的要求，劝父亲允许他向小妹求婚，她认为她的退让给心爱的人带来幸福，自己虽痛苦，却值得，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纯洁的灵魂！林海音的成名作《城南旧事》中几个人物性格的刻划，如宋妈、小英子、父亲等也是通过他们的语言行动来表现的。特别是疯女秀贞对恋人的痴情和对女儿的慈爱，全是通过她时而痴呆时而清醒的语言行动来突出的。长篇小说《晓云》女主人性格的刻划，也是通过她的语言行动来表现的。在台湾，一般女孩子，千方百计想找个留洋的丈夫，以便跟着喝洋水。而晓云却不理睬已经留洋而且品貌才学兼优的俞文渊的苦苦追求，这就说明她不是一个崇洋媚外者，但她明知梁思敏是个有妇之夫，却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以致造成怀了孕而不能结婚的悲剧。之所以如此，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家庭因素。生活在那个不重视传统道德的社会里，自幼又那么尴尬地度过少年时期，这就造成了她敏感、内向、孤僻、郁闷的性格，这就难怪她与踌躇满志喜好高谈阔论的俞文渊谈不到一块，而爱深受婚姻不幸，却同样敏感、内向、郁闷的梁思敏。作者通过她的语言行动，叙写了她种种挣扎，袒露了她的欲罢不能，才使读者感到她并非轻浮少女。是台湾社会另一类不幸少女的典型。
林海音常常运用对比手法来塑造人物，以显示人物自身的独特性。同是通过母爱表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我们的爸》以母亲的离婚再嫁来表现她的明智、坚强和对子女的爱心，《母亲的秘密》却以拒绝爱情、牺牲自己的幸福来突出母亲温柔内向的性格和对儿女的慈爱。这种题材类似写法却不同的隔篇对比，人物形象各具异彩。至于同一篇或同一部作品中运用对比刻划形象，更是具体突出。《风雪夜归人》对女主人公李明芳当演员前后的境遇、思想性格则以纵线表达方式加以对比，使读者能触摸到人物思想感情的脉络，看出其前后的变化及形成这种变化的原因，突出李明芳学生时代天真纯朴的性格和对明星的盲目崇拜，以及来台湾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当明星的苦恼和伤感：面对剧场老板和达官贵人的侮辱，她反抗、躲避，失业的丈夫却不理解，反映她生活的贫苦和社会的黑暗。林海音中长篇小说中的对比手法，运用得更加圆熟，既有情节线索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全面对比，也有人物之间某个特征的局部对比。如长篇小说《春风》，就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围绕静文的性格命运，一条围绕着秀云的性格命运，这两条线索自始至终都在强烈的对比中开掘着。静文家境贫寒，秀云则富有；静文用半工半读完成自己的学业，秀云则依靠父亲的供养顺利读完大学。静文毕业后即投入工作，并用自己的工资建立家庭，供应丈夫曹宇平读书，秀云毕业后却随夫冯启光出国，不是为深造或工作，而是作“随件”；静文成为模范校长而受到人们的尊敬，秀云则被称为模范妻子而被丈夫宠爱；静文有强烈的事业心而希望夫妻“双轨并进”，结果反使自己的丈夫成为别人的丈夫，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秀云则把自己溶于丈夫的事业，而使家庭生活美满。这是两条情节线索的对比，也是静文与秀云两个人物间的全面对比。至于人物之间的某些特征的局部对比，更是俯拾皆是。如静文的严肃、认真、勤奋和秀云的活泼、随和、懒散；静文的坚强、进取和曹宇平的懦弱和安于现状；静文的开朗、积极和立美的忧郁消沉。即使是肖像描写，也常常用对比来突出人物各自不同的外貌特征，如静文的小巧清瘦，秀云的高大漂亮，立美（曹宇平的同居夫人）的娇弱柔美等。通过静文与不同人物的不同侧面的对比，她的立体形象就活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血肉丰满，令人难忘。
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和灵魂探索，运用多种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也是林海音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艺术手法。林海音的许多小说，常常通过“想”、“回忆”、意识流动来叙述故事，表现人物的命运与性格。如《烛芯》，作者以过去和现在交错出现的手法，叙述女主人公元芳的大半生生涯，从抗战前在故乡天津的生活，一直写到现在台湾的新家，其时空跳跃之大，意识流动之活跃，在她的短篇小说里首屈一指。元芳由丈夫俊杰的小别想起二十五年前她与前夫志雄的大别，想起她怎样为了志雄而遭受日本人的拳打脚踢，造成小产，住院也没保住孩子的严重后果，而志雄却在四川另娶了一位抗战夫人；想起来台后他们夫妻三人尴尬而痛苦的生活，以及她和志雄离婚，和俊杰的再婚……通过元芳的意识流动，以及她的沉思与回忆，将大陆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连贯起来，并用台风之夜摇曳不定的烛光点缀场面的交换一一展现，显得真切、细腻、深情。
在某些篇章里，作者则不采用内心独白或全面解剖心理的方法，而是用暗示，把动作、语言、心理活动三者熔成一片，因为想和做、言和行总是密切相关的。如作者早期小说《迟开的杜鹃》中的亚芳，四十多岁还未婚，当表妹为她介绍男友而请她吃饭时，她这顿饭吃得“不知肉味”，表妹问她为何吃得那样少？作者紧接着写道：
亚芳用手按住心口，眉头一皱：“这两天胃不舒服。”其实她的胃何尝不舒服，倒是心不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即回到宿舍，躺在冰冷的单人床上痛哭一场”；因为眼前这男子，正是她少女时代在大陆拒绝过多次的人啊！这里，表面看来，是神情动作语言的精工细刻，实际上却是逼真细腻的心理描写。通过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