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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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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她积极参加活动,掩护革命同志,讨论文艺问题,深入群众,热心做宣传辅导工作,尤其是妇女工作。一些失业贫穷的女工,知道她会写文章,就说:“大姐,求求你,你写吧,不然我们会饿死!”于是,她更勤快地拿起笔,用稿费接济苦难的姐妹。
  她临危不惧,始终和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事业战斗在一起。“左联”在困难中创办了机关刊物——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她是热心的撰稿人之一。她与楼适夷、袁殊等人在“左翼剧联”的支持下组织了曙星剧社,后来改名为移动剧社,主要演员有石凌鹤、唐晴初、陈波儿、易洁、许幸之等十余人。她还曾被田汉、沈端先(夏衍)主编的《舞台与银幕》列为特约撰稿人,参加过左翼作家发起的推行手头字的运动。她受党的指派,打进明星电影公司,去做争取著名演员胡蝶的工作。同志们对她有极高的评论,称她“对团体,对工作有着最高的信念”。说她是非常好的人,热情、坦率、很真诚。
  五
  “九·一八”的炮火,点燃了举国反侵略的烈焰。白薇以敏捷的笔,愤怒地疾呼:“世界是劳苦大众的手造出来的,无耻的强盗把我们的幸福夺去了,我们的血被吸尽了……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准备我们的力量,为劳苦大众、无产阶级的解放,为铁窗、铁锁、铁链的解放,兄弟姐妹们,大家起来,和黑暗的世界奋斗……只有被压迫阶级的人携手奋斗,才能够打出我们的出路!团结起来,准备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万岁!”
  剧本《北宁路某站》、《敌同志》、《屠刀下》、《塞外健儿》、《…·二八战士》、《中华儿女》等等,长诗《火信》、《祭郭松龄夫人》、《给杨韵》、《马德里》,小说《受难的女人们》……白薇的一篇篇呐喊着民众抗击侵略者的心声的作品迅疾诞生。
  在抗日救亡浪潮高涨,话剧事业应运勃兴的年代,她精神活泼昂扬,仿佛春风里招展的花枝。下笔如潮,奔走如飞,还参加导演、演出。她的剧本被工人们的蓝衫剧团争相演出,激励了成千上万的爱国军民。她受到工人和学生的爱戴。她经常带着几个小烧饼,出入于工厂和学校的剧团。赵丹就曾在白薇的指导下,演出过董每戡的《C夫人肖像》。
  但是,由于过度劳累和感情上的纠葛,白薇病倒了。一病就是六七年。在病因的纠缠下,她不能如愿以偿地为国家为民族尽心尽力。这已经是极大的痛苦,更哪堪承受旧社会给她的另一种碾压。
  在爱情生活中,她是忠实、灼烈、清白无辜的。然而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几千年封建势力影响下,无情的舆论,世人的冷箭,总是对着无权无势的弱女子。常有无聊小报肆无忌惮、不堪入目地造谣中伤她。说她几乎和当时所有进步的男作家都有不正当的关系,还嘲笑她的悲惨状况……
  当时“白薇”这个名字成了“可怜”和“讽刺”的代名词;为白薇辩护的人,也成了“不世故”和“多余”的代用语。似乎“白薇”两个字,除了让人可怜和作为谈资外,已经是死去的文字。她虽然有坚强的信念和无私的爱——爱人类、爱真理、爱生活。但终敌不住这些外来的凶猛无情的压力。她的精神受了重伤。在疾病、饥饿和冷酷面前都没有屈服的她,而今却一天天走着悲惨的、被杀的路。
  1935年春的一个晚上,露冷风寒夜凄凄,她的心忐忑像发热病,望着瞌睡的繁星,她疯狂地在草地上踏着,热泪汹涌不尽。她仿佛灵魂刚出窍的惨死鬼,无限悲怨、无限哀痛地在黑夜的草上踯躅,泥一脚水一脚的没有目的。“死呢?生呢?”她这样念着想着……
  社会的、人生的,给予她的刺激太多,她的心给毒箭射破了。
  有个好心人劝她:你现在病到这个样子,没有钱医,又没人管,孤苦伶仃地躺着,一步也动不得,已经病了六七年,你的病是不会好了。老这样拖着,你自己苦,朋友们看了也着急,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如自杀。还有个人劝她说:社会越来越黑暗,人民都苦不堪言。你虽然发表大剧本,写了东北义勇军,写了“…·二八”战士,写了工人斗争,但是你那些剧本能够发表了拿到钱医病么?不能,再过三十年也不能。你的病愈拖愈重,这样凄凉惨淡地活着,不如一死了事。她想着这些话,眼泪一半洒在草地上,一半流在肚子里。她望着无际的天边、无垠的草地……
  “不,不能!就这样死去,我不甘心!”
  一个出走后又在前进中的娜拉,她的真实是不能因打击、毁誉而消失的。她不怕艰难,不畏毒箭,她只抱着一颗鲜红的、热烈向上的心,去反抗一切阻碍。她要奋斗到底!
  她含泪挣扎在病床上,稿纸摆在膝上,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不停地写作。长篇小说《悲剧生涯》和装满了一大箱子未有机会发表的描写抗日生活的剧本,几乎都是伴着她的病痛完成的。
  广大读者并没有忘记这位他们所喜爱的女作家。1937年4月出版的《妇女生活》第四卷第六期上,登了这样两封引人注目的信:
  兹九先生
  最近听人说,女作家白薇的生活很苦,病又重,所以有人在 为她筹点钱医病,不知道这消息确实否?确实的话,请你打听一 下他们筹款的方法,发起人是谁,收款人是谁,因为我是白薇的 作品的爱读者,贫病的白薇的同情者,我已积得一些钱,想送给 她,苦于不知如何送去,你大约总是知道的,请你抽空在《妇女生 活》信箱上答复我罢。致敬礼!
  读者吴玉声上
  玉声女士:很凑巧,前几天鸥查、郁风、李兰等几位朋友正和 我谈起,想为我们这位贫病的作家白薇女士筹一笔款子,让她安 心地清静地去医治她的病痛。这样病体不难恢复。我们的缘起 现在写在下面:
  朋友:关于女作家白薇的近况,想你很愿意知道的吧!近七 八年来,她虽是日日在病痛与穷苦中挣扎,而愈陷愈深,但在精 神与毅力上,她仍是一位胜将。这只在最近的上海妇孺援绥的募 捐运动上,就可明显地看出来。她的病身虽然不能多动多走路, 但自募捐开始起,她一直是日夜在外奔跑;虽病重到不能移步, 还不肯休歇。这次上海妇孺赴绥慰劳团第一批出发的人员中,她 本在内,而且还已经上了船的。幸亏在开船前几分钟,她的好友 董竹君女士到船上拉她下来的。
  至于白薇个人生活的内部实情,那是讲起来很凄凉的。我知 道普通一个专靠卖文稿吃饭的人,本很不容易过活下去,何况她 是一个重病的人呢?三五天的断炊,是常事,有时突然发病,一个 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不但茶水无人照应,并且还要等到偶尔来 访的客人替她设法筹送药费。实在的,医药费对于她的负担太 大,这重担快将她逼进坟墓去了。专门家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的 病不是没有根本的治疗方法,她是可以完全恢复健康的。
  她那样反封建的斗争,只要看过她的作品的人,大家都会知 道的。为了爱惜一位女作家的生命,我们(白薇的几个女友)现在 请求各位朋友在经济上给她一些帮助,即大家合力来为她筹一 笔钱,送她去治病,使她能早日恢复健康。这样不但是我们的快 乐,也是大家的快乐。
  发起人:鸥查、董竹君、王莹、郁风、蒋逸霄、沈兹九、吴佩兰、 吴似鸿、陈圭如、寄洪、王季遇、陈维姜、蓝苹、杜君慧、罗肖、李 兰、夏国琼、陈波儿、关露。
  收款处:上海亚尔培路125弄31号夏国琼女士收。
  在缘起上签名的沈兹九、王莹、陈波儿、关露等十九人,都是当时社会知名妇女,有企业家、作家、记者、编辑、翻译、演员……
  经过这些好心朋友的活动,总共得到捐款六百零四元。当年6月19日,友人李兰、夏国琼、杜谈等送她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白薇一到北平车站,友人廖沫沙夫妇前来迎接。不想竟突然围上来许多新闻记者。她惶惑不安,觉得就像一个随便散步者,遇到森林里跳出许多狮熊虎豹大蛇巨蟒一般,叫人惊慌恐惧。
  结果,记者的宣传帮了倒忙。第三天她到协和医院就遇上了麻烦。医院硬是不肯给她住三等病房,也不许她挂两角钱一次的普通号,非要她挂特诊号不可。没有办法,只得向院方反复交涉。而医院却把她想象成一个富翁大敲竹杠。谈判的距离越来越大,最后竟互相吵起来了。一个女办事员讥笑地对她说:“你闹什么,你不是白薇吗?”
  她没有回答,因为挂号病案上是用的学名“黄彰”。
  “报纸上登你很多照片,人和那些照片完全是一个人,你难道不是白薇女士吗?你在我们医院里,不能住二等、三等病房,不能挂普通号,这是我们的规矩。”
  她只好一再向女办事员解释,说明自己只能用最省钱的办法医好自己的病。这个不大看报的女办事员怎么也不相信她会没有钱,更不相信有那么众多的朋友捐助,硬把她当吝啬鬼而有些生气了。“我老实告诉你,咱们医院,就不能同意像你这样的人到这儿来省钱,人家冰心女士每次来,都住头等病房,你们一样有名,为什么你要住三等病房,又要挂普通号?”
  白薇说:“治病就治病,与名不名有什么关系?”
  为了打开僵局,她请李达夫人王会悟女士出面替她交涉。王女士找到协和医院的朋友,说明了白薇的情况,才准许她挂普通号,并指定较有经验的医生给她看病。王会悟还把她从廖沫沙家里接到自己家里养病,生活上给予一切方便和照顾。李家有两个院子,种满花木,白日合欢花明媚艳丽,晚间夜来香浓郁扑鼻。清幽宜人的环境,再加上女主人的盛情照料,使她精神上倍觉欣慰,病势大有好转。正在这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她认为,人生在世,再没有比国难当头还躲在敌后受气那么苦闷的事!也没有比在国难中能为抗敌雪耻贡献热血那么痛快的事。
  日本兵常把她误当成日本女子,纠缠不休;也有人想用高额金钱收买她。但白薇还是过去的那个富于正义感和斗争精神的白薇,她满怀斗争的激情,化装成保姆,同女友叶秀梅一起,逃离了北平。 六
  1938年3月,她带着从病魔和日寇手里夺来的生命,跳动着一颗救国的热心,跑到广州,无处请缨。同年6月又北上投奔武汉。
  在老领导、老朋友、政治部第三厅秘书主任阳翰笙家里,她见到郭沫若等许多相知的人,又拜访了田汉、洪深、沈兹九、陈北鸥一些师友。由他们介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
  为求职,她接连给政治部主厅厅长郭沫若写了3封长信,希望他“团结身边及可能接近的文艺青年”,把他们组织起来。她在信中还说:“除加强工作以应抗战要求之外,得极力注重人员的修养:一方面学习好的,得到丰富的知识,练习坚贞的操守,蕴藏热烈而真实的感情,放开宽阔伟大的胸怀,培植亲爱团结的精神;一方面彻底革除旧式文人的坏习气,改掉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切不正的心向与行为,根除自私自利的风尚。痛击投机取巧,谄媚拍马之流”,务使国内青年学子“既足智多能,又锻炼坚实伟大的人格”,用这些人去抗战杀敌,必能“以一当百”。
  不久战火南烧,武汉告急,三厅随政治部撤退,经长沙、衡阳、桂林,最后驻足于重庆。撤退前,白薇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一再提出去延安或去前线的要求,邓颖超大姐考虑到她身体不好,解放区太艰苦,没有同意她去,派她去了桂林,担任《新华日报》特约记者。
  广西的地方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为了笼络人心,也允许进步文化人在这里活动,桂林一时成为抗战时期西南文化活动中心。周恩来让白薇以文化人的身分,在这里了解广西的政治情况。
  这时,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也在桂林布下了罗网,监视文化界的抗日活动,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随时可能有被秘密逮捕和暗杀的危险。面对敌人,白薇并不畏惧。她想,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杀头就杀头,为革命牺牲,死而无憾。在这儿一年多,她总是凌晨3点起来写通讯稿,吃完早饭便出外采访,深入里巷、车站、码头,访问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时到最穷的人家吃饭,有时也去看看阔人家是怎么生活的。她把了解到的情况,提供给《新华日报》作为参考,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稿。后因广西当局“截切”她的稿件,她才被迫停止工作,从桂林到了重庆。
  重庆,穷得连吃几个大饼都没有钱,有时只能在穷朋友家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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