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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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畹摹⑾肝⒌摹⑶鄣模惺笨瘫〉男睦恚加星『玫姆ㄗ永幢硐郑凰掷锴茏〉牟皇且桓龈龅淖郑侨说男牧楸浠媸担坏阋泊聿涣恕７ü桓龌医绣叔龋―egas）能捉住电光下舞女银色的衣裳急旋时的色彩与情调，曼殊斐尔也能分析出电光似急射飞跳的神经作用；她的艺术（仿佛高尔斯华绥说的）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缝道里下工夫，她的方法不是用镜子反映，不是用笔白描，更不是从容幻想，她分明是伸出两个不容情的指头，到人的脑筋里去生生捉住形成不露的思想影子，逼住他们现原形！”苏雪林则借用徐志摩的这段话来评论凌叔华：“可以说凌叔华的作品对于心理的描写也差不多有这样妙处。”在《新月》月刊创刊号上，徐志摩有一段关于凌叔华的作品的精采议论。他这样说：“《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我们悉心的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这就是凌叔华小说的品与格及它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
凌叔华生活在上层社会，她的天地比较狭窄。但她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细心的观察与思考，真实而又艺术地表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家庭琐事——“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学生，以及老爷少爷之间，也兼写到不长进的堕落的青年。”这种生活，谈情说爱、吃喝玩乐，安逸和无聊占了一些篇幅，但它是现实中的一种生活。在对这些人物和生活的描写中，作者也有自己的揭露、讽刺和鞭挞。诚如阿英所说：“她应用绘画上素描的方法，来表现以上的两种人物，风格朴素，笔致秀逸。她的态度，当然是对这种种的生活表示不满，她表现了她们的丑态和不堪的内里，以及她们的枯燥的灵魂。”“她是站在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在表现资产阶级的女性，对她们表示了不满。”又说：“说到描写方面，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宗法社会思想下的资产阶级的女性生活，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病态，以及资产阶级的女性被旧礼教所损害的性爱的渴求，和资产阶级青年的堕落。她的描写在这几方面是擅长的，而且是有了相当的成就。”
《酒后》是她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小说，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它写一位少妇，在丈夫的朋友吃醉酒之后，产生了想去吻他的强烈愿望，要求丈夫答应她，只要一秒钟就可以了。丈夫说：“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呀！”但最后还是允许她去吻醉中的朋友。当她走到这位朋友身边时，她却失却了勇气。这篇小说，当然不能说它有多么重大的社会意义，但它的技巧的熟练，心理描写之细腻，堪称是凌叔华艺术风格的代表。其中语言之精美也令人折服。如“这腮上的酒晕，什么花比得上这可爱的颜色呢？——桃花？我嫌她太俗。牡丹？太艳。菊花？太冷。梅花？太瘦。都比不上。……不用说别的！就拿这两道眉来说罢，什么东西比得上呢？拿远山比——我嫌她太淡；蛾眉，太弯；柳叶，太直；新月，太寒。都不对。眉的美真不亚于眼的美，为什么平时人总是说不到眉呢？”
凌叔华的小说确实很少有惊心动魄的事物，看不出什么磅礴于宇宙的气势，这几乎与她的雅洁明畅的绘画一样。她写的都是身边琐事，甚至有的人物也说不上怎么典型，然而不少是有其自己较深的内涵的。苏雪林说：“叔华女士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似乎与力量二字合拍不上，但她的文字仍然有力量，不过这力量是深蕴于内的，而且调子是平静的。”还说她的作品是百分之百女性，它“幽深、姻静、温婉、细致，富有女性温柔的气质。”这一点，我们从《绣枕》和《杨妈》等篇都可以看出。
对于自己的作品，凌叔华的认识是清醒的。比如对那篇颇为人称道的《花之寺》，在1980年1月给我的信里说：“它有幼稚病。”我想所谓“幼稚”，她指的不是技巧和语言，而是内容。
她的儿童短篇小说都收在《小哥儿俩》一书中。她在《自序》中说：“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我有一个毛病，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甚至记起自己穿木履走路时掉了几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诉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烦琐。怀念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这几篇作品的写作，在自己是一种愉快。”这本书，可以说是献给小读者的礼物，《弟弟》和《小英》等篇是其中的佳作。
凌叔华的创作不算多也不算少，可喜的是，她一直没有辍笔。她手里的两支笔——作家之笔和画家之笔，伴她度过了一生的岁月，并把她那颗艺术匠心和构思，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
1980年初稿
1994年11月25修订
冯沅君
孙瑞珍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冯沅君是一位著名学者，一位教育家，也是“五四”以后出现的新文学史上第一批颇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曾与蜚声文坛的女作家冰心、庐隐齐名。她从事文学写作的时间，仅为其生命的十分之一，从1922年开篇创作到1929年搁笔，历时七年，给后人留下三个短篇集——《卷荒》、《春痕》、《劫灰》及其未入集的少量文字。她的作品的中心主题是大胆写出了当时女性挣脱旧礼教束缚的恋爱心理，表达了“五四”运动前后一些人对封建传统的激愤和反抗。她的作品如涓涓细流汇入“五四”以后文学的洪流中，浩浩荡荡，奔腾不息。
冯沅君的创作，凝聚着鲁迅的心血，这棵幼苗，曾得到过鲁迅辛勤的灌溉和培育。早在1926年，鲁迅曾把她的短篇小说《卷（箷）》连同其它三篇编入《乌合丛书》（之六），从编辑稿件到印刷出版，都亲自办理，鲁迅写信给画家陶元庆（112致陶元庆，《鲁迅书信集》上卷100页），要他为《卷箷》设计封面，并自己撰写广告。
鲁迅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用一页的篇幅对这本集子中的短篇小说《旅行》给予了热情而中肯的评价：
冯沅君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卷（箷）》……其中的《旅行》是提炼 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箷》内）的精粹的名文，虽嫌过 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 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 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 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 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 “缠绵排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 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
鲁迅议论作品，同时也是对作家的评论。字里行间充分肯定了冯沅君毅然和传统战斗的革命精神。
一
冯沅君毕生为追求妇女解放而斗争，她身先士卒争取和男子同样受教育，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她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挑战和讨伐，她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冯沅君原名恭兰、淑兰，笔名淦女士、沅君、大琦、易安等。1900年9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中。父亲树侯于1898年在北京考中了第三甲进士。中进士以前，他曾在武昌方言学堂工作；以后被任命为湖北省武阳县知县。冯沅君的母亲吴氏曾携大兄冯友兰，二兄冯景兰随父先在武昌住了一年多。后又领着他们兄妹住在父亲的官署中，达一年有余。不久，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便扶柩携子女返回唐河原籍。
冯沅君的母亲粗通文字，精明能干。虽被封建思想所束缚，但对子女读书却很开明，并且亲自辅导。返回老家后，母亲出钱给冯家兄妹请了一位先生教他们念书。冯沅君从小就跟大兄，二兄一块读古书。有些不懂的地方，除求教于先生外，还可向大兄、二兄请教。
后来，她的大兄、二兄都先后赴京、沪，进入大、中学。母亲虽开明，也不会再专门为一名女孩子请私塾先生了。加上农村的封建势力重如磐石，社会舆论不准女孩子上学读书。冯沅君强烈的求知欲受到了压抑和打击，她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一方面利用家中父兄念过的书，刻苦攻读，每到夜晚听母亲口授“四书”、“五经”，自己还经常吟诗作赋；一方面贪婪地阅读大兄、二兄利用寒暑假带回来的中国古典名著及新出的报刊，从中接受新的思想，也为她后来毕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家乡，冯沅君目睹并亲自饱尝了女子不能上学念书的苦痛，她决心争取和大兄、二兄一样到外地学习。1917年暑假，在北京念书的长兄友兰回来了。冯沅君从哥哥口中喜闻北洋军阀政府把清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增设了国文专修科。她理直气壮地向母亲提出了要去上学的要求。她表示：如家里怕花钱，可把家里给自己结婚时买嫁妆的钱先拿出来，待将来结婚时，什么都不向家里要，她向封建思想开始了最初的挑战。
母亲为女儿求学的炽热情感所打动，但更大的难题摆在了她的面前。此时，已给沅君订了亲，按照封建传统，无“正当”理由是不能毁婚的。因此，冯沅君要出外上学就必须通知男方家，这样，势必要引起一系列的麻烦；如不通知，私自出走，周围的舆论将压得寡妇母亲喘不过气来。母亲断然决定，一切责任自己承担。于是冯沅君收拾好行装，梳上长辫子，穿着长裙，跟着兄长义无返顾地朝着解放的路迅跑。
唐河距有火车站的驻马店三百余里，乘坐马车要走三天多。冯沅君到北京后，立即参加了入学考试。这次应考只考作文一门，她早在家乡自学时，六朝小赋就已写得相当纯熟了，由于水平比较高，一次投考，便考中了。这一次勇敢而成功的行为，为她壮了胆，她欣喜若狂，更加无所顾忌。
冯沅君入学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知识界中已出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
她所在的女高师，校长是一个顽固的老官僚。对学生当中争民主、自由的热情，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和扼杀，为阻拦学生上街游行，把校门加上一把大锁。冯沅君第一个搬起石头砸碎了这把铁锁，为同学们打开了通路，使奔腾的革命浪潮，冲出校门，与社会相汇合。
为反抗封建家长统治，她还把《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改编成话剧。等到演出时，无人肯演反面人物焦母，她毅然上台，扮演焦母，演出后，受到了同学们的赞扬。
冯沅君反对封建传统，态度之坚决，行动之果敢，还表现在她的名宇的变易上。
冯沅君这一辈男女大排行，最后一字取“兰”字。同辈的女子（包括叔伯姐妹）共五人，伯父取名时，长兄冯友兰首先提议中间字为“温、良、恭、俭、让”。伯父一听，欣然同意。冯沅君在姐妹中排行老三，取名恭兰。待到北京报名时，因嫌自己的名字太“温、良、恭、俭、让”之故，便自作主张改名为冯淑兰，以表示对封建家长的小小不驯和反抗。
她在家乡时，虽勤奋自学，但读的多是诗词歌赋。到北京上学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激流中，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冯沅君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她跟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道，迫切要求解脱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所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出版的新文艺作品，特别是郭沫若那气势奔放，具有鲜明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小说、戏剧，大大地打开了她的眼界，震撼着她的心灵。她在较之过去更加广阔的生活里，寻找着爱情和意志的自由。
二
1922年，她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旋即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就在这一年，由于社会新思潮的猛烈冲击和个人自由思想的迅猛发展，她的创作欲望如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之后，她连续写了《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等短篇小说，以泳女士的笔名在创造社办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上发表。
陆侃如在《卷箷》再版后记中写道：“'淦'训'沉'，取庄子'陆沉'之意”。《庄子·则阳》中说：“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她取“淦”为笔名，正说明她虽隐于市朝，乃至遭到被埋没，但仍不甘与之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