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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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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茅盾《庐隐论》)总观庐隐的全部作品,这种评语恰切、中肯。从《海滨故人》开始,她在许多小说里,都采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这样写来,在语言上显得灵活、自然,但在结构上往往出现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话说,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后期的作品,有了长足的进步,老练多了。除小说之外,她的散文也写得清丽可爱。她虽以小说出名,但茅盾说,“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她还在同一篇《庐隐论》中评论说:“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她这种既天真又严肃的态度贯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
  王礼锡说:
  “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她,谁管得着!”庐 隐是这样很倔强的在这不惯的社会生存着,庐隐对这社会是不 惯,社会对庐隐尤其不惯,庐隐对社会的不惯,是有她的“谁管得 着”的办法去管理,而社会对庐隐却是冷嘲热讽、明枪暗箭作四 面环攻。这“不惯”不仅是庐隐个人的问题,是新的与旧的社会的 矛盾的表现,加上庐隐的强烈的个性,这矛盾就表现得特别的明 显。所以这不仅是“不惯”而是不相容,不惯慢慢的就会惯了,至 于不相容,那便得争斗。庐隐的“谁管得着”的态度,是不理的态 度,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理”是违背了旧社会的秩序,这 样的叛徒,是不能在旧社会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没有你, 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毁。(《云欧情书集》序)
  这一段话是从社会的矛盾中来认识庐隐的。她的作品和思想,正是这个大时代的产物,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群象,反映了一定的历史,又诚如唐tao所说:“'五四'的主要精神是反封建。所有反抗旧礼教,反抗买卖式的婚姻,争取恋爱自由等等,在庐隐的作品里有着鲜明的反映。”(《晦庵书话·女作家黄庐隐》)这就是庐隐及其作品的价值。
  庐隐,像一颗灿烂的明星,亮在旧中国的黑夜,光辉是不灭的,她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永存的。她说过:“沉默比什么都伟大!”她已经沉默了四十多年,文学史家们应该让她那颗受尽人生苦辛的心和悲苦的感情得到安慰,给这位敢爱敢恨的女作家以公正的历史评价!
  1980年12月5日脱稿
  1995年2月5日修订
  苏雪林
  孙瑞珍
  由于台湾海峡和政治的隔绝,我们这一代,乃至下一代对苏雪林都有陌生感,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著作等身的学者,桃李满天下的教授。
  一
  苏雪林,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9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祖籍安徽太平县岭下村。
  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她幼时富有男性特点,好动、爱玩,凡男孩所爱的一些玩艺儿,抡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等她都爱玩,整日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们厮打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而同样年龄女孩子所喜欢的——擦脂抹粉、穿针引线之类的事情,却毫无兴趣,偶而做一两件这样的事也是笨手笨脚,不像样。人们都说:苏雪林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孩,被称之为“野丫头”。
  由于祖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见,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她七岁开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跟读,只是不解其意,囫囵吞枣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幼学琼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读一二年,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了,她不得不辍学。跟读辍学后,闲着无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学得的一二千汉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她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整日埋头于书海,自得其乐。从此,一颗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托。后来,苏雪林的叔叔、哥哥们都先后进入上海新式中学或大学,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带回一些新旧图书和当时流行的报刊,苏雪林便借机有挑选地阅读起来。《史记》、《汉书》,她读过一些选本;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以及历代名家的专集也都涉猎个大概,连当时流行的译作《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也都读得着迷。这一段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苦读史,为她后来的创作及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父亲为工作方便而迁居安庆。一位叔叔曾留学日本,思想比较开明,对他父亲进行劝说,苏雪林才得以进入当地一个基督教办的小学读书。其间。模仿写作古典诗词,仅半年,便又随母亲迁回岭下村,停止学业。不久,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苏雪林得知消息后,“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乡里顽固长辈。苏雪林回忆说:
  ……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 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 为“水上”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 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 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我的生活》, 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在校期间能诗善画,引人注目。1919年毕业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书。在这段极短的教书生涯中与庐隐女士相识。苏雪林不甘于做一辈子小学教师,以了此一生。于是,再一次向家长提出继续升学的要求,祖母以婚嫁为由进行阻挠,后因苏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还满足了她的升学愿望。这一年,她与庐隐结伴同行,离开安庆,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系主任陈钟凡先生的帮助下,很快从旁听生转为正科生。
  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股蓬勃、新鲜的空气,弥漫步都北京;加之苏雪林受教于胡适之、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知名教授、学者,同学中又有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师友的影响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她在《已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中所说:“……我便全盘接受了这个新文化,而变成一个新人了。”同时,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国风日报》副刊“学汇”及《晨报》“副镌”等处发表政论性文章,参加社会问题的论争。
  1921年秋,求知欲十分旺盛的苏雪林,抱着去大千世界闯一闯的梦想,前往法国留学,为了顺利成行,她瞒着家庭,直到临行当天的晚上,才告知母亲。她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先学西方文学,后学绘画艺术。赴法三年,由于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加之不断收到家中来信,父亲病故,母亲生病,婚姻问题也困扰、煎熬着她,只好辍学,于1925年提前回国。苏雪林在法期间恩了一次很严重的病,躺在医院里,医院里一些天主教修女细心照顾,使她的病逐渐好转并恢复健康,苏雪林深受感动。在一位外国好友的劝说下,皈依了天主教。
  回国后,遵母命,与从未谋面的五金商人的儿子张宝龄完婚。张宝龄原籍江西南昌,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理工课程。婚后不久,母亲病故,她便随丈夫去苏州安家。其夫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苏雪林则应苏州基督会所创办的景海女师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并由陈钟凡先生介绍在东吴大学兼授古典诗词课。
  苏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问题上受传统思想约束,不能自主。在法国期间,她曾和未婚夫通过几次信,已发觉性情不合,便写信给父亲要求解除婚约,但父亲在回信中对她大加申斥,母亲在病榻上也托人写信劝说,甚至哀求女儿,为了父母双亲,她只好“认”了这门亲。在法国读书期间,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有一位曾大胆向她求婚,苏雪林也为之动情,甚至倾倒,但为了父母亲的面子,只好拒绝一切爱与不爱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中国封建传统女性的道德。
  1927年苏雪林随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经人介绍在沪江大学教书,后又和丈夫一起重返东吴大学。苏雪林婚后不过几年,两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剧结束。
  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学校长杨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学教授文化史课;同年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基本国文和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恬静的自然环境和平静的独居生活,使她赏心说目,心广体胖,事业有成。她勤奋刻苦,一方面以爱心、耐心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一方面又在教书之余,努力著书立说,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雪林随武汉大学师生迁往四川。此时,她虽潜心写作,但难以控制自己对民族遭难——“国将亡”的忧虑和担心,她同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一样,愿将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抵御侵略者的炮火。抗战一开始,她便将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金、版税和稿费拿出来,买了五十两黄金,献给危难中的国家。还不断地拿起笔记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乐山敌机轰炸记》、《敌人暴行故事》等,激发同胞们对侵略者斗争的决心。在抗战后方,人民生活极其艰苦,苏雪林和其他教授们也不例外,每天粗茶淡饭,维持温饱;穿的是旧衣、棉布;住的是潮湿的老式民房,每天晚上老鼠、跳蚤与之作伴;行的是十几里乃至几十里也“安步以当之”。艰苦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利用屋边两亩左右的空闲土地种菜、栽瓜,自己买了锄头、镰刀、扁担,肩挑、手搬,挖地、松土,播种、施肥、锄草,终于开出了一片菜园。她种芥菜种类繁多,长势良好,此外,还种了莴苣、苋菜、萝卜、蕃茄和葱、蒜。外部世界是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个人的生活环境却是一派田园风光,苏雪林也恰然自得。她在《灌园生活的回忆》(收入《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中写道:
  我本是一个用脑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个一向安坐书 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里去,生活完全改变,觉得别有一番从未 尝过的新鲜滋味,于是兴趣大为浓厚。
  田园生活对她来说,一方面聊以自慰,可事情过后却又十分悔恨:
  我那时脑力在一生中为最强,若专心研究学问,也许可以获 得几种专门知识;若全力来写作,两年内也许可以写出二三十万 字的文章,但因为我的愚妄无知,太受兴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 阴精力都白费了。(同前)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苏雪林也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当消息传到嘉定时,她与袁昌英、凌叔华等人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
  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执教历时十八年,1949年到了台湾,离开了她为之奋斗半生的土地。离开大陆后,苏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学会任编辑。1950年第二次赴法国,为的是去海外搜集关于楚辞的研究资料,探讨屈赋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巴黎,她依靠从国内带去的工薪节余,省吃俭用,但为时不久,便因经济桔据,身体欠佳,又由于与之朝夕相处的姐姐病重,只好于1952年春乘船回到台湾,应聘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1974年退休。
  苏雪林赴台后,长期患眼疾,视力极差,严重时濒于失明,但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1968年是她在大学执教的四十周年,台湾教育部向她颁发了奖金。1978年,是苏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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