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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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黑旗》之后，刘真又发表了《她好像明白一点点》（1979《清明》第二期）、《余音》（1980年《江城》一月号）、《姑姑鸟》（1989年《北方文学》四月号）等短篇小说，均把重心放在揭示历史的灾难给人们灵魂深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的创伤，特别是给朴实、善良的农民带来的苦难。刘真通过描写发生在农村干部、老大爷、大娘、女青年、小媳妇、四清工作队员中间的故事，阐明着一个值得认真探讨，永远记取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不能重演。
刘真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类，除了反映农村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小说以及题材广泛的抒情散文外，还有一类是反映战争岁月“小鬼”生活的短篇小说，这些为数众多的作品，创作于五六十年代，激动过不少人的心。作品多是描写战争环境里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友爱，无论是干部、战士、大爷、大娘还是天真活泼的小八路，尽管年龄、性别、职务、性格有很大差异，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和恨，崇高的感情把大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三类作品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的特点的话，那就是一个“真”字，仿佛许多作品使用了她自己的生活和经历，给人物注入了自己的性格，当然，那些完全从客观社会中提炼的人和事，也给我们留下了相当真实可信的印象。一个“情”字，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漾溢着炽热的激情，储备了感染人的力量，像一篇篇撩人心弦的抒情诗。一个“敢”字，敢写情、写人性、敢抨击生活里的不良倾向，写起来锋芒毕露。真、情、敢，铸成刘真的特色。不是从革命深处走过来的人，《好大娘》、《我和小荣》写不了那么真切，没有像《好大娘》、《我和小荣》等许多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的革命经历，她的爱和恨不会那样鲜明，她更不会在打倒“四人帮”后，那么早就写出像《黑旗》那样的好作品。
一定要见一见刘真，这对研究她的创作将是极为重要的。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见到了刘真。她面孔清瘦黝黑，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却极有光彩。她的穿着朴素至极，可以说连半点打扮都没有。从她的目光中，从她的声音笑貌里，仿佛还能看到在过去的战争年代中推着光头，爬山越岭，倔强勇敢，机智调皮的假小子，刘贞儿、刘清莲（刘真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印记，至于《黑旗》中与农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罗萍，与刘真本人的相似之处就更多了。
以后，我又见到她几次。在她那儿，听到许多难忘的故事，充实了我对这位作家——刘真的认识。
二
1930年1月26日，这是北方极寒冷的一天，在山东和河北交界的夏津县运河东岸的太平庄，刘真出生了。父母给她取名九儿。她的大哥是后来的作家晋驼，比她大二十岁，那时，刚读完师范，流亡东北。二哥在家乡小镇的杂货铺里当学徒。家里，除了父亲都是女人，祖母、母亲、嫂嫂和她。
这是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七十亩地，两头牛，还雇个长工，过着自给自足的庄户生活。吃的是玉米、高粱，穿的是家织土布。在这个封建社会的偏僻角落，女孩子六岁学纺线，十三岁会织布，读不上书。她们的文化生活几乎只有每年正月十五挤进人群观看踩高跷、跑旱船，要不就是听那两出从未变换过的《后娘打孩子》、《王大娘锯大缸》。偶尔见过路来村耍猴、说大鼓的民间艺人，孩子们是死追不放的。
可是刘真幸运，她比一般农村姑娘得到的更多，因为她有一个出身穷苦、勤劳、聪明、要强的母亲，她从小便从不识字的母亲那里得到了文化营养。一个个数不清的夜晚，小姑娘钻进被窝，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坐在女儿面前的炕头上，一只手飞快地摇动纺车，一只手拉出长长的棉线。她一边纺线，一边教女儿背诵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小九九”和“百家姓”。嗡嗡的纺车声，有时又牵动了母亲的思绪和幻想，她低声唱起《英雄的十二月》，讲述义和团起义的故事和梁山好汉的传说。民间歌谣、唱词故事渐渐为幼年的刘真展示出中国古代历史、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画面，中国文化，在这颗天真纯洁的心底留下了烙印。
太平庄离县城三十里，对天外的事情刘真渴望了解。她常常跑到运河堤岸上眺望，那一队队白帆给她带来过许多美丽的没有眉目的幻想。纤夫们在逆风中艰难地迈着步子，腰身几乎弯到沙滩，他们喊出的沉重悲凉的号子，不也是刘真幼时接触的文学艺术么！
1937年“七·七”事变，土匪拉伙抢夺，难民逃荒要饭，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村里的年轻人有的投入地主民团，有的当了土匪，而刘真的两个哥哥都参加了革命队伍。一年以后，当游击队指导员的二哥回来了，他带领群众支援抗战，为了照顾贫苦农民，他们把缴纳公粮的任务摊派到地主、富农和上中农身上。刘真的父母带头交了公粮。地主富农对他们的爱国行动恨之入骨，勾结日寇伪军放火烧了她家的房屋，逼得刘真全家老小四处流浪。
生活的变迁，使八岁的刘真突然长大了。这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刘真和她最小的侄女被敌人抓住，凶残的伪军挥起皮鞭，刘真抱住四岁的侄女，用身子挡住她。鞭子打落了刘真的头发，脸上流着血，她一声不哭，就像挨打的是块木头。但仇恨的火焰却在胸中燃烧，她心里数着敌人的罪恶：一下、两下……一共十八下。她俩煎熬了一天，枪一响，敌人滚蛋了。两个女孩儿饥饿难忍，踩着一尺厚的大雪寻找亲人。在一个讨饭的男孩儿的帮助下，终于找到死里逃生的母亲。
从此，刘真小小的年纪懂得了爱和恨。
后来，党组织把刘真全家接到根据地，大人进了被服厂，给八路军做鞋做衣服，母亲和嫂子加入了共产党，刘真上了小学。妈妈看着女儿的书本，第一次露出欣慰的笑容，她说：“这可好了，我不用担心你以后会受婆婆的气了。”
“你的小说中出现过许多天真可爱的小交通员、通信员、宣传员，一个个小八路，都有不平常的经历，活生生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这和你自己的生活一定很有关系！”
“是的，其中许多人物简直就是我自己啊。”刘真直率地告诉我。
1939年，九岁的刘真和两个比她大一点的侄女一起参加了冀南军区六分区宣传队。大同志给她取了个正式的名字刘清莲。穿起银灰色军装，戴着闪着红星的军帽，小姑娘正式成为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战士们像兄长一样体贴她们。夜晚行军，小姑娘一面走一面睡，常常是队伍拐了弯，一头碰在大树上才醒来。大同志怕她们掉进水井，用绳子拴住她们的腰，另一头捆在自己的胸膛上。到一处宿营，队长和指导员给她们铺上暖和的草窝，自己睡在冰凉的炕上。一有紧急情况，先给她们捆背包，系扣子，打绑腿。在大同志的督促下，刘真从未间断过文化学习，每天必须认识五个字，就是行军作战，也要利用休息时间写写划划。
1941年，刘真加入了朱德青年团。第二年部队精兵简政，她被送到地方上，剃去头发，当了小交通员。这时，十三岁的刘真已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这两年，华北平原极其艰难，大旱灾加上大“扫荡”，一片恐怖。敌人到处设炮楼挖封锁沟，大人跑联络很不方便，任务就由小交通员承担了。刘真夜间带路，把各处来的同志送往延安、太行山，完成了任务，常常是不管白天黑夜，卧地而睡。碰上敌人，她能编造许多故事，蒙骗过关。南来北往的行人哪里知道，这个衣衫褴楼的娃娃是个女孩，而且还是个身负重任的交通员呢。
由于叛徒的出卖，刘真和她的侄女被捕了。伪县长威胁大人说：“不投降就杀掉孩子”。刘真的哥哥回信斩钉截铁：“愿杀就杀，愿砍就砍，孩子我们不要了。”她母亲四十岁才生下刘真，小女儿简直就是她的命根子，但这时她没掉一滴泪，只是说：“对待敌人，只能这样！”后来，游击队捉住伪县长的家属，才把被捕的同志和孩子换了回来。
不久，组织上决定送刘真去太行山学习。听到消息，她觉都睡不着了。两年来，她不知送走了多少同志，每一次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的去路，那日落时的云彩，在她看来就是美丽的太行山啊，这一次轮到自己了，整夜地快步飞走，哪里还知道累。过了京汉路，头一次望见山，她爬上房顶不下来，惊喜地叫着：“我真的看到山了，像白云似的远山啊！”
来到太行山的涉县，上级通知她入抗日小学读书，她哪里懂得文化学习的重要，见大人都参加整风，也闹着跟了去。十个月的整风学习后，她还是被送去读书了。在太行联中豫北分校，学习了语文、政治、历史和数学。半年后，她被调回到“平原剧社”当演员，参加了《兄妹开荒》、《动员起来》和《二流子转变》等不少节目的演出。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刘真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接着，她又投入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当打开古城邯郸时，小战士刘真第一次进了大城市，第一次见到电灯、电影、剧院，她嚷起来：“噢，世界原来这么大？”。她坐在一栋大楼上对着扩音器，把新华日报刊登的各地胜利的消息广播给全体军民。作战科长说：“我还以为是咱们电台的广播呢，闹了半天是你呀。”刘真美滋滋的，心想，电的能耐可真大，我一个人说话，全城都听到了。
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刘真和文工团的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转运战俘，护理伤员，掩埋烈士的遗体。部队来到河南，文工团在这个久被敌人占领的地区开展了宣传活动，他们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敌人，宣传政策，刘真常常担当演讲员。他们还演出《血泪仇》、《白毛女》、《兄妹开荒》，在《白毛女》中，刘真扮演贫农姑娘喜儿。团员人手少，需要多面手。刘真不但能唱歌会演戏，还学拉胡琴，在乐队里充当一名“乐师”
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部队跋山涉水，日夜兼程，来到了当年红四军（第二野战军一二九师）的根据地——大别山。一别十九年，幸存下来的红军干部，很少有人能找到自己的亲人了。刘真亲眼见到，一位十三岁出来当红军的卫生部长，家园已成废墟，他费尽力气，才终于在山洞里找到了老母亲。十九年来，这位革命的母亲，铺盖野草树叶，依靠山林里的小毛栗子和儿子定能打日来的信念，坚强地活了下来。老人见到儿子泣不成声，但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不要管我。彻底打败敌人，再回来和他们算血债！”刘真经历了许多这样的悲壮的场面，生活感染了她，教育了她，使她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淮海战役后，打进了武汉，刘真随同部队进入这座中南的大城市。高楼下，到处睡着讨饭的大人孩子，多是破了产的农民。一些无家可归的少女，站在黑暗的墙角，被人喊作“野鸡”。汉口有个娱乐场叫“民众乐园”，里边五花八门，艺人的处境十分悲惨。有一次刘真和同伴来到这里，在挂着“怪人团”的牌子前停住了，她们好奇地走进屋。这是一间肮脏的小屋，炕上十来个孩子，被人弄得奇形怪状，有的头大身小，有的脑顶尖下巴大。每进一批观众，手执皮鞭的大汉就抽打这群怪人，逼他们笑、爬、跑。刘真目不忍睹，哭着跑了出来。她的感情像烈火炙伤了一样痛苦。大城市武汉，满目疮痍，还没有来得及荡涤的种种黑暗腐朽的场景，给刘真留下了极悲痛、愤恨的印象。
部队进入四川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敌人化整为零，穿起便衣，目夜残害老百姓。刘真在一个连队里，参加了川南和顺县狮子滩大大小小的剿匪战斗，在战斗中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
九岁参加革命，在战争的风烟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刘真，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经历了太平年间人们所不可能经历的磨难。农民家庭、革命队伍、同志的情谊、敌人的残酷，陶冶了刘真的性格和世界观，也像一部历史的洪流，汇成她创作的源泉。
当有机会动笔写作的时侯，过去可歌可泣的生活首先涌到她的笔端。《好大娘》里描写一位革命的老妈妈，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照料战士们的生活。日本鬼子“大扫荡”，作品中的“我”（即小刘）和部队失去了联络，在敌人搜捕的时候，老妈妈舍生忘死地营救她，掩护她，冒着生命的危险，从敌占区背出小刘，找到自己的队伍。《我和小荣》中的主人公就是两个孩子，一个是“我”十五岁的小王，部队里的“小鬼”，出生入死地通过敌人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