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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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容地挨家叙述这数十年间发生的死别。最早离去的是汤用彤先生，写汤先生的去世用的是这样的叙述：“记得曾见一介兄从后角门进来，臂上挂着一根手杖，我当时想，杨先生再也用不着它了。”物在人亡，对于死者无一句直接哀悼的话，却以极平淡来写极沉痛。紧接着写三位自杀的老先生：“一张大字报杀害了物理系饶毓泰先生，他在五十一号住处投环身亡。数年后剪伯赞先生夫妇同时自尽，在六十四号。”宗璞没有正面去交待他们因何走此绝路的。她用的也是极冷静的笔墨和语气写人间的残酷，时势的暴虐，死亡的无情。但却找不到一句激烈的言辞。她只是在翦先生夫妇双双自杀时作了非常温和的评述：“夫妇能同心走此绝路，一生到最后还有一同赴死的知己，人世间仿佛还有一点温馨”。要是人间的温馨只能从这样惨烈的死亡得到证实，这也许是长长的历史的无边暗黑的年代。而作者在这里硬是不用一句正面的抨击，她懂得避俗，懂得含而不露，引而不发，懂得让读者自己去体味。
接着的叙述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死亡，一篇短文，四千字多一点，写了十多位著名的学者巨星的无一例外的死亡。要是没有娴熟的技巧和表现力，没有精到的构思和安排，写起来难免沉闷平滞，但是宗璞却把这些写得疏朗有致，平淡中见曲折。而且各位先生晚年或临终前的表现也多有插叙，如王力先生要求夫妇合葬及墓碑上的赠内诗；朱光潜先生病中烦恼突然拒绝出席香港大学授勋典礼；冯定先生告诉小偷“下回请你从门里进来”等等细节，往往三言两语便把人的一生写活了。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宗璞这篇散文所达到的是文艺创作的炉火纯青的境界。
宗璞散文最能打动人的地方产生于她的不事雕琢的真情。以《三幅画》为例，它的开头完全看不到常见的那种扑面而来的矫情和形容的泛滥，而是非常自然平白的叙说：“戌辰龙年前夕，往荣宝斋去取裱的字画。在手提包里翻了一遍，不见取物字据。其实原字据已莫名其妙地不知去向了，代替的是张挂失条。而这挂失条也不见了。业务员见我懊恼的样子，说，拿去吧，找着以后寄回来就行了”。这开头，说不凡也可以，说平常也可以，但却是真实质朴造出来的艺术效果，说是“造”也许委曲了作者，她也许压根儿就不“造”，而是非常亲切的过程的叙述。作者所要取的，是汪曾祺的字画，她说，她原先不知道汪曾祺擅长丹青，只知他不只是写戏并能演戏；不只写小说，散文，还善诗。当她得到第一幅、第二幅画后如获至宝。在心满意足不再心存妄想时，“不料秋末冬初时，汪兄忽又寄来第三幅画。这是一幅水仙花。长长的挺秀的叶子，顶上几瓣素白的花，叶用蓝而不用绿，花就纸色不另涂白，只觉一般清灵之气，自纸上透出。一行小字：为纪念陈澄莱而作，寄与宗璞”。这水仙的清白秀雅，这一行小字，点燃这清清淡淡的一篇散文，也点燃了画家的心，散文家的心。它“造”出了真正的浓烈。
那爱水仙的人已经屈死多年，留下的是那日离去也是永别的“别忘了换水”的嘱咐，以及从窗中见她摆手的最后一面。陈澄莱是作者的挚友。作为生死之交，宗璞在写她时笔下并没有讳言她的缺点，例如她的脆弱，以及那无与伦比的心底的那一点固执，等等。那些年头死很容易，她最后选择北方冬日原野上一轮冷月照着的其寒彻骨的井水。宗璞在她死去十多年后写了《水仙辞》悼念她。如今汪曾祺又有赠画，这在宗璞心中引发了感动。《三幅画》应该看作是《水仙辞》的真正续篇，是两位文友为纪念共同的含冤而去的死者的不曾忘却的思念而作的。从《水仙辞》到《三幅画》，可以悟到宗璞在这些文字中，充溢了她的散文的无所不在的真魂：对亘古绵延的人性和人情的寻觅及其自然的表现。
宗璞的长处是能够用冲淡表现浓郁，把炽烈掩藏起来，而传达的却是更为持久的炽烈。读她的这些散文如面对一杯清茶，淡淡的绿色中，飘散着浓酽的清苦。近作《星期三的晚餐》很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散文特色。文章从病中住院在亲友送的饭食中，老友立雕夫妇“承包”了星期三的晚餐起：“因为星期三不能探视，就需要花言巧语才能进到病房。每次立雕都很有兴致地形容他的胜利。后来我的身体渐好，便到楼下去'接饭'。见到提着饭盒沿着通道走来，总要微惊，原来我们都是老人了。”这个“微惊”便是形容的节制。要是我们从朱自清的散文中看到的是略带感伤的“背影”，则此刻，宗璞的“原来我们都是老人了”这种“正面观察”，却连那种感伤也被掩藏了起来。
但是我们却从她的叙述中感到了真正的人情温暖以及时光流逝的感怀。开头和结尾她都用“活着真好”来传达这种人间友爱的眷恋，“我若不痊愈，是无天理”“怎舍得离开这个世界呢”。这些看似淡远的话却有战胜感伤，超越感伤的情感的沉淀。宗璞的散文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的确到达了一个纯净和沉郁相结合的练达。
三、近期散文的文化性
散文这种体式最合作者个性。在上述我们阅读到的宗璞的游记、写景以及叙事、抒情等文章中，已感受到一位知识女性的气质与笔韵。在这些作品中，这种特殊品质还只是一种在体式中的渗透和溶解。近几年来，她则写了不少直接以知识、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文化性散文。这是宗璞在散文创作中的突破，也是作家对于散文领域拓展所作的贡献。对于这位我们业已熟知的作家来说，则是她的作家文人心态的全面和完整的体现。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动，呈现出繁采多样的景观。散文创作也打破了五六十年代那种单一模式。这个时期的有些作家（应该说多为知识作家）如萧乾、汪曾祺、王蒙、林斤澜等，从人生的过往经历和知识贮备，也从身边世事和环境中，牵动了他们长期积蓄的文化底蕴，一批充满理趣也充满情趣的散文、小品和随笔随之出现，这也是情理中事。
这类充满文化气氛的作品（传统为笔记散文）在中国源流悠远而盛于明清。其内容或记逸人行状，或记奇闻异事，举几天文地理，民情风俗，科技医药，宦海浮沉，街谈巷议均可入文。五四时期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诸人在晚明袁宏道、张岱、归有光等散文风韵基础上又融入西欧主要是英国随笔的谐趣。一时间这类散文小品盛行于世，成为五四散文中成就最高，实力最雄的品类。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重性灵，富理趣，不论是晚明、五四或是当今八十年代，这类作品是在个性意识比较张扬，心清比较疏淡的背景下产生。林斤澜曾论及这类作品的好处，精辟地指出这类作品的三大特性：一是不端架子。他说，“笔记的作者，大有载道君子，立志丈夫，明理仁人。有大事业在做着、写点笔记是消闲，随手拈来，不免把载道、立志、明理的大题目放松了，由着性情变化文字”；二是不矫情，写法上白描为主，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三是不作无味言语，本是由性情顺情趣的东西，若语言无味，写它作甚。
此类文章摆脱了载道明理、匡时济世的重负，由着性情写一点轻松洒脱的文字。手法和语言是白描，但要写得有趣耐读，别有一番疏放清雅。所以写这类文字并不容易。首先需要旷达处世的姿态，宽松自由的心境，才能从内里透出闲逸和淡远的情怀韵味。再就需要丰富的学识修养。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姑且不论，五四以后的周作人、林语堂等写小品的名家，他们都是文化根基雄厚并且学贯中西的一辈人。他们主张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草木虫鱼无所不谈，林语堂晚年还在报刊设《无所不谈》专栏，采撷的主题非常宽泛，如果没有广博的学识做基础，就很难做到“无所不谈”。这类文章，表面平淡冲和但却深沉有味，感情绝不轻浅，只是笔法上求清淡，所以要求有深厚老到的语言文字的功力。
宗璞具有优厚的文化学识条件。随着岁月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她越来越进入旷达疏淡的人生。张抗抗在《宗璞小记》对宗璞的这种成熟人生作过很好的诠释：“不见她高谈阔论好为人师，亦无莫测高深的名人气派……她不为身边的那名利之争所动所累，她几十年静静地安之于燕园”。从宗璞的创作总体看，近来这类文化性散文和读书随笔产量大增。这类作品与传统小品文最为接近。《风庐茶事》、《酒和方便面》等，内容涉及茶和酒，这与五四散文如周作人等人的散文相近，字里行间充满着雅韵逸致。这里的喝茶、饮酒也许是一种形式，一种文化人才能找到的那份感觉。
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五义》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因因的。”
这是出自宗璞之手的《风庐茶事》中一段，与周作人的《喝茶》“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相比，也许不及后者的名士风十足，但我们不难找到它们间相维系的那份生于同一深厚文化母体的“感觉”。
发表于1992年的《从粥疗谈起》也是名篇。先从自己多病，得到一本旧书《粥疗法》谈起。然后从喝粥引出陆游一首食粥诗。从这首诗中引出张来《宛丘集》中一篇《粥记》。而这位张来又是“苏学士之徒”，又考证出苏东坡原来也嗜粥。他说：“夜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出新，利隔益胃。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最后又引出陆游另一首内容与苏学士差不多的诗：“粥香可爱贫方党，睡味无穷老始知……”宗璞的旁征博引，使我们如入花阵，乐不知返。阅读此文，由于丰富的知识与清淡的人生感兴，而产生丰盈的愉悦感。那种在清茶淡饭中寻求固在本味，一种甘于淡泊人生的气度也给人以启发。全文娓娓道来，平易如诉家常。但文理结构却精致而匀称，行文走笔中表现出游刃有余的闲雅情趣。譬如她在写自己多病得夫弟赠送《粥疗法》一书之后，极其自如的出现这么几句话：“不过此书的命运和我家多数小册子一样，在乃兄管理下，不久就不见踪影，又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只要读过宗璞《恨书》《卖书》两文，聆听这番议论，禁不住有那心领神会的一笑，因为“乃兄”是他们家“图书馆长”，据说“负书行路也在百里之上”了。可恨书籍成山，常常急用之书找不到就成了他的责任。这里本与“粥疗”无关，只是信手写来，轻灵洒脱，使文章顿生情趣。
这里提到的《恨书》、《卖书》二文，分别写于1985年和1989年。是写家中藏书之多带来的烦恼。邓拓说：“闭户遍读家藏书”谓是人生一乐。邓拓写的是书生独有的一桩乐事。可宗璞写的却是书生之忧、书生之累。宗璞这类散文虽说是文化意蕴丰富，却又离不开日常生活的烦忧牵绊，普通人世的苦乐悲欢。她在儒雅情趣之中，并不自矜清高，而且自然流露出一种与平民生活相通的民间本色。
这类散文大都平实自然，都从自己生活经历，从身边闻见世事人情中拈拾而出。宗璞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生活了几十年，那里的一树一石，一桥一水，已与作者融在一起难以分开。那花晨月夕，四时风光也早已进入她的散文世界。燕园内不论是年耆学者或莘莘学子，她都默默倾注了感情。近年来，她又连续发表了《燕园石寻》《燕园树寻》《燕园碑寻》《燕园墓寻》《燕园桥寻》系列文章。使原本就美丽和特具魅力的这座名园，因她的散文的渲染而更显出历史、文化的渊源和社会人文荟萃的品格。
这里只举《燕园碑寻》一文为例加以印证。“碑寻”一共写了燕园六处碑石。不仅记载碑刻的内容，而且考证它们的来历，如燕南园进口处和一、六院之间赫然矗立两对龟驮石碑，一处是清代皇帝为纪念花儿匠而立的名录碑，一对是为四川巡抚杭爱立的井有康熙亲笔碑文。其他还有乾隆御碑和明末清初画家蓝瑛梅花碑等。尤其是1989年新立的一座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更有不平凡的意义。碑文由冯友兰先生撰写，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先生书丹，集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