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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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的，我没想到我的一个习以为常的老习惯，竟然让年迈的所长大人平白增添了一个多小时的焦虑不安。我是说，用假名字登记住宿或办事，是我素有的习惯，也是需要。老实说，我的身上备有各种各样的空白介绍信，我以什么身份和名姓住进该招待所，完全是随心所欲和偶然的，客观地说，就看我当时伸进挎包的手率先摸到“哪一页”——那里面有许多页差不多大小和软硬的介绍信函。当时，我首先抽出来的是一张由北方某省政府给一个名叫谢兴国的处长开出的介绍信，只是，我觉得这个职称跟我此刻落汤鸡的模样不太符合，于是又临时重新摸了一张，即杨小纲的那张。不用说，谢兴国和某省政府处长当然都不是我的真实身份，我的真实身份是——真名叫钱之江，身份是特别单位701副院长兼破译局局长，内部代号为A705，即701五号人物的意思。但如果要说我使用过的名字之多，绝不亚于一个江湖老骗子，可以说一本百家姓谱里，我至少用过半本的姓氏。别的不说，就说在那次为期8天的路上，我先后用过李先进、陈东明、戴聪明、刘玉堂等6个名字，它们一定程度上说明我此行经事之多，和我固有的谨慎。是谨慎，不是胆怯。谨慎和胆怯，跟冷漠和郁闷一样，看起来有点相似，骨子里却有天壤之别。
本来，王所长已经替我开好房间。301房间。这是个套间，里间有一张暗红的古典的雕花大木床，床上叠着绸缎的花被，蚊帐是尼龙的，如蝉翼一样透明，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外间宽敞，物什齐备，有舒适的沙发，气派的电话，还有吊扇、衣帽架、台灯、茶几、茶具和烟缸等大小设施和用品。就楼层说，是顶楼；就方位说，处在走廊尽头，不但安静，还有保密性、安全感。我需要这样一个房间，因为我是特别单位701的人。但是，这个房间现在只属于“钱之江”，不属于“杨小纲”，杨小纲只配住一般的房间。一般的房间比较多，任意性比较大，根据我的要求，最后安排给我的是201房间。这个房间在301的脚板底下，一样处在走廊尽头，也是套间，虽然没有那么多配备，但基本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进屋后，就决定住下来。由于一路雨中奔跑，我似乎有点累，进屋后，简单冲了个澡就上了床，而且很快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过，一个惊天动地的霹雳很快又把我惊醒，醒来，我听到有个东西在不停地拍打我的窗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走过去看，发现窗外的右手边，有一棵跟楼房差不多高的枣树，正是盛夏季节，枣树枝繁叶茂的，有条枝桠出格地伸到窗口，借助风力的鼓吹，冒昧地拍打着窗棂。再看下面，有一根分枝完全贴着墙头长过来，要不是有人砍断它的头，没准它早已破墙钻进屋里来。也因为砍了它的头，所以它变得格外粗壮，粗壮得像根独木桥一样吊在窗下，只要稍有点脚力的人，都可以凭它翻进我房间里来——破窗而入。
这怎么行？
绝对不行！
于是，我下楼去要求换房。
服务台不准我换，我临时编的几个理由，都被视为无理取闹，遭到义正辞严的拒绝。我的态度有恃无恐，于是我的声音因为情急而变大，而服务台里的人一点也没有被我吓倒，他一边偷偷地注视着我背后的所长大人，一边以蔑视和沉默对待我。无奈之下，我只得很不像一个有秘密权威的人一样吓唬他。
我说：“我是你们王所长的客人，请你配合一下我行吗？”你知道，这时候，所长大人其实就在我身后，他已经被再三的等待焦了心，听我这么一说，似乎已经有所敏感，不乏客气地对我说：
“我就是王所长，请问你是哪位？”
我说：“我是从701来的。”
他问：“你姓钱吗？”
我说：“是的，我叫钱之江。”
他“啊”了一声，一个箭步冲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他手上的力量和气息让我感觉到他有种急于叙事的冲动，我不知道他将叙述什么，但我知道在这里有些话是不可以说的，说了就可能给我带来不便。所以，我十分职业（机智）地将握手转换成拥抱，把头架在他肩膀上，悄悄说：
“这里不便多说，请带我去房间。”
当然是301房间。
进房间后，我马上走到窗前，看窗外那棵枣树，它在风中摇曳着，一股声浪像海浪一样朝我扑来，而摇曳的树枝好像极力想拍打我，却怎么也够不到，总是在一两米之外又反弹回去了。我想，如果是只猫，它也许可以借此跳进我的房间，但说到人，大概只有《水浒传》中的时迁有此本领了。我相信，我是个谨慎的人，但我更相信，对701人——每一个人——来说，谨慎都是必要的。因为，正如总部首长说的：我们701一个人的价值，抵得过一个野战师。
的确如此，当时苏联JOC电台每天都在对我们701人广播，希望我们跑过去，人都明码标价的，高的已经超过几十万美金，低的也有几万。像我这样的，不值几十万嘛，至少有十几万吧。这就是说，只要谁把我弄到苏联，就可以得到十几万美金。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说真的，现在我越来越不想出门，每次出来，心里都有种莫名的恐惧。也许是我老了，也许是形势的问题……说到形势，大家都知道，形势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要在以前，谁想得到，昔日的苏联老大哥，如今也会成为我们701的猎物。反目成仇。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这种形势下，我分明感到自己真的是越来越不想出来，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多疑，越来越谨慎。是的，是谨慎。谨慎不是胆小。但我的谨慎里已经藏着胆小。这个房间比刚才的房间好多了，听说隔壁还专门安排有两名保卫干事。我喜欢这种感觉。安全的感觉。看来，该所长不像我们首长说的，是个“世事不谙的科学家”。
高个子，大块头，堂堂的相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说话声音洪亮，举止气度不凡，这就是王所长。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大厅里看见他而没有想到他就是王所长的原因，他给我印象更像个秘书，或商界人士。他甚至连副眼镜都没戴，和我想像中的一个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很快我又发现，他身上有种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细和固执，比如我们谈话开始和结束时，他都在下意识地看手表，表明他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对我提出的要求，总是不轻易表态，要深思熟虑后才作答。在谈话之前，他甚至要求看一下我的证件，以证明我就是特别单位701来的钱之江。
他说：“恕我直言，我接到的通知上说，你应该乘一辆吉普车来的。”我说：“通知上应该还说起，这辆车的车牌号为……。”他说：“是的，可你为什么没乘车来？”
我说：“车子在路上抛锚了。”
其实，我是为隐蔽起见故意不乘车的。不过，他对我的说法似乎有疑虑，却又不知怎么来责疑我，只是沉默着。为取得他的信任，我递给他证件，他认真地看着，不一会儿，笑逐颜开地上前来，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说“失敬失敬”的话。
彼此客气过后，我直截了当地指出：我是来向他要人的。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想了想，一边打开挎包，一边对他说：“还是你自己看吧。”
我从挎包里，先是抽出一只八开大的牛皮信封，然后又掏出一只小瓶子——像一只（钢笔）墨水瓶，然后又摸出一支小毛笔，一一都放在茶几上。接着，我又从信封里抽出一沓文件，从一沓文件里又翻出一页零散的纸——它夹杂在几页文件里，像一页多出来的废纸。我过分在乎地端详了它一会儿，然后将它铺开放在茶几上，给他看。
我带点幽默口吻地说：“看见了没有，我想要什么人，都写在上面呢。”他近看，远看，左看，右看，拿起来看，又放下来看，却是什么也没看到。终于，他责问我：“这分明是一张白纸，我什么也没看到。”确实，这是一页白纸，只是比一般白纸看起来要异样一点，好像要厚一些，又好像被浆洗过似的，纸面上显得有些粗糙。
我说：“你别急，你该知道的都写在上面。”说着，我拧开瓶子，拿起毛笔，往里面蘸了水，开始在白纸上作业起来。但不是写，而是涂刷。轻轻地涂刷，很小心地，像作画似的。说是涂刷，纸上却并不显现任何色泽，倒似乎有一缕白烟泛起，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轻微的哧哧声，好像那页纸是火烫的，水落上去，就马上被散发掉了。
他惊奇了，忍不住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你看，仔细看。”
我说着，纸上就慢慢显出字迹来，一笔一画，一撇一捺，像有只无形的手在写，笔画先后顺序是乱的，但字是完整的，第一个字是“兹”。接着又一个，接着又一个，就这样，一个个字，像幽灵鬼符一样冒出来……
这是一份经过隐形处理的文书。
为什么要作隐形处理？当然是为了保密，为了安全。这样，即使我在路上有个长短，比如被特务劫持，或者不慎丢失文件什么的，别人得了文件，也不至于马上暴露我秘密的身份和此行绝密的重要任务。我的任务是来这里——我国数学科学的第一阵地——寻求一位为我们701去破译乌字一号密码的高级人才。
乌字一号密码，是当时苏联外交部使用的密码。破译他国非军事密码，虽然天知地知，你知他知——彼此都心知肚明，但绝不能形成证据，让人家抓住把柄后，有证有据地控告你。这感觉类似于一对偷情男女，他们隐秘的关系或许尽人皆知，但在没有确凿的把柄之前，谁都不能正当地奈何他们。所以，当事者对自己的行为，总是格外怕留下人证物证，授人以柄。何况，当时我们跟该国的关系，虽然很紧张，甚至实际上已经敌对，但毕竟还没有撕破脸皮，没有公开交恶。这种情况下，我们组织破译他们密码的事情，哪怕只是一个想法，一旦败露出去，对我们必然会造成各方面都极为不利的局面，影响我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动权和声誉。说到底，这事情决不能败露，说得难听一点，要败露也不能在我手上败露，否则我这辈子就完蛋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和担心，我在出来前，专门慎重地请有关技术人员做了高级隐形处理，在纸面上刷了一层白色的隐形粉。一般只有行动局才这么干，因为他们要出境，有必要。但我觉得我此行的处境比出境还要可怕，还要险恶。我说过，我是个过度谨慎的人，因为长期过度的谨慎，我甚至已变得非常的沉默寡言，给人的感觉有点阴冷，吃不透。因此，下面人背后常叫我“地雷头头”。
隐形粉在消氧水的化学作用下，会化成白烟消失，如同雪在阳光下会消融一样。伪装褪去，我的秘密任务成了白纸黑字，醒目而庄严地看着所长大人，看得所长神情陡然变得庄重十分。他问我要多少人，我伸出一个指头说：
“就一个。”
“就一个？”他又问道，“有什么具体要求吗？”我说：“首先必须是一个在数学科学研究中有突出建树的专家。”他掏出笔来记录，一边喃喃着：“必须是个数学家，这是一。”我说：“那么，二是要懂俄文，最好是在那边留过学的。”他说：“要懂俄文……还有吗？”
我说：“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他说：“这是三，四呢？”
我说：“年龄不要太大，最好是中青年，单身汉更好。”
他说：“这是四，五呢？”
我说：“没有了。”
他问：“就这些？”
我说：“就这些。”
他说：“总共四条，只要一个人。”
我说：“是的，但我希望你能多提供一些候选人。”
他问：“大致要多少？”
我说：“难道你有很多？”
他说：“十几个还是有的。”
我说：“那让我都见见他们吧。”
他问：“什么时候？”
我说：“尽快。”
他说：“最快也要明天了。”
我说：“你晚上就去落实人员，通知到人头。明天上午8点半，我在这里恭候各位光临。”
也许是我过于严肃了，也许是他过于紧张了，我们的谈话充满公事公干的味道，没有废话，没有幽默，没有轻松，没有客套，以至他走的时候，我们连个再见都没有道。
第二天早上，我吃完早饭，从餐厅回来，看到隔壁保安的房间里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王所长，另一个没见过。王所长给我们作介绍，我知道他就是候选人之一，便单独带他去了自己房间。
然后陆续有人出现在我房间，到第二天下午，已先后有12人（其中两名女性），或自己来，或被人带到我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