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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

中华奇书全集-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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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经》一书成为显学而为天下学者所知,是西汉末年的事情。公元前26年(汉成帝河平三年),汉成帝为了扩充国家图书馆馆藏,一面向天下征求遗书,一面命光禄大夫刘向等人对各类古籍进行大规模的编校整理,其中即包括《山海经》的编校工作。公元前5年,刘向之子刘歆(后更名为刘秀)子承父业继续古籍整理工作;此后不久,刘秀便提交《上山海经表》,将原来流传的三十二篇《山海经》,整理校定为十八篇的《山海经》,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版本《山海经》均源于此。事实上,《山海经》在汉代受到各界人士重视,与刘向父子以及东方朔等人的努力分不开,因为他们根据《山海经》的记载,解释了许多远方异国的异俗异物和出土文物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刘秀所校定的十八篇《山海经》原版,以及刘秀所依据的三十二篇《山海经》原版,均早已失传。《山海经》在汉代中期流行一阵之后,,便重归于寂寞。大约三百年后,东晋学者郭璞(公元276~324年,具有方士色彩)对《山海经》进行了全面的校订和注释,从此《山海经》一书又重新流传于世,至今不衰。
  关于《山海经》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山海经》与《山海图》的关系。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图,多为一幅幅线描的怪兽人神插图,它们大体出自明代学者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附图一卷)、清代学者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附图五卷)、清代学者汪跋(替字)的《山海经存》(附图三百余幅)。此前,宋代画家舒雅、南朝画家张僧繇亦画过山海经图,可惜均失传了;晋代名士陶渊明有诗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府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从他的咏山海经诗中可推测,其所见到的仍然属于插图性质,当与郭璞所见类似。
  至于刘向父子、东方朔、司马迁等人是否见到过山海经图则不得而知。由于《山海经》的许多文字都具有“看图说话”的性质,因此不少学者相信《山海经》乃是对《山海图》的文字说明,而《山海图》最初是被大禹铸在九鼎之上的,后来部分图又被画在楚国祠堂的墙壁上,并不断出现在汉代的石刻画像里。
  应当说明的是,具有“看图说话”性质的山海经图属于自然地理图和人文地理图,因为它们有着地理方位信息的内涵,因此与后世的山海经插图性质完全不同。笔者推测,最早的《山海图》应当图文并茂,其上既有图形图画,也有文字,还有大量图画式的文字(或许类似东巴文字,以及某些岩画、陶画图案)。其实,汉字的前身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前身是图画;而我们祖先在发明并广泛使用文字之前,曾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用图画记录信息的时期(配合以神话传说)。事实上,远古有关八卦图、河图、洛书、白泽图的传说,其实质都是用图画记事,其中河图、洛书属于自然地理图,白泽图则属于人文地理图。
  遗憾的是,我国远古时代的自然地理图和人文地理图均失传了;但是,《山海经》却奇迹般地流传至今。根据笔者的研究,《山海经·五藏山经》是帝禹时代(公元前2200年前)所进行的国土资源普查的考察报告,当时所绘地图即早已失传的《山海图》。为了再现《山海图》,笔者与画家孙晓琴女士合作,自1995年起陆续绘有350幅白描暨水彩山海经神异图(昆仑出版社出版)、上百幅国画山海经神异图、数十幅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和山海经远古部落文明图组画,并于1999年9月9日创作出巨画《帝禹山河图》,画高5·4米、宽7·8米,将《五藏山经》记述的447座山,以及相关的水系258处、地望348 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其中许多神异动物实际上是由人装扮的)和人文活动场景95处全部绘出,显然这是数千年来的首创,具有极高的科学、艺术、收藏价值,亦可告慰帝禹在天之灵。
  事实上,《山海经》是记录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起源与发展的最珍贵的历史典籍之一,它是一种与金字塔、兵马俑同样重要同样有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这正是笔者要历时二十余年探索山海经来龙去脉的原因,那是来自远古的信息,我们有必要倾听倾听再倾听,只有这样人类的生存经验才能延续下去。
  《山海经》为最古老全球地理书
  1979年起,因研究中国古书中的UFO记录所需,曾购买并阅读不少历史、神话、考古等类书籍,对上古史及神话产生浓厚兴趣,于是投入很多时间专研古书,一股莫名的“寻史情怀”油然而生。其中以《山海经》一书给我很大的疑问,因为学界都认为山海经是神话,可是,我深入研究后发现真相并非如此,因为《山海经》自殷商至战国成书以来,以至于明朝胡应麟之前,都被视为“实用地理书”,胡氏以一己之见视其为古今语怪之书,后人便以神话大全看待《山海经》,我认为此为后世学界的大谬,至今也是如此。
  不久又读到《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激起还原“世界上古地史”的雄心大志,但自己并非学历史出身者,此念头实在不自量力。1986年,我认真的研究,并依书中记载自绘地图,画出了超过古代中国版图的山海经地图,当时直觉就认定《山海经》不仅是最古老之中国地理书,亦是最古老全球地理书,因为其描述内容广至全球。
  我深深认为该书不仅描述美洲、亚洲、欧洲三洲之山脉、河流(流向)、矿物、动物、植物,更描述上古风俗民情以及信仰崇拜,并不是现代学者通认的“神话”而已。结果,我在文献中得知美国易经考古学会曾于70年代,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台湾等地展出1972年在亚利桑那州出土的许多零碎陶片,其中一件已有7000年历史的古印第安人彩,其上刻划有易经文字。美籍华裔考古学家洪天水经过数十年考证,加上在圣地亚哥又出土破片,发现有9个符号与中国半坡文化使用的表意符号完全相同,经过比对113个标本,又将符号表意内容与中国古籍和易经印证,发现这些彩⿳应是中国人自上古半坡氏族移居美洲的一个明证。
  再加上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考古学教授,根据对9000名哥伦布以前美洲印第安人、阿留申人和爱斯基摩人牙齿及骨骼的检查,作出美洲先民于2万年前来自中国北方的结论,他认为来自中国的移民可能分三批,一批是经由白令海峡陆桥的南缘移来,美国西北部的那狄恩印第安人则经由陆桥北缘从西伯利亚大丛林来到美洲,另一批为远洋渡海而来。
  地球科学已证实白令海峡原本是连接亚洲和美洲大陆,此陆桥因14000年前巨大的冰河溶解,海平面上升而淹没。而10年前,一些欧美学者经过考证认为,约在3000年前,即殷商末年,一批中国人就已来到墨西哥,由于在秘鲁出土的一尊奇特女神铜像,双手提着铜牌,其上铸有“武当山”三个南北朝时的汉字;在墨西哥又发现一方“大齐田人之墓”的墓碑,考证为战国或秦末从山东半岛横渡大洋来到美洲的田齐人埋骨遗迹。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博士针对在加州海岸外发现的古石锚及11块大石块做研究,认为是早期中国人横渡太平洋的证据,因为对照古文物和实物,以及美国科学机构鉴定,认定此石锚岩质“不存在于北美洲太平洋岩岸,而同南中国海岸地区所产灰岩一样”,应为5只石锚及其附具。
  有了这些美国学界的考古发现,提高了我对人类上古活动研究的兴趣,也更加认定《山海经》是世界地理书,十多年来一直无法忘怀此观念。近年研读上古史,知中国人海上航行,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大陆东海之滨已有7000年前的船桨出土,证明了此点的可能性。
  而考古学上已知殷商时代已使用青铜器具,且有能力将独木舟改良为稳定性强、载量大的木板船。研读古书知武王伐纣时,数千兵马仅用47只船,一日之间横渡黄河孟津。《史记˙周本纪》中的记载已反映了武王所乘船只之大、船行之速、吃水之深的盛况。
  因此,个人思考“殷人东渡”可能选择当时最合理的沿海岛东航的“阿留申群岛”航线,因为此海路不仅比陆路(白令海峡陆桥)方便,且殷人素习航海,当时已知用风帆为动力,更有掌握航向的舵桨,且我研究古代天文学,知殷人天文学已能测得新星,也有早期天文导航术,更由美洲沉锚判断,殷商时已有能载百人以上的大船,此类种种均使我坚信我想法的正确性。
  但为何殷人要远洋东渡?因为在周武王伐纣之前,商纣王曾把大军留驻于被征服的“人方” (今山东省),商朝灭亡时,大批殷人逃向海外,也就成为很正常之事。而且由山东半岛出航,东渡日本,沿日本列岛之东向北,过千岛群岛、阿留申群岛,再沿亚洲美洲连接处的白令海峡陆桥,过阿拉斯加前行,南下美洲西岸的加拿大、美国,驶抵墨西哥,再下到南美洲秘鲁。
  此路线沿途有陆地岛屿,有鱼、禽、果可供食用,又有黑潮暖流,常年顺风顺水,木船航行毫无困难。后世航海学者及造船学者也多次以木船实验,证实此点。因此,个人对上古殷人移民美洲之事件极感兴趣。
  1981年读到《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知东汉明帝时王景治水,明帝赐以《山海经》等书,可见当时看《山海经》为实用地理书,而自《汉书》至《旧唐书》之间近900年,观念没改变,甚至到明朝亦是如此。然而到胡应麟《少室山房笔录》以其个人所见认为《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书,将传统数千年视《山海经》为地理书之观念开始扭曲,至清代修《四库全书》,将《山海经》放在“子部小说家类”,从此《山海经》就被后世之人视为神怪(神话)书。
  我觉得很奇怪,一部流传数千年的地理书,在明朝被一位学者以一己之见扭曲为神怪书,后世学者不仅不去还原《山海经》的原貌,进行地理志的研究,当今若干学者竟附从沿袭扭曲观点,大作山海经神话及神怪文章,何能称为史实研究?
  有此种“义愤”思想,再加上殷人出洋的考古发现,使我在10年前结合此二种思维,便深入研究《山海经》,并一一依经文画出上古地图,用现代精密地图对照,总归言之,〈东山经〉谈的是自阿拉斯加、加拿大、北美到南美洲的西岸地理;〈南山经〉为亚洲中南半岛地理;〈海外南经〉及〈海内南经〉已描述到中东的红海;〈大荒南经〉描述到孟加拉国湾;〈西山经〉描述华北地理;〈海外西经〉及〈海内西经〉描述中亚地理;〈大荒西经〉描述远及地中海。
  因此研究《山海经》可以知晓上古时代的全球地理、航海技术、风土民情等,若和现代地理做比较,正符合目前“地球村”观念之推展,以古鉴今,值得当今世人深思。
  《孙子兵法》概述
  中国古代兵书,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又称《吴孙子兵法》、《孙子》。《隋书·经籍志》载为“吴将孙武撰”。它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全书共13篇,5900余字。该书历代都有著录。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书《孙子兵书》及《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均有“十三篇”《孙子兵法》的明确记载。《汉书·艺文志》作“《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则有2卷、1卷的不同卷本。《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作“《孙子兵法》十三卷”。《宋史·艺文志》则有多种注本的著录,但不论卷数多少均为13篇。银雀山竹书《孙子兵法》为迄今最早的传世本,惜为残简,不能窥其全貌。现存的重要版本有南宋宁宗时所刻《十一家注孙子》3卷足本,宋刊《武经七书》本;另有西夏文本以及其他明、清以来各家注本50余种。现有日、法、英、俄、德、捷等译本流传。
  《孙子兵法》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代的产物,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思想。它继承、发展前人的战争经验和进行兼并战争的军事理论,揭示了战争的若干客观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被誉为“兵经”,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它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把战争看作关系军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而加以认真研究。书中还着重论述了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提出要对战争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精: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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