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头到汉城来。于是一共有卫31个国家、地区和组织以及个人捐赠了4875块石头。
这些石头极富特色，而且形态不同，颜色调异。堆积在一起，成了人类大同精神的体现。此外，组委会还组织了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包括有关世界文化的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伦理价值观念的转变、信息的传送、家庭的变化与前景等等，将文化学术交流深汇在奥运会里。这也是汉城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所做的创造性贡献，更加具体地体现了奥运会“友谊、团结、公平”的精神。在奥运会举办前夕以及举办奥运会期间，共有30多个国家的260名学者参加了这些学术讨论会议。
汉城把第24届奥运会办成了一个体现综合文化的运动会，而文化的交流又为韩国在世界上树立了新的形象。往日的韩国让人联想到是战争和暴力，电视屏幕上的韩国是大学生向警察投掷石块或者是防暴警察殴打示威者。朝鲜南北方紧张局势加剧，美韩每年举行一次联合军事演习，使韩国成了世界上一个可怕的地方。
汉城奥运会举办之后，人们开始用自己的眼光重新看诗韩国。特别是那些以前几乎完全没有机会接触韩国的社会主义国家。
奥运会结束以后，在汉城一所大学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其中约对％的被调查者认为“奥运会的成功将有利于改善韩国与苏联、中国、东欧地区共产党国家的关系”。
这些被调查者还认为“韩国应该乘这次奥运会的东风，与共产党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及加强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
汉城奥运会后，虽然韩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隔绝并没有完全打破，但毕竟有所松动。从1988年开始，韩国人开始被允许到中国、苏联、蒙古和其它东欧国家旅游，韩国的飞机被允许飞越中国领空抵达莫斯科。
关系改善幅度最大的是韩国同苏联的关系。韩国采用民间形式邀请苏联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合唱团等到韩国演出，而苏联人也通过这些文艺团体的访问与奥运会电视转播看到了韩国人的经济成就和精神风貌。《真理报》也发表文章，称“汉城所具备的各种体育设施堪称世界第一，韩国人的传统微笑和高雅礼貌又令人难忘”。
民间交流增进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韩国记者甚至进入克里姆林宫采访戈尔巴乔夫，并且导致苏联同韩国最终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同中国关系的改善成效不大。80年代初。中国一架民航班机被卓长仁等人劫持到韩国时。韩国政府以完全按照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解决劫机事件为条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政治上做出让步，但中国政府派出的民航代表团坚持把谈判范围限制在解决劫机事件上，使韩国政府大失所望。
汉城奥运会后，中韩关系表面上一如既往，但是以间接形式进行的双边贸易却大幅度增加，同时双方人员来往的限制也有所松动。
随着韩国同中国关系的改善、朝鲜和韩国的敌对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汉城奥运会提出的口号是“世界走向汉城，汉城走向世界”，当160个国家的体育官员和运动员汇集韩国时，它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韩国自己多年通过外交、新闻等手段所做的宣传，特别是世界几十亿人通过电视看到了韩国的现实发展，韩国获得的精神收益是无法用金钱和数字来计算的。
举办奥运会的一个初衷就是改变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现在这个目标可以说基本实现了、韩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而且又开辟了新的经济市场，找到了更多的贸易伙伴。
从经济利益角度讲，汉城奥运会也使韩国获益非浅。韩国为此届奥运会给予了高额投资，付出了巨大努力，也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韩国政府为举办奥运会共投资30亿美元，显示了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其中直接支出和投资为17亿美元，间接投资为13亿美元。为了迅速筹集这些资金，韩国政府还向日本等国借了一些外债。
有了洛杉矶奥运会的经验，韩国政府对于收回这些投资也颇有信心。
组委会首先把目标对准了电视转播费，张口开价5．5亿美元，但是时间差的问题影响了电视转播的最大客户——美国的收视率，善于讨价还价的美国人借机压价，表示只能出价2．5亿美元。谈判断断续续共进行了三年，最后美国广播公司以3亿美元获得了汉城奥运会的转播权。再加上与其它国家签订的合同，汉城在电视转播权上仅获得了4亿美元，远远低于预期的8亿美元。
除此之外，出售纪念币、银币和邮票也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汉城奥运会的纪念币原定价为90美元，后来由于报名参赛国家名额的增加，汉城奥运会的声望倍增，于是组委会将纪念币的售价提高到175美元。纪念币的总收入达到了1．2亿美元。
海外侨胞也积极为奥运会捐款。如旅日韩国侨胞共向组委会捐款5千万美元。但是在捐款中又遇到了问题，即按照日本法律，募捐必须交纳60％的税金，这样，捐款的数额就会所剩无几。于是侨胞动员了日本政界人士，甚至找到了当时任自民党总裁的竹下登请求免税，问题才得以解决。
奥运会的良好组织工作为奥运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据统计，汉城奥运会纯收入至少达4亿美元，可以说是奥运会的最好记录。
同时，汉城奥运会成了韩国企业的最佳广告，对汉城奥运会，共有90家企业进行了商业赞助，其中13家为韩国的大企业。精明的生意人看准了奥运会这个千载难逢的宣传机会，为自己的产品大作广告。
商业赞助不仅为汉城奥运会筹集了一大笔资金，而且为韩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了新的销路。据统计，奥运会的召开为韩国带来了近70亿美元的生产和销售额。韩国的出口得以扩大，同其它国家的双边及多边贸易额也迅速增加。
同时，汉城奥运会还为3．4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行业。
汉城奥运会为韩国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参加过汉城奥运会开幕式的观众都会记得，他们曾在自己的座位上发现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有一些精美的纪念品。看到这个塑料袋，人们就会想起，汉城奥运会在逆境中申办，在国内政局的动荡以及同朝鲜的谈判中筹办，最后终于在举世瞩目中获得成功。
萨马兰奇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我确信，在现代奥运会近百年的历史上，第24届汉城奥运会是一次最成功的盛会。”
“同时，我也清楚汉城奥运会在人类和平的进程中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我再次向克服了南北分裂造成的痛苦和国内外不利条件而成功举办奥运会的韩国国民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赞许。”
“汉城奥运会的伟大成就将永远载入史册。无论是对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还是希望承办奥运会的所有国家来说，这都是一次可资借鉴的盛会。”
第12章 圆梦：巴塞罗那奥运会
·为故乡尽份心力
·西班牙奥委会内讧
·一锤定音
·美梦成真
1979年，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巴塞罗那新市长纳西斯·塞拉走马上任。举行宣誓就职仪式这天，塞拉脸上挂着微笑，表现出胸有成竹的姿态，在市长办公室里礼节性地会见各位前来祝贺的贵宾。
没想到萨马兰奇也从莫斯科赶来了。天生的外交才能和两年多的外交官生活，使得萨马兰奇练就了一身高超的交际技巧，一见面，他就向新市长“赠送”了一串高雅的赞美之词。塞拉对萨马兰奇更增加了好感。
“市长先生，”萨马兰奇手里端着一杯饮料，目光在塞拉脸上仿佛要搜索到什么，“大概是我的另一个身份——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要我提醒您，您是否考虑过在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
“奥运会！？”塞拉确感意外。
“对，”萨马兰奇又微微向前探了探身，“奥运会！奥运会的举办将会为国家，为您的城市带来进步、荣誉和经济效益。难道您不想在您的任期内为我们的市民做点事吗？奥运会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我会考虑您的意见的。”塞拉以外交辞令回答外交官。
萨马兰奇并没有停止的意思，“如果可能的话，可以争办1992年第25届奥运会。确定主办城市的决定要在1986年做出，不过准备工作得提前四五年。噢，市长先生，非常感谢您的盛情款待，请允许我再次表示对您的衷心祝贺。”萨马兰奇拥抱了一下塞拉，准备转身离去。忽然他又停止了身体的转动，说道：
“请原谅，市长先生，我忘了告诉您：明年我就将是国际奥委会主席了。”
对于萨马兰奇的几句话，塞拉起初并没有在意，可那几句话又总让他萦绕于心。
半年之后，塞拉在同几位副市长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自己想争办奥运会的想法。
“什么，奥运会？”负责城市建设的8师长米格尔·阿瓦德以为自己该去五官科检查一下耳朵了。
其他几位副市长也认为在巴塞罗那召开奥运会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塞拉心中颇为不快。第二天，他带了两个助手来到了蒙锥克山体育场。站在体育场中央，看着斑驳陆离的35000个座椅，望着那曾经几次漏雨的主席台，塞拉有些举棋不定。申办奥运会，困难确实很大。万一申办不成，或者申办成功，主办不利，劳民伤财可是要被世人指责的。不过，犹豫不决总不会办成什么大事，很多事都是被逼出来的。况且，城市建设如果没有大型活动的带动，很难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来到主席台上，塞拉举目看到的是一个清冷的体育场，仿佛一个巨大的空白点，在等待他来填补。巴塞罗那曾三次申办奥运会，但都没有成功，也许这个伟大的使命应该由我来完成。即使我不能以市长的身份参加奥运会，能够争得主办权也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想到这儿，塞拉暗下决心，巴塞罗那一定要争办奥运会！
巴塞罗那首次提出申办的是1924年第8届奥运会。同时提出申请的还有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城市。虽然当时巴塞罗那取胜的把握并不是最大的，但1920年国际奥委会宣布第8届奥运会将由巴黎主办时，人们还是颇感意外。论条件，阿姆斯特丹首当其冲，而且巴黎已于1900年举办过奥运会了，会不会是委员们顾及到顾拜旦本人是巴黎人这一点呢？然而事实更是出人意料，原来顾拜旦本人向每位国际奥委会成员发出一封信，明确要求他们投巴黎的票。
这封信的原文登录在顾拜旦《奥林匹克回忆录》第8章里：
“第8届奥运会时逢奥林匹克运动恢复30周年纪念日，因此选择此次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便具有了一种特殊意义。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申办城市的名单，会发现阿姆斯特丹更为合适。然而，在奥林匹克运动恢复者（指顾拜旦自己）即将卸任之际，且鉴于其个人未竟之业绩，任何人都将不会对他有权力为其故乡巴黎请求其它城市辞让而言置微词。由于他在巴黎悉心筹办，1894年6月23日，奥林匹克运动庄严宣告恢复。我希望，也可以说真诚地提请你们，我亲爱的诸位同仁，在下次会议上惠助我，放弃你们的偏爱和民族利益，将第9届奥运会交由阿姆斯特丹筹办，宣布巴黎为第8届奥运会主办城市。”
顾拜旦本人称此举为一次“漂亮的政变”，是“道德上难以拒绝的请求”。但在外界看来却是“奥委会主席突然与断然干预的结果”。
第二次申办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就吸取了以前的教训，即在搞好体育设施建设的同时，不要忘记做国际奥委会的工作。
当时的西班牙奥委会主席埃罗拉·奥拉索为此作了精心准备，并争取到国际奥委会第一次在西班牙召开会议。会议于1931年4月24日至27日在巴塞罗那举行。显然这极有利于巴塞罗那。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时正是西班牙国内政局激烈动荡时期。就在会议召开前夕，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为避免内战，宣布退位。4月初共和国宣布成立。权力的更迭使本来动荡的政局更加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象，国际奥委会对西班牙疑虑犹存，而且国际奥委会67名成员中，只有19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他人的选票是通过邮局寄来的。结果主办权旁落柏林。
历史可以证明。国际奥委会这一决定挽救了一次奥运会，但它却成了希特勒用以粉饰太平，为法西斯主义涂脂抹粉的工具。
希特勒命令他的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要不惜一切代价主办奥运会。希特勒的阴谋曾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