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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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意义的。圆形结构象征着子宫，它既表示生老病死的人生观，又是家庭维系的纽带。克拉尔的大家庭由集体精神来支配。一天的伙食由妻子们集体准备，然后端到作为饭厅的第一夫人的小屋里。屋内男人们坐在左侧，女人们坐在右侧。饭菜循环传递，直到吃完。这不仅是全家人聚餐的时候，也是家人闲谈的社会场所。而且此时大人们有意识地向小孩子传授各种礼仪常规。
在荣欣塔巴的克拉尔，曼德拉和贾斯提斯一边继续读书，一边学习传统的科萨人战斗技巧，为参加成年割礼作准备。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割礼不同，科萨人进行的是成年割礼，即要等孩子到了18岁左右才进行这一痛苦的手术。在此之前，他们被看作是未成年的孩子，可以尽情嬉闹。而割礼这一天是他们生命的里程碑。曼德拉从小就对成年割礼有一种敬重的感觉，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他知道，从这一天起，他将成为成年人，开始享受成年人的尊严和权利，同时承担成年人的责任和义务，他可以参加部落会议和选举酋长。也是从这一天起，年轻人可以娶妻结婚。割礼分成三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活动阶段，第二阶段是仪式本身，第三是康复阶段。
自由活动阶段可以说是将要接受割礼的人对自己的孩童时代的告别仪式。他们身披兽皮作为伪装，带上长矛和盾牌，离开酋长的克拉尔，自己出去寻食打猎，享受“完全的自由”。他们将自己的脸上和身上涂满红赭石粉和白粉，带上装有发过酵的牛奶和牛皮袋以及各种避邪物和草药，踏上了去深山的旅途。他们风餐露宿，披荆斩棘，一路上自制各种防身的武器，吸吮灌木丛中蜂窝里的蜜。有时他们能打到野兽，就饱餐一顿；如果没有运气，则只好靠草根或树皮充饥。有时皮扎破了，就用石墨花来使伤口愈合。一旦碰上大河，他们就扎木筏渡水。他们之间在出发前规定了以口哨或某种声音为暗号，这样一旦失散在茂密灌木丛或树林中，就可以互相联系。等时间一到，他们便回到酋长的克拉尔接受割礼。
科萨人的割礼是很隆重的。举行割礼时，要摆设盛大的宴席。因为这种宴席需要不少的牲畜和粮食，因而往往在一年的收获季节才举行割礼仪式。仪式在清晨举行，这以前是持续一夜的宴会和舞会：整个地区的年轻人从各个村庄赶来，参加这个传统的典礼，向孩提时代告别。因为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将成为成年人了。许多年轻的小伙子都在这样一个传统典礼上作最后一次角斗，这是他们艰苦训练的一部分，也是挑选合适继承人的最佳方法。其次是晚宴，一壶壶科萨人自制的啤酒，一块块烧烤的熟肉，一碗碗香喷喷的玉米粥。人们尽情地享用这丰盛的宴席，以表达对行割礼青年的衷心祝福。随后是黑夜的狂欢。人们聚在一座宽大的克拉尔的中央，姑娘们靠着墙，男人们和青少年跳着雄壮活泼的舞蹈，速度飞快，节奏明晰，旋转快得令人目眩。舞蹈在系在舞蹈者脚上的许多小铃的伴奏下，和着全体参加者的合唱进行。
大家都重复着一种柔和而单调的歌声。随着歌声的节拍，舞蹈者的手相互搭在肩上，从而连结成一个坚实的圆圈。即将行割礼的青年们赤裸着身子，手拿一根系有白色带子的长棍，不时地一起冲出圈子。这种动人心魄的战斗舞蹈持续一段时间后，舞蹈者又加入到围在火堆边的人群，开始听老人们的叙述：披荆斩棘的创业和祖先战胜敌人的欢乐。到午夜时，村子里又重新活跃起来，啤酒、烤肉、玉米粥和更多的舞蹈和歌声。直至黎明将至，人们已经精疲力竭，这才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自己的村庄。
清晨，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照耀着宁静的山村，给坐落在山间小溪旁的圆茅屋披上一层金色的阳光。将要行割礼的科萨小伙子重新裹上白布，他们经过一夜的折腾，早已精疲力尽。但他们尽力克服一夜的疲劳，强打起精神，随着几个村里的长者向离村不远的一间茅屋走去。他们身后，祭司拿着一把锋利的长刀，在酋长的陪同下，缓慢持重地走着。随后，他们到达了那间茅屋，祭司口里念念有词，弯腰轮流给青年们行割礼。长刀的刀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滴滴鲜血洒在沙地上。接着，祭司开始把泥沙和鲜血在手掌上混合，然后涂在小伙子脸上。祭司熟练地完成最后几个动作，即将青年人安放在事先准备的床上。
这时候的青年人脸上涂满了自己身上的鲜血。经过一夜的兴奋之后，他们可以休息了，正式进入康复阶段。然而，他们在伤口愈合之前是不许离开这间茅屋的。这是因为他们身上“不干净”，不能在众人面前露面。只有一位特选的看护可以送食物到他们这个自愿囚禁的地方。在夜晚，他们可以在夜幕的掩护下出来走走，但必须把脸涂白，以免过路人认出他们。
当曼德拉16岁时，荣欣塔巴决定让他一起参与专为贸斯提斯准备的成年割礼仪式。这样，他与其他25名小伙子一起经历了这一渴望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洗礼。为了显示勇敢精神，在独居期间，他们用啤酒渣诱来了一只肥猪。将它宰了以后，燃起篝火饱餐了一顿。曼德拉在他的自传中风趣地说，“在此以前或以后，没有一块猪肉吃起来有这么香。”曼德拉和25名伙伴在山间茅屋度过了几天，直至伤口痊愈。“我成年了！”他和贾斯提斯一起由衷地笑了。按照一般习俗，行过割礼的青年要回到自己家族的克拉尔，然后各方家长在经过一番长时间的洽谈之后，将为自己的儿子们操办婚事。但是，曼德拉的想法与众不同。他立志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而暂不考虑自己的婚姻，他的请求被部落长老们批准了。
行了割礼后不久，曼德拉被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接受了。这是滕布人地区的黑人最高学府，它既是一所中学，又是一所教师培训学校。荣欣塔巴本人就是在这所学校毕业的。临行前，荣欣塔巴专为曼德拉举行了一个宴会，祝贺他完成了五年级学习并为克拉克伯里学校录取。酋长专为他宰了一只羊，宴会上唱歌跳舞，热闹非凡。“这是我第一次享受为自己的荣誉举行的庆祝活动，我觉得很开心。”曼德拉后来回忆。荣欣塔巴酋长还特意为曼德拉买了一双靴子——一个成年人的标志。尽管新靴子已经很亮，但那天晚上，曼德拉情不自禁地擦了又擦。到了克拉克伯里学校后，曼德拉开始了新的独立生活。这所学校的严格日程和清规戒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荣欣塔巴为了培养曼德拉，有意识地让他在假日列席旁听大酋长开庭审判的各种案件。当时，酋长的任命需要经过当地白人行政官员的同意。如果他认为某个酋长不称职，则随时可以解除其职务，再任命一个由科萨人自己提名的新酋长。除了这种情况以外，酋长职务一般都是世袭的。因而，酋长的社会地位变化并不大，仍然十分受人尊敬。每年一次，特兰斯凯地区的科萨酋长都要在乌姆塔塔开会，大会一般要开两个星期。会议所决定的措施和法律对整个特兰斯凯地区都有效力。每当滕布人酋长开会，曼德拉总是聚精会神地观察。当他看到小酋长毫不留情地批评大酋长或民众对部落事务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时，他感到新奇和兴奋。通过这种难得的经历，曼德拉看到了自己民族传统政治机制的运作，并领略了一种与教会学校的生硬气氛全然不同的民主气氛。
在克拉克伯里学校，曼德拉仅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三年的初中课程。随后，曼德拉来到希尔特敦学院学习。这是一所美以美会教徒办的学校，校长是英国著名的威灵顿公爵的后裔亚瑟·威灵顿博士。曼德拉回忆，每次在集会时，威灵顿博士总要用他那浑厚的声音声明：“我是贵族、政治家和将军威灵顿公爵的后裔，他在滑铁卢击败了法国人拿破仑，从而拯救了欧洲的文明——同时，也为了你们土著。”这种灌输是极有感染力的。瞧，文明的英国人来到这块土地，教授这一切知识。“我们被教育，同时亦相信最好的思想是英国人的思想，最好的政府是英国政府，最好的人是英国人。”
在希尔特敦学院最后一年里，一件事使曼德拉终生难忘。著名的科萨诗人克鲁恩·姆卡伊访问了他们学校。那天，学校宣布为假日，所有的师生集中在饭堂，准备听姆卡伊讲演。姆卡伊身着科萨人的传统服装与威灵顿博士一起走进来，以他特有的口头传说者身份，用通俗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能容许这些对我们文化漠不关心的外国人接管我们的国家。我预言，非洲社会的各种力量将取得一场反对侵略者的伟大胜利。”这个在威灵顿博士面前毫无顾忌的发言使曼德拉震惊了。“很难解释此场景对我们的影响。似乎整个宇宙被翻转过来了；”白人的神圣偶像第一次被摧毁了。曼德拉第一次感到作为一名科萨人的光荣。
曼德拉的刻苦学习使他顺利地通过了进入大学所需的人学考试。荣欣塔巴高兴极了，“好孩子，走吧！到裁缝那儿去，我要为你做一套西服。”这位19岁的青年人穿上了新衣服。第Th年年初，曼德拉来到了黑尔堡大学。这所大学位于开普省东部的阿莉斯村，创建于1916年，是当时南非为数不多的招收全日制黑人学生的几所学校之一。当时的东开普地区可以说是黑人政治的发源地，黑尔堡大学、拉乌代尔学院和希尔唐学院培养了来自今肯尼亚、坦桑尼亚、马拉维和赞比亚等地区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如贾巴伍博士、苏玛博士、姆津巴、马基瓦纳等均出于这些学校。在以后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中，三位最重要的黑人领袖亦均来自东开普，除曼德拉外，还有泛非主义者大会创始人索布克韦和黑人觉悟运动领袖比科。
30年代后半期，是南非种族主义统治逐步强化、种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期，土地问题由于1936年通过的“土著信托土地法”而日益恶化。从荷兰人登上南非这块土地始，白人殖民者为侵夺黑人土地作了种种尝试。19世纪后期的“黄金热”带来的南非工业的发展及其对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要求与日益增多的非洲人自己占有土地的。象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非洲人主要通过两种办法占有土地。一是直接从欧洲人手里买地，二是所谓的“擅自占地”。为了阻止事态的发展，1913年南非政府议会通过了一项“土著土地法”。这一法律使白人剥夺黑人士地所有权合法化，同时亦使保留地制度化。
这一法律规定，政府划出9562380公顷土地为保留地，归非洲人使用；此外，非洲农民还取得858346公顷土地的耕种权，作为保留地以外的私有财产。这些共占全国土地面积的8。6％。法律还规定禁止非洲人用购买、租佃等办法取得保留地以外的土地，禁止他们在欧洲人的地产上进行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非洲人只许当劳役仅农，不许当对分制佃农。为了迫使非洲人出卖劳动力，南非政府还对非洲人强征茅屋税或人头税。这样，班图族农民被强行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轨道。
当时，保留地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英里82人，而整个南非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21人。政府委派调查土地问题的博蒙特委员会1916年公布的调查报告也不得不指出，非洲人迫切需要土地，并建议在原有的保留地之外再增加1500万英亩。由于非洲人的不断斗争，南非当局于1936年又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整，颁布了“土著信托土地法”。根据这一法律，政府要在5年内收买价值一千万英镑的土地，作为“土著所有地”，以巩固保留地制度。同时新法第4章还规定，那些“擅自占地者”是非法的，这对那些已在这些地区定居的非洲人来说是一种灾难性的判决。就连以前认为对“擅自占地者”不够严厉的赫尔佐格也承认此条款过于苛刻，因为那些“擅自占地者”将无处栖身。
同一年，开普敦的全白人议会以169票对11票通过将黑人选举人从共同名册上除名。这意味着对居住在开普省的非洲人（这是整个南非仅有的具备公民权的黑人）公民权的剥夺。他们被列入另一个名册，只能对白人议会代表进行选举投票。而且，在开普省还开始实行通行证法。这一法案一直在德兰士瓦、纳塔尔和奥兰治实行。这些引起了非洲黑人的强烈愤慨，并使白人政权进一步加强其恐怖统治。据南非联邦的犯罪统计，1937年，对非洲人提出刑事诉讼的有60多万起，其中55万起都判了罪。1937年9月，为了回击当局对韦雷尼京特定居住区的肆意搜查，当地居民愤起驱赶警察，警察与赤手空拳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