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十六帝-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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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虽然没有太祖开创基业之伟业,没有成祖开拓经营之功绩,却是个守成令主。宣宗承继祖业,奋其余烈,发奋图强,励精图治,让大明帝国在自己手中平稳向前发展,将明朝推向了天下大治的兴旺局面。
在宣宗统治的10年间,他平定了汉王的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任用了一批贤臣能士,政治清明;撤兵安南,去掉困扰多时的沉重包袱;推行重农爱民的仁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
平汉抚赵。在宣宗的身边,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一直没有放弃争夺皇位的念头,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朱高煦在被成祖朱棣安排到乐安之后,并没有改过自新,而是等待时机,准备随时发难。当仁宗突然病逝之时,朱瞻基正在南京,得知消息后日夜兼程直趋北京。据说朱高煦在南京至北京的必经之路上埋伏人马,准备将朱瞻基半路劫杀。事出仓促,阴谋没有成功,朱瞻基神速赶到北京,登基为帝。
朱瞻基即位后,深知两位皇叔久蓄异志,加强了对两位皇叔的防范,但没有采取强硬的行动宣宗射猎图,反而重加赏赐,以礼相待。朱高煦认为少主新立,软弱可欺,更加积极谋夺皇位。他向宣宗索要骆驼、马匹,宣宗都给予满足。在宣德元年(1426)正月,他派人向宣宗进献元宵灯笼,借以刺探朝廷虚实。八月,朱高煦以为时机成熟,仿照朱棣起兵举事,派人到京师秘密联络英国公张辅作内应,事发,阴谋为朝廷所知。起初,宣宗没有派兵征讨,而是修书一封派人送给朱高煦,规劝他罢兵。朱高煦不听,派人进疏宣宗,指责他违背祖训,又指责夏原吉等人为奸臣。宣宗看罢,才相信朱高煦果然反叛。这又是一场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战争,只是这次与朱棣的靖难之役在过程和结果上有很大的不同。
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朝廷意见不一。有些大臣主张命将出讨,而以杨荣、夏原吉为首的大臣则力主以建文帝为前车之鉴,要宣宗亲征。初登大宝的宣宗显示出了与太祖、成祖相似的英武气概,采纳了杨荣、夏原吉的建议,亲征朱高煦。皇帝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而朱高煦显然没有料到年轻的皇帝竟然会亲征,信心大失,失去了举兵之初的勇气。宣宗对战局有着清晰的把握。在行军途中,君臣商讨朱高煦会有何种行动。有人说朱高煦会攻取乐安附近的济南城,作为自己的老巢;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宣宗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正如宣宗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束手待毙。宣宗令平叛大军将乐安四面包围,但没有发动攻势,而是将劝降信射入城中,继续劝谕朱高煦出降。此时的朱高煦已经彻底绝望,私下派人来请降。叛军中的王斌等人宁愿战死,坚决阻止朱高煦投降。朱高煦吓破了胆,从间道跑出来投降了宣宗。大臣请求将其立地正法,宣宗顾及亲情,没有同意,而是将朱高煦押送回京,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班师回朝,宣宗特意将乐安改为武定州。这时他一定会想起当年祖父朱棣为了开拓自己的眼界,熟悉军事,带着自己深入漠北,出征蒙古。如果祖父有知,一定会为自己兵不血刃地平叛而欣慰,况且自己还保全了叔父朱高煦的性命。
回师路经献县时,大学士陈山劝说宣宗移师彰德(赵王封地,今河南安阳),袭执赵王朱高燧。杨荣、夏原吉、蹇义也表示赞同,只有杨士奇、杨溥反对。朱高燧早存夺位之心,这是人所共知的,虽然这次他没有举兵,但始终是朝廷的祸患。宣宗颇有移军彰德的想法,只是杨士奇等人苦苦劝谏,最终班师回到京师。回到北京后,宣宗想了很久,觉得还是没有袭执赵王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朝臣交章上奏,请求将赵王的护卫削去,将他拘留北京。宣宗没有同意,念及毕竟就这一个叔父了,应该想个保全的办法,于是他将群臣的奏疏派人送给赵宣宗绘《万年松图》(钤有“皇帝尊亲之宝”印)王观看。赵王看到奏疏,非常惊恐,上表谢恩,自请削去护卫。正因为此,赵王得以寿终。赵王这次没有举兵,并不是因为他突然改过自新。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赵王对汉王的叛乱行为很是赞成,并且积极招呼汉王派来的联络使者。赵王府左长史胡永兴力劝赵王不可造次,赵王根本不理睬。胡永兴情急之下,派人在路上截杀汉王使者,烧掉来往信件,将赵王参与叛乱的痕迹销毁了。这样,赵王才能够逃得一劫。假如赵王当时有所异动为朝廷所察的话,能否保存就是一个疑问了。不过,以宣宗对赵王的了解,他肯定知道赵王并不是那么安分。在他自己都想移军彰德的情况下,能够听从相反的意见,保全赵王,这是很难得的政治家气度。
汉王朱高煦本来也可以保留性命的。宣宗在西安门内辟出囚室,械系朱高煦于此。三年后,宣宗带着内侍前去探望。不想朱高煦对自己的处境耿耿于怀,用脚将宣宗勾倒。宣宗惊魂未定,恼怒异常,命人将朱高煦罩在一个300斤重的铜缸下,四周围以柴炭,放火将其活活烧死。铜缸都被烧化了,朱高煦的尸骨当然无存。汉王、赵王的威胁被解除,保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明朝平稳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宣德刻本《历代臣鉴》
任用贤臣。汉王朱高煦的叛乱能够很快被平定,赵王朱高燧的危机得以圆满解决,除了宣宗本身的因素外,还与他所重用的贤臣有很大的关系。在宣宗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们为“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杨士奇,江西泰和人,永乐年间入值杨士奇像内阁,为东宫官,多次维护太子朱高炽的皇储地位。仁宗时升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历兵部尚书。仁、宣及英宗朝长期处于内阁首辅地位。杨荣,福建建安(今建瓯)人,当年成祖入南京准备登基,杨荣迎谒马首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朱棣恍然大悟,急忙调转马头去拜谒孝陵。正因为此事,杨荣给成祖留下的印象极好,多次随其北征,规划边务,参决军事,升文渊阁大学士。杨溥,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永乐时为太子洗马,因太子遣使迎接成祖迟缓,为汉王所谗,曾被关入天牢10年。“三杨”都是活跃于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元老,在朝臣中德高望重、声誉卓越,正是股肱之臣。夏原吉,是明朝著名的理财能手,永乐时期为户部尚书,长期主持政府的财政,成祖五次北征、郑和下西洋、出兵安南、修建北京等重大事件的后勤保障都是由他规划筹措。蹇义是朱高炽当年东宫的属官,擅长谋划,为人谨慎,办事周详。
杨荣像宣宗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
几位重臣识大体,顾大局,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相互包容,不计较个人恩怨。据记载,杨荣办事果断,敢作敢为,对军务很熟悉,只是不能洁身自好,多次接受边将馈赠的良马。宣宗听说了,向杨士奇询问。杨士奇力赞杨荣通晓军务,是他和众位朝臣所比不上的,不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小毛病就放弃不用。宣宗笑着告诉他,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说他和夏原吉的坏话。杨士奇听后,没有丝毫的怒意,反而对宣宗请求能够像包容他一样包容杨荣。后来杨荣知道了这件事,感觉十分惭愧,对不住杨士奇,便尽释前嫌,相交甚欢。
宣宗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宣宗绘《萱花双犬图》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五位重臣在宣德朝的重大事件中,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赞画”作用,如上面提到的平定朱高煦叛乱和解除朱高燧的威胁,以及撤兵交阯(安南)的重要决定。
撤兵安南。安南到了宣德朝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成祖曾经兴兵80万征讨交阯,将其并为明朝的一个省,设置官吏,加以统治。然而交阯并未臣服于明廷的统治,起兵反对明朝的战争时有发生。成祖曾多次派兵镇压简定、陈季守、黎利等人的反抗。成祖死后,交阯的情势更加不稳定。明朝连年派兵交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难以承受之重。仁宗时期,改变了成祖一味剿灭镇压的政策,以招抚为主。宣宗则主张剿抚并用的政策,派王通为征夷将军,征讨黎利,然而他内心里更想息兵交阯。宣德元年(1426)四月,宣宗就曾与蹇义、夏原吉、杨士奇和杨荣四人商议,他“反复思之,只欲如洪武中、永乐初,使(交阯)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这种想法是要改变直接统治交阯的做法,恢复交阯为附属国的地位。杨士奇和杨荣持赞同和支持的态度,而蹇义和夏原吉却反对,担心“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因此宣宗的这个想法并没有立即实行。其实宣宗是在等待一场军事上的胜利,然后才好招抚、谈判,体面地从交阯撤兵。
宣德二年(1427),陈通率军击败了黎利,斩首万余人,但他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让黎利率残军逃跑。九月,黎利上书明廷,声称找到陈氏后人(当年成祖起兵的名义就是为原国王陈氏报仇复国),请求明朝罢兵,册立陈氏后人为君。宣宗有意答应,但是英国公张辅等人认为明廷如果没有合适的借口就答应,只是向天下人显示朝廷的软弱。宣宗召见杨士奇和杨荣,寻求对策。他们二人赞同宣宗的想法,认为这是体恤民情,没有示弱。宣宗在杨士奇等人的支持下,欣然同意,派特使恢复陈氏政权,命陈通撤兵。然而黎利推说陈氏后嗣已死,请求明廷册立自己。宣宗没有理会,派人继续寻找陈氏后人。宣德三年(1428),黎利再次进献贡物,请求册封,宣宗仍不理会。宣德六年(1431),黎利再次请封。宣宗考虑到陈氏后宣德云纹铜熏炉人已经无从找起,黎利署理国事已成事实,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册封黎利为国王。这样,安南再次独立,脱离了明朝的直接统治,但仍然是明朝的附属国。从此到明朝末年,明朝和安南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放弃安南,免除了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为明朝节省了大量的开支,除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仁政爱民。在对内的治国之道上,宣宗能够实行安民、爱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宣宗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五年(1430)三月,宣宗路经农田时,看见路旁有耕作的农民,于是他下马询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他兴致盎然,取来农民耕田的农具,亲自犁地。没推几下,他停下来,回头对身旁的大臣说,我只是推了三下就有不胜劳累的感觉,何况农民终年劳作。说完就命人赏赐农民钱钞。他对农民的生活和处境是了解的,因此能够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同年六月,京畿地区发生了蝗灾,宣宗派遣官员前去指挥消灭蝗虫。他仍不放心,特意谕旨户部,告诫他们往年负责捕蝗的官员害民的危害一点也不比蝗灾小,因此要严禁杜绝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还做有一首《捕蝗诗》颁给臣子。
宣宗赐宦官银皿宣宗清楚,昏君滥用民力乃至亡国,隋炀帝就是个例子。宣宗以此为鉴,非常注意爱惜民力。在他统治的10年间,多次下旨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七月,罢湖广采木。宣德五年(1430)二月,罢工部采木。宣德三年(1428)十一月,锦衣指挥钟法保请采珠东莞,宣宗不但没有同意,还认为他是想用这种扰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