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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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又出现无聊争嘴，引导他们在自己总的意图下，施展各自才识。他没有谈论“变法”缺失的具体内容，因为“均输法”是章惇负责实施的，“青苗法”是吕惠卿负责推行的，这样可以避免因责任问题引起的不悦。他特意隐去了昨夜与司马光会见一事。
出乎意料的是，在他讲出自己思之再三的方案之后，吕惠卿、曾布、章惇“团结一致”地向他提出了诘问，压根儿就不赞同他的主张。
首先发言的是章惇。这个胆大心细、言词尖刻的新任编修三司条例官，尖锐地问道：“‘匡正缺失’之说，是否意味着‘变法’已经失败？”
“如此突然的转变，会不会涣散‘均输法’、‘青苗法’的推行？”
“‘匡正缺失’是皇上的旨意？还是出于别的方面的压力？”
“皇上如果追究‘缺失’之责，何人承担？”
章惇最后欲言又止，欲止又言，透露消息：驸马都尉王诜前日回京，昨夜拜访了苏轼，沉默了多日的苏子瞻，大约也要仰天长啸了！
王安石一时懵了。他昨夜的谋划，只是策略上的抉择，对可能引起的其他方面的反响，根本没有多思。章惇突然提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使他完全陷于毫无准备的慌乱之中。特别是驸马都尉王诜拜访苏子瞻的消息，更使他惊惊不迭。联想到数月前皇上在琼林苑对司马光和苏轼的召见，以及司马光书写的弹劾奏表，他奇异地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预感：难道司马君实和苏子瞻准备联手发难？他开始怀疑自己昨夜的决策是否正确。
曾布接着章惇的话开口。这个生性谨慎、思维精细、缺乏主见的新任翰林学士，把章惇提出的问题深化到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既然要‘匡正缺失’，那就是说，我们的‘变法’错了，吕诲、吕公著、范纯仁、刘琦、钱（岂页）他们对了，曾公亮、富弼、欧阳修他们也蒙受了冤屈，连副宰相唐介也成了屈死鬼，下一步该为这些人昭雪冤情了。吕诲、吕公著、范纯仁他们官复原职，我们这些人下台滚蛋，那是容易的。可曾公亮、富弼、欧阳修他们的活帐和唐介的死帐，该向谁讨还？就是执政介甫公怕也担当不起吧？”
王安石思绪全然乱了：那样的情景，不也是一种翻天覆地吗？“地”易覆，“天”难翻啊！要更换天下的臣于官吏，只要皇上一句随便的话、一个随便的理由就可以办到。但此事涉及皇上本人，天下还不大乱！王安石原本只是一个追求声律学识的文人，是以雄心斗胆、高谈阔论而跃上朝廷高位的，过去在书本上看到过历代政争的残酷，也曾著书立论地加以评说，但自己手执权柄，身历其中，于此道却一窍不通或通之不畅。他望着眼前的章惇、曾布，始则目瞪口呆，继而六神无主了。
吕惠卿以点头为意，略表赞同章惇、曾布所言之后，一直沉默着。尽管王安石几次以目光催促他细说明说，他都装着视而不见，似乎在有意延长沉默的时间，让王安石细细品味这“匡正缺失”将会产生的苦果。他与王安石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作风。
王安石是个文人，品性中有着诗人的气质，易于冲动，有时又表现得十分脆弱，对人间是非曲直的衡量，往往带有浪漫色彩。美、善的事能够使他流泪高歌，丑、恶的事能够使他流泪咬牙。他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好恶鲜明的人，所以也是个什么都刻在脑门上的人。
吕惠卿从官场的底层一步步走向权力高层，冷酷、果敢、务实是他的心性。思虑缜密、深藏不露、极会把握时机是他的风格。他的心中也有善、恶，美、丑之分，但决不会为善、恶、美、丑所左右。在他冷静的头脑里，根本不存在“匡正缺失”这个概念。他鄙视“匡正缺失”这个字眼，他认为“匡正缺失”无异自我绞杀。历代有作为的帝王，不都是自始至终的“英明天纵”，有谁公开干过这“匡正缺失”的勾当呢！他比王安石看得明白，现时的任何一点退却，都可能导致“变法”的夭折。他比王安石看得清楚，在朝廷重臣、谏官御史被贬被逐的今天，能够影响皇帝的力量，只有司马光和苏轼二人。苏轼已接替了欧阳修的文坛领袖，在文人汇集的京都，可以掀起舆论大波，造成一股反对“变法”的强劲风浪。加之他在诗词传统上的大胆突破和先前在策论政见上的激进主张，曾在朝臣面前呈现出的“变法”派色彩，不比王安石淡多少。司马光呢？是三朝声誉卓著的良臣，又是皇上的老师和顾问，是朝臣忠贞稳健的化身，在皇上心目中，是任何纷乱中稳定大局的中柱人物，是时刻取代王安石的最佳人选。这两股力量合流，皇上随时都可能来一次另样的“改弦更张”。这两个人物不离开京都，“变法”的险情则时时存在。
吕惠卿冷眼打量着陷于困惑和慌乱的王安石，不动声色地已开始策划搬动最后的两块绊脚石了。
在书房陷入沉闷时，王雱走进来，向父亲禀报，京东转运使王广渊来访，说有急事请见。
王安石听到王广渊这个名字，似觉陌生，思量片刻，陡地眉头一展，想起此人了，立即吩咐王雱：“快请进来，我正好有话问他！”
王广渊，时年四十三岁，原是三司户部判官，后在集贤院任职，皇帝赵顼即位后，出知齐州。王安石“变法”开始，王广渊投书王安石府邸，极表拥护欢跃之心，被王安石提升为京东路转运史，管理京东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农田水利等事务。此人性机敏，能言善解，与吕惠卿混得也熟。在王安石“变法”以来的九个月中，他曾两次偶然地出现于王安石面前，左右了“变法”的进程：三个月前，在《青苗法》条款的制定中，苏辙与吕惠卿因意见相左而发生争执，上诉于王安石，王安石赞同苏辙的意见，决定暂缓《青苗法》出台，以俟准备工作更臻完善。就在这个当口，王广渊出现了，亲自向王安石陈述了京东路黎庶渴望“青苗法”早日推行之状，并主动要求在京东路试行，使得王安石于一夜之间改变了态度，决定尽早推行“青苗法”，从而加速了苏辙的遭贬。
一个月前，在“青苗法”的推行中，许多州府的官员，如河北转运使刘库等，对青苗贷款持审慎态度，听任百姓自愿，不作宣传，使青苗贷款受阻。王安石得到奏报，心里十分焦灼。就在此时，王广渊又来到京都，亲自向王安石请求增拨青苗贷款五十万银两，以满足京东路黎庶踊跃贷款之需。苦汤之中，突然投下一枚甜果子。王安石立即将“青苗法”又推向河北路和淮南路，引得南北响应，捷报频传进京。从此王广渊这个名字就在王安石心中有了影子。
今天，当王安石再次陷入迷惘之时，这个小人物又出现了。
王广渊走进书房。
此君体魄墩实，风度英俊潇洒。面对执政王安石与吕惠卿、曾布、章惇等朝廷重臣，镇定自若，毫无畏怯慌乱之色。在与王安石口角生风的答对中，他谈论了京东路各县推行‘青苗法’的盛况。他说：密州、沂州地区的青苗贷款是二十天内完成的，黎庶初有疑虑，经州、县官员宣讲圣上之德和新法之便，黎庶始明其利益，踊跃请贷，曾出现黎庶给州府送匾颂德之事。登州、潍州、淄州地区，民贫钱缺，青苗贷款更符民需，故半个月内，请贷成风，多予者欢欣鼓舞，少予者其情秧秧，有的村落，黎庶自娱搭台唱戏，男歌女舞，情状喜人。王广渊最后说，“京东路青苗贷款六十万两，年底除收回本钱外，可获利二十五万两。全国如此，民富国强，三五年内定可实现。”
这一回，王安石未敢轻信。他不理会那个“三五年”有何根据，只希望王广渊能够保证刚才所言并非假语。他威严地询问：“听说你在京东路推行‘青苗法’时，驱吏传呼，挨户抑配，逆民自愿，强贷钱帛。可有此事？”
曾布、章惇神情紧张。
吕惠卿仍是不动声色。
王广渊闻声一抖，转眼之间，惊慌消失，陡然跪倒，立即予以慷慨激昂的回答：“禀报执政大人，下官力行新法，俱按朝政改令而行，靠皇上恩典而不驱吏卒，遂民之心愿而不搞抑配。诬陷之词，是给新法抹黑。下官愿与诬告者当面对质，以澄清白。若执政大人不信，请移驾京东路查实。下官先纳头颅留此，听候执政大人发落。”说完，卸下乌纱帽，置于王安石几案前。
王广渊是三司户部出去的，他熟知朝廷大臣的五脏六腑。他明白，执政大臣们就是用轿子抬；也是不愿到乡村看看的。曾公亮、富弼、唐介等宰执多年，他们谁的脚板沾过乡野泥土？
王安石被王广渊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和以命抵押的行为征服了。他心里十分高兴。喜“青苗法”的推行并不像司马光讲得那样糟乱，更喜“变法”中涌出这样一个敢做敢为的俊彦之士。他本想嘉勉几句，但觉得此时此地有些不适当，便依然板着面孔，依然声色俱厉地斥责说：“做为一个京东路转运使，受点委屈，就卸朝冠以赌，像什么样子？快整冠下去！”
这句话就是嘉勉。而且是一种亲昵的、带着爱惜和信任的嘉勉！王广渊心领神会急忙叩头立起，戴上乌纱帽阔步离去。
吕惠卿看准了时机，不待王安石的喜悦溢于言表，便开口说出他思谋已熟的方略：“在这世上，作任何一件事情，总有人喜欢，有人反对。如同老天爷下雨一样，农民喜欢土地得到滋润，行人就厌恶漫地泥泞。我们的‘变法’也是如此，希望人人都喝彩叫好，那是不可能的。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几个月来，宣皇上之德，讲新法之利，散青苗钱以富民，收青苗利以强国，不是也有人鼓舌如簧，以是为非吗？”
曾布、章惇点头赞同。
王安石突然想起昨夜司马光谈到“青苗法”抑配之弊时，就是以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为例的，心中不禁浮起一层惋惜之感：君实一生着意求实，此一事，却是偏听偏信了。王安石根本没有去想，这个王广渊为什么出现得总是如此“及时”！
吕惠卿接着说：“眼下朝廷表面看来比较安静，似乎没有公开反对‘变法’的声音，但决不是平静无波的。也许有人正在书房里写着弹劾奏表，也许有人正在客厅里筹划密谋，也许有人正在暗地里进行串连。百官中暗地里流传的所谓‘均输法’的‘官商勾结’、‘青苗法’的‘抑配贷款’，就是一种征兆。他们正在窥伺时机，妄图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王安石边听边想：人心动荡是真，但决非如此可怕。吉甫论事深刻透彻，但有时危言耸听之偏。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谓“奸巧”之由。
“这些人是谁？我看可能是几个受人敬重的庞然大物。只有这几个人有能力与介市公抗衡，有资格与介甫公较量，有策论纲领与介甫公匹敌。因为，耗子成精也只能是个耗子精，而老虎成精就能称王称霸……”
章惇心内一惊：这不是在说司马光和苏子瞻吗？难道他们会谋取执政之位吗？他失悔自己刚才透露昨夜工洗和苏子瞻的会面，深海对不起朋友，心绪一下子乱了。
王安石在道理上赞成吕惠卿对朝廷现状的分析，但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个具体的推断。他心里不停地翻腾着一个疑问：君实、子瞻真的都要与自己公开为敌吗？
王安石抛开滔滔不绝的吕惠卿。他的思绪情不自禁地飞回到十六年前与司马光朝夕相处、同愉同欢的岁月……
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在群牧司院内西南角一间宽敞的官房宿舍里，住着两个年龄相仿、形影相随、性格各异、挂名而无实职的“禄养”判官。一个黑，一个白；一个矮，一个高；一个瘦，一个胖。一个是放荡形骸、衣着不整；一个是危冠正襟、循规蹈矩。一个是食无定点、睡无定时，经常是早晨不吃饭，全靠午餐补；一个是甘心为“仆”，乐于侍候，为友提水洗漱，还要叠被子。情谊排除了差异，他们相依相托，倒十分和谐。诗文唱和，同笑同哭，通宵达旦，日日欢愉。只是每谈及朝政，异多同少，互不相让，争吵不休，一个红脸粗嗓，一个气噎脸青。但酒杯一碰，怒散气消，换个法儿再争。或弈棋决胜负，或投壶定输赢，经常是介甫输了不认帐，君实输了挨讥消……
岁月催人，现时两人都成了朝廷重臣，都是五十多岁的老头了，可仍然在为朝政争吵着。惜乎，国家大事，“变法”大业，再不能以弃棋、投壶定输赢了……
此时，吕惠卿已把他的看法引向深入：“……我以为我们现时的对策，不应是防守，而应当是进攻。你真心诚意地‘匡正缺失’，他们会抓住你的‘缺失’兴师问罪，结果可能是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