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1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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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中枢班子的重大改组，是司马光在他的病情恶化后采取的紧急措施，年轻的德才忠恳者尚未考察遴选，只能起用忠恳可信的老臣了。三月下旬，他的双脚突然行走困难，筋力日显衰微，饮食日见减少，冷热无常，夜间盗汗。太皇太后闻知，极为忧虑，特派沈安士等四名御医专门负责疗治，但病情总是不见好转，而这种浩荡的恩宠，反而使他诚恐诚惶，“不见君，不可视事啊”。他每天清晨，由儿子司马康推着轻便轮车送至宣德门，然后由儿子架扶进政事堂处理政务。太皇太后闻知垂泪，特下诏令，准于司马光乘坐抬轿入宫，免去司马光朝觐之礼，准于司马光三天临朝一次。司马光拒绝了这种特殊的恩典，仍坚持天天由儿子推车架扶入朝。四月三日，他的双脚已完全不能着地，双腿已不听使唤，不得不告假居家治疗。双脚疾废之哀使他感到鹈囗之将鸣，便以改组中枢班子为他身后的“革故鼎新”作准备：“革故鼎新”大业终需后继有人，终不可中途而废啊！
司马光病情恶化的原因无它，“骸骨癯瘁”的躯体，确实已经受不起“亲躬庶务，不舍昼夜”的操劳。他担任宰相之职三个月来，在内政上基本完成了“革故”的构想，更换了二府、三省、六部的执权官员，更改了科举制度，罢废了“新法”，除掉了他认为朝政“四患”（青苗法、募役法、将兵法、戎未决）中的三患，而西夏侵扰之患，仍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去年三月，皇帝赵顼驾崩之后，西夏四次派使者携带贡物来京，“稍示屈服”，以求“和好如初”。司马光看得清楚，西夏之所企，一是要求归还朝廷数年用兵所取得的米脂、浮图、安疆、葭芦、吕堡、义和等六处军事要塞，二是开放边境私市，以贸易缓解西夏物资之匾乏。如此“和好”，是西夏之欺骗！然朝廷自“灵州丧师”、“永乐兵败”之后，已无“用兵西夏之力”了，而且，“革故鼎新”伊始，也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司马光思之良久，欲以“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之策以对应，企图以军事上的让步，物资上的封锁，维持边境上的安定。并于今年三月二十日议商于政事堂，知枢密院事范纯仁等人强烈反对，苏轼的直言谠谏更是震撼了他的心神：“王安石对西夏待进攻之策虽不成功，但仍可激发将士黎庶同仇敌汽之气，其失在于豪言荡天，举措空空；君实‘一者返其侵疆’之策断不可用，自堕将士黎庶之气，动摇军心，倘西夏得六处要塞而作为侵扰跳板、则西北边防溃散矣……”司马光原是不谙军旅之人，战和之策难定，终于在束手无策中病情加重了。
四月十八日入夜时分，司马光孤独地倚在书房里的软榻上，忍着病痛的折磨，怀着苍凉的思绪，蒙着昏暗的夜色，默默思索着朝政的现实和未来。如何消除西夏侵扰之患？如何使嗣皇贤明英达？如何使群臣廉洁奉公？如何使黎庶安居乐业？如何使百官衣食丰足而清廉尽职？如何使世风趋于朴实？如何德化天下以中兴社稷……沉重的压力，使他焦乱于心，哀伤于怀，明知自己病起无望，时日无几，却丢不开任重道远的缠绕，自罚自斫着。他稍感宽慰的是，这次中枢班子改组的顺利落实，文彦博已从洛阳来到京都，吕公著已开始总领中枢事务，鲜于亻先已接管了朝廷的财权，范纯仁已主持枢密院，程颐已开始了对年幼皇帝的辅养，总算为“革故鼎新”的未来确立了一个忠信不移的执权核心。他多么盼望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鲜于亻先今夜能来此叙谈，以商议未来的朝政大计。可他们近来都忙于权力的交接，无暇来此。司马光抬手点燃身边几案上的蜡烛，侧身几案，提笔濡墨，在笺纸上一笔一划地记载着此刻自己思索中所触及的种种有待于进一步议商的事宜。
司马光的右手也因病情的恶化运转不灵了，笔墨落纸，字迹已失去了昔日的严谨秀气，但他严谨之风不改，仍在艰难地规笔矩墨而运作。儿子司马康急步匆匆地走进书房，稳住脚步，迟疑片刻，把一份奏札呈放在父亲的面前，声音嚅嗫地说：“父亲，这份奏礼是江宁府今日午前送至朝廷的……”
司马光放下手中的笔，打开奏礼一看，是关于王安石病故、江宁的禀奏，他“啊”的一声，整个的人全然呆住了。司马康轻声宽慰父亲：“这份奏折晦叔伯（吕公著）已经看过，现已进宫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去了。”
司马光似不曾听闻，展开奏札细览，泪水滚落，滴嗒在奏札上。览毕，闭目吁叹：“逝者如斯，介甫如此冷清地离去，光有愧于心啊！介甫当知我心，介甫能知我心吗……”
司马康看见父亲哀痛自疚之情，神情亦为怆楚，他轻声提醒父亲：“介甫公之大哀，朝臣待之冷漠，有人竟有‘欢欣’之色……”
司马光睁开眼睛，目光森然，微微摇头，沉痛地闭目思索，泪水在消瘦的面颊流淌。苦涩的泪水，展现着司马光苦涩的心音，他咽泪说：“取酒来，取三只酒杯来。”
司马康急忙取来一瓶杜康酒和三只酒杯放在几案上。
司马光面对几案而端坐，恭敬地摆置酒杯成鼎，恭敬地拿起酒瓶斟满酒杯。默思良久，俯身几案，展纸走笔：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进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
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低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如何？更不烦答以笔札。囗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
书成，司马光密封好，付司马康切切叮咛：“汝速去吕相府邸，亲自呈交吕相晦叔，请其审览，谨转达我殷殷拜托之意。”
司马康接过书信转身离去，行至书房门口，苏轼神情沉重而至。司马康猜度苏轼亦为王安石病故之事而来，急忙躬身相迎，设座于父亲身旁几桌前，然后执札离去。
苏轼现任中书舍人之职，此时确实是为王安石病故之事而来。
今天入夜，苏轼在白家巷府邸客厅，与其门生黄庭坚（字山谷），晁补之（字无咎），张耒（字文潜）诗酒相欢，被人视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彭城才子陈师道（字无已）亦应邀参加，苏辙亦参与其乐。
黄庭坚，时年四十一岁，由司马光举荐为秘书省校书郎来京，已与范祖禹共同校定《资治通鉴》。
晁补之，时年三十三岁，由尚书右丞李清臣举荐为秘书省正字来京。
张耒，时年三十二岁，由范纯仁举荐为秘书省正字来京。
陈师道，时年三十三岁，由苏轼举荐为太学博士来京。
由于审官院事务现由吕公著和程颐负责，对调入朝廷官吏察审极严，他们的任职命令还没有下达，遂居于苏府等待。“苏门学士”的进入京都，不仅张扬了苏轼的声望，而且在京都文坛掀起了一股新风，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局面，显示了苏轼文坛领袖的地位。“苏门学士”多才多艺，几乎都会弹弄琴笛瑟箭之音，不必乐伎、歌伎、舞伎临场，也会自得其乐。今夜他们诗酒相欢的话题，是为苏门另一个学士秦观的命途多舛而鸣放不平。时年三十七岁的秦观少游，尽管诗词惊世，为苏轼、王安石所赞赏，但屡试不第，到处以布衣混食，去年（元丰八年）才混得了一个进士，现仍任定海县主簿，不经殿试制策一关，怕是调不进京都的。诗酒醉心，文人善感，黄庭坚执酒举笛，提议为苏门弟子的时来运转畅饮而歌，晁补之响应抚琴，陈师道应诺品箫，张文潜放喉而歌唱：长翁波涛万顷陂，
少翁巉秀千寻麓。
黄郎萧萧日下鹤，
陈子峭峭霜中竹。
秦文囗藻舒桃李，
昆论峥嵘走金玉。
六公文字满天下，
君欲高飞附鸿鹄。
丝竹清雅，歌声激扬，苏轼舒臂而舞，苏辙拊掌唱和，欢情正浓，女主人王闰之神情悲伤地出现在客厅，人们惊异，王闰之挽住苏轼的手臂轻声说：“大内宦侍传旨，要你速人大内。介甫已病故于江宁了。”
苏轼惊骇，跌坐于椅，沉痛而无语，人们也都沉默了。
苏辙对王安石虽怀有不满，但仇恨的是吕惠卿，此刻对王安石反倒有怜惜了。晁补之十三岁时在常州从师于王安国学诗，对王安石自有一层私谊之亲。黄庭坚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自有见解，曾有“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的感慨，而且一直推崇王安石的诗词。也许他们都是文人气质多于官员气派的疏狂人，厚于文采而薄于政见。诗酒相聚的欢乐，突然变成了对王安石哀思沉重的悼念。
苏轼忆及十七年前“变法”开始之时，与弟弟子由同游西太一宫见到王安石《题西太一宫壁二首》诗作的情景，沧桑人世之情涌上心头，遂含泪依王安石原韵吟诗以怀念介甫：秋早川原净丽，
雨余日风清酣。
从此归耕剑外，
何人送我池南。
但有樽中若下，
何须墓上征西。
闻道乌衣巷口，
而今烟草萋迷。
黄庭坚接着苏轼的低吟，也依王安石旧作之韵，高声吟出苍凉的悼诗：短世风惊雨过，成功梦迷酒酣。
草《玄》不妨准《易》，论诗终近《周南》。
啜羹不如放囗，乐羊终愧巴西。
欲问老翁归处？
帝乡无路云迷。
晁补之也许由王安石的病故想到恩师王安国的死亡，想到王府十多年来遭遇到的不幸，竟然咽泣出声……
苏轼此刻与司马光相对而坐，眼前的几案，酒杯和酒杯中清冽的杜康酒，使他犀通了司马光此时的所想所思，这是祭奠介甫英灵之酒，也是祭奠友谊不混之酒啊！他抬头向司马光一瞥，老司马泪蒙老眼，他的泪水也滚落下来。凄怆无语，他俩也许都在回想着十五年前在此屋此处王安石涛酒送别的情景，也许都在怀念王安石那“渐老偏谙世上情，已知吾事独难行”的哀叹和忧郁，也许都在想着王安石那“脱身负米将求志，戮力乘田岂为名”的劳累和感慨，也许都在想着王安石那“相逢始觉宽愁病，搔首还添白发生”的侮怨和无奈。苏轼终于在苦涩中开了口：“司马公近日病恙如何？”
司马光怆然出声：“‘凄怆江潭’，我已体知介甫愁居江宁十年的悲哀了……”
苏轼声咽：“君实知介甫之冷清归去吗？”
司马光吟庾信之《枯树赋》以诉心中之哀伤：“‘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戴瘿御瘤，藏穿抱穴，木魅（目间）（目炎），山精妖孽，况复风雷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哀……’我终有负于介甫啊！”
苏轼为司马光的哀伤所感吁叹。
司马光剖心而自语：“子瞻，我之哀，也许是不该走出‘独乐园’啊！天下之悲怨鼎沸，朝廷之混乱熙攘，社稷之倒悬累卵，太皇太后之焦虑惮思，势之所迫，光自知鹈囗之哀将鸣，但又不能不出，出则不能不有所作为。‘革故鼎新’之图，乃翻天覆地之举，我只能违心而舍弃友谊，真心为社稷谋啊！介甫之于世，已非你我交友之介甫，而是与‘熙宁变法’融为一体之分甫，私谊公怨，难以区分！再说，‘熙宁变法’之祸，不由介甫承担，又能去找谁人呢……”
苏轼点头，表示理解。
司马光的声音变得更为怆楚：“现时之‘革故’，乃革除介甫所制定的‘新法’，现时的‘鼎新’，乃树立无‘新法’痕迹影响的朝政，我只能以诛贬介甫之失误为‘革故鼎新’开路。只能以清算介甫之失误而重整朝纲，忍痛而为，出于无奈。介甫在世，纵有怨恨，我心尚可疚歉自忍；今介甫已逝，黄土青冢，我还要诛贬其过失而使亡灵不安吗？介甫生平，见识高远，志在富国强兵，锐取之气，朝廷无二，一生清白，毫无苟且糜费之风，我岂不知，但褒扬介甫生平之功业，将与‘革故鼎新’之举相悻，势必引起朝廷混乱，为章惇之辈的反扑提供机缘，自毁其所图啊！子瞻教我，何以解忧？……”
苏轼默然沉思着：权力之于人，枷锁耳！人一走上权力的高位，一坐上权力的魔椅，也就失去了人的自由，无论狂狷不羁的介甫，还是循规蹈矩的君实，莫能幸免。这就是权力的奥秘所在啊，它既可使执权者舒展雄心，又可使执权者良知煎熬。若其执权者良知混绝，随心所欲而毫无疚歉之累，那便是万恶不赦的暴君酷吏了。他不想再说什么，徒增添司马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