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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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政殿里鸦雀无声。司马光提高声调，说出了他这篇讲话中的最强音：“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高瞻远瞩，明断施恩，罢修城役夫，撤巡逻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饰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繁扰者，罢货物场及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凡此福民之举，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为我辈人臣示以范例。今后之计：我辈身为人臣当继承神宗皇帝‘励精求治’之初衷，革故鼎新，强国富民，中兴大业。新法之害民伤国者，去之！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以爱民为心，其民必富；以益国为本，其国必强！”
这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宣言书，他确定了罢废“熙宁新法”的基调。大多数群臣以“太皇太后万岁”、“皇帝万岁”的欢呼声，表达了对司马光的支持。
这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策略的巧妙运用，他举起继承神宗皇帝赵顼大志初衷的旗帜，不点名地抨击了王安石的“变法”，解脱了朝廷百官，赢得了人们的好感，争取了人心。
这也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一次动员，他供奉太皇太后为主帅，用坚定不移的气概鼓舞支持者，主宰着朝政的进展。
崇政殿的这次午朝，给了司马光超越一切臣子的权力，如同十七年前王安石凌驾于二府、三司一样，左相、右相靠边了，当年群臣“以介甫马头是瞻”的情状，今日变成了群臣“以君实马头是瞻”。历史转了一个圈子，时代的角色换了地位。
章惇开始了悄悄的思索，对司马光的“宣言书”提出了怀疑：否定“变法”也是继承神宗皇帝的“大志初衷”吗？否定王安石的一切真是别无所图吗？“新法便民益国者，存之”，空洞的高调，骗人的伎俩！这样的“革故鼎新”不就是“旧制还魂”吗？章惇悄悄的思索变成了悄悄的串连，一股反对司马光的力量也在悄悄地集结，蔡确、张璪、韩缜和京东转运使吴居厚都向章惇靠拢了……
司马光有着把握政治风云的敏感，而且诸通官吏与政情的血肉关系。“崇政殿午朝”之后，他便对朝廷现实的力量对比作了精细的分析，并从王安石“变法”兴衰过程中吸取了切实的教训：介甫之失，不唯失之于操术过急，亦失之于用人不当，任何完美无缺的方略，离开德才兼备的官吏，都是一纸空文。他本是“脚踏实地”之人，又知审官院多年，有着丰富的知人用人经验。为了推进“革故鼎新”，也为了改变自己在朝廷中“忌者甚众，置身其间，如黄叶在裂风中”的艰危处境，便借吕公著由扬州入京奏事，太皇太后征询意见之机，按照自己的“吏治观”，把一份“任贤任能”的名单上呈于太皇太后：……陛下推心于臣，俾择多士。窃见刘挚公忠刚正，始终不变；赵彦若博学有父风，内行修饬；傅尧俞清立安恬，滞淹岁久；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唐淑问行己有耻，难进易退；范祖离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六人者，皆素所熟知，若使之或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徐如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望陛下记其名姓，各随器能，临时任使。至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皆国之老成，可以倚信，亦令各举所知，庶几可以参考异同，无所遗逸……
司马光所荐举的这二十五人，多为王安石“变法”中的被贬逐者，其个人才智，皆为当时俊彦。太皇太后纳司马光所荐，召被贬逐者入京，委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委范纯礼（范仲淹第三子）为吏部郎中，委孙觉为侍讲，委朱光庭为左正言，委王岩叟为监察御史。其余皆暂居谏院、御史台。
这些被贬逐者的重返京都，立即改变了朝廷里的力量对比。这是一群受过委屈、受过苦难的受迫害者，积怨在胸，不吐不快。皇帝赵顼死了，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离开朝廷了，他们找不到昔日的冤家对头，便把几年、十几年来憋在心中的怨气向现时居于官位的人们撒去。他们蔑视一切权威，蔑视“变法”十七年来的一切，也蔑视司马光苦心诣意的筹划。王岩叟声称“青苗实国民之本，须尽罢去”，朱光庭叫喊“均输富商害国，当尽罢废”，晏知止认为“王安石余孽皆贪黩之人，除恶务尽”，梁焘竟然使气：“三省六部官员，皆当贬逐”。党同伐异之声势甚于十七年前王安石“变法”时的朝臣大换班。这种震荡朝廷的风雨雷电，壮大着司马光的声势，也把一些心存不满的朝臣推向章惇、蔡确、张璪、韩缜、吴居厚一边，朝廷里的一场新的纷争在酝酿着。
但司马光没有被支持者的狂热所迷惑，也没有受朋友们的狭肠报复所左右，冷静地完善着他“革故鼎新”的筹划。他看得清楚，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许多地区已停止施行，且涉及广大农村，一时难以弄清真实情况，即使在王安石执政时期，这些新法的成败利钝，也是一本说不清的糊涂帐，短时期内难见“革故鼎新”之成效。而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完全是朝廷法令的产物，也是府县政权的根本，迅速罢废，则震动全盘；罢废迟缓，则政令难通。他决定先在保甲、募役、将兵三事上开刀，以收立竿见影之效。遂上书于太皇太后：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大行皇帝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拔，交趾日南制于李氏，深用为耻，慨然有征代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自谓良、平更生；聚敛之臣扌君拾财利，自谓桑、孔复出，相与诱惑先帝。于是制提举官，强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货钱，又驱吠亩之人为保甲，使拾禾耜习弓手。又置都作院，多造器甲，又养保马，使卖耕牛、市驵骏，而农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无问边州内地，各置将官，舍祖宗教阅旧制，竟为新奇，朝哺上场，早为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今吏民上封事者千有余章，未有不及此数事者，而犹因循不知改辙。议者谓革弊不可仓卒，当徐徐有渐，此何异使医治疾而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使尽也。保甲、募役、将兵三事，当为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当明令罢废……
奏表上，太皇太后览后大喜，拍案称赞：“司马光思虑深沉，抓住尽罢度新法的要害矣。当公诸于群臣，以张‘革故鼎新’之威！”
于是，一场纷争发生了：十月十六日，早朝，照例在延和殿举行，群臣照例应卯而至。司马光、吕公著、李清臣依然是神情肃穆。蔡确、韩缜、章惇、张璪依然是无精打采。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已明显地分为两派，都是个个激愤、目光森冷。五十三岁的太皇太后，在宦侍梁惟简的喝道唱引声中走进延和殿。
太皇太后今日着浅黄宽袍博带，头页两层垂玉珠花，神态庄穆，眉宇间闪动着勃勃豪气。
早朝开始，照例是太皇太后那几句“询政于臣下”的开场白：“诸卿辛劳政务，若有所思，可舒怀奏闻。”
紧张气氛中，人们似乎都慎于言行。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的官员都看着宰执大臣的举止，宰执大臣们此刻又各有所怀。章惇等人原本就无事可奏，现时全心戒备地等待着司马光等人的发言。吕公著、李清臣不愿奏请别的事务，怕干扰今天早朝的主旨。司马光虽已奉旨于今日早朝申述罢废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的理由，但总不能一开幕就主演独唱。群臣各怀心机，造成了早朝一开始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冷落了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似乎对今天的早朝估计不足，长时间的沉默使她有点慌神，一时显得焦急无措。司马光被迫跨步出列，跪倒在御案前，拱手禀奏：“臣门下侍郎司马光，有一事奏请太皇太后陛下。”
太皇太后从冷落中解脱了，高兴地说：“司马大先生请讲。”
司马光叩头站起：“太皇太后陛下明鉴。陛下颁诏求谏，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千有余章，农民王啬等人实封诉疾苦者一百五十道。农民诉奏，决非政见所驱，实为苦情难耐。窃惟农茧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以仰生也，是以圣主重之。窃闻太宗皇帝尝游金明池，召田妇数十人于殿上，赐席坐，问以民间疾苦，劳之以帛。太宗皇帝兴于侧微，民间事因无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贵而忘之故也。真宗皇帝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农家也，喜言农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闻之，及践大位，成平，景德之治，为有宋隆平之极，《景德农田敕》，至今称为精当。若非陛下大开言路，使畎亩之民皆得上封事。则此曹疾苦，何由有万分之一得达于天命！
“保甲法的施行，民间不胜其苦。兵出民间，虽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闲民甚多，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不妨稼穑。自司马以上，皆选贤士大夫为之，无浸渔之患，故卒乘辑睦，动则有功。今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以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战阵，是农民半为兵也。三四年来，又令三路置都教场，无问四时，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监司，专切提举，州县不得关预。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虽云五日，而保、正长以泥棚、除草为名，聚之教场，得赂则纵，否则留之。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稻之事，几尽废也……
“募役之法，其害有五：旧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今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其害一也；旧日下户原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其害二也；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挈家亡去，其害三也；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日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朽以求钱纳官，其害四也；提举常平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希求进用，其害五也……
“将兵之法，虽云‘挑选武艺高强，谙熟战阵者充任’，但在实施中，皆为宫廷供茶洒扫之辈，儿戏战场，恃宠专横，不知用将，不知爱兵，‘灵州之失’、‘永乐之败’已使将校士卒寒心矣……
“保甲、募役、将兵三事，乃病民伤国之法，乞陛下明令罢废，以解民苦。为监察圣诏切实实施，乞除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唐淑间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
司马光所谈保甲法、免役法、将兵法的危害，多采用农叟耕夫妻状之所述，纵然有片面之嫌，但具体，真实，生动，有着强烈的感染力，群臣都聚精会神的静听着，包括蔡确、韩缜、章惇、张璪等人。支持司马光的朝臣们已准备在司马光禀奏结束之后，以高扬的“太皇太后万岁”的欢呼声表示赞同。太皇太后，也准备在司马光禀奏完毕之后，立即予以高声恩准。
司马光以其慷慨激昂的声音结束了他的奏请，在其支持者正要张口欢呼的刹那间，知枢密院事章惇却抢先站起，拱手出尸：“禀奏太皇太后陛下，臣知枢密院事章惇有事禀奏。”
太皇太后正欲恩准司马光奏请的“谕旨”被堵在嘴边，她迟疑片刻，惊诧地望着章惇说：“容卿禀奏。”
章惇并不慌张，他一开口，并未直接维护“新法”，而是向司马光“荐举谏官”的疏漏处提出质询：“禀奏太皇太后，台谏之职，在于纠绳执政之不法。司马光以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以范祖禹为右正言之奏举，恐非相宜。”
这是向司马光的公开挑战。太皇太后感到意外：“噢？”
章惇从容谈起：“按照朝制，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由宰执进拟。请问左相蔡确大人，右相韩缜大人，司马大先生奏举范纯仁等五人任谏职之事，你们事先知道吗？”
蔡确跨步出列：“我事先闻所未闻。”
韩缜亦跨步出列：“我事先亦不知。”
章惇微微一笑：“如此说来，司马大先生身为门下侍郎，虽在‘广开言路’上享有太皇太后陛下委托的全权，但在奏举谏官上却是有些侵慢朝制了。”
吕公著情急出列反驳：“难道门下侍郎就无权奏举谏官吗？”
章惇厉声回答：“有。奏举别人可以，奏举范纯仁、范祖禹则不可！祖宗之法有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现为台谏者皆徙他官。司马大先生现为门下侍郎、副宰相，居执政之列，而众所周知，范祖禹佐司马大先生修著《资治通鉴》，相处十七年之久，为大先生门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