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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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官。他的妹妹芭芭拉担任过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后来又成为第一位女助理国务卿。他的另一个妹妹格雷丝是教育部的官员。还有一位表姐多萝西·克罗珀是纽约州申诉法院的法官。我的表妹克莱雷特·福布斯是最后一个从牙买加移民来的，她当了护士，她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名牌大学。我姐姐的女儿莱斯莉是一个画家，有耶鲁大学的硕士学位。还有一位表兄布鲁斯·勒维林，是内萨姨妈的儿子，在卡特政府中当过高级政治委任官，现在是企业家、慈善家，是最富有的非洲裔美国人之一。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是有知识修养的职业者。有的人在纽约地铁当司机，有的人做小买卖，有的人干杂活。然而，他们都是能使家庭丰衣足食的好父母，维系一家人，教育子女，使他们有出息。我看到叔舅姑姨们，他们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孩子的孩子们，这三代人，全都是积极的、有贡献的和自力更生的社会成员。我的所有亲戚不论职业地位高低，在家族内部彼此都平等相待。在互相敬爱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人高人一等。有的人经受过失望，有的人怀才不遇。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成为有用的人，对自己有用，对家庭有用，对社会有用。
我父母的兄弟姐妹，多数留在牙买加，他们的子女在那里也都不错。例如梅克尔家的两兄弟，弗农上了多伦多大学，罗伊上了伦敦大学。70年代，牙买加政府转而奉行另一种社会制度，结果搞垮了经济，于是又有一些亲戚离开该岛，移居迈阿密。他们已开始有所成就。
美国黑人有时觉得西印度群岛裔的美国人骄傲自大。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看法，是因为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呢？原因之一在于，英国人早在1833年就在加勒比海结束了奴隶制，比美国早了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废除奴隶制以后，奴役枷锁的滞留影响也消除得比美国快。英国地主多数不住在当地，而是或多或少让当地人自己当家。在美国，黑奴一举一动都受到种植园白人园主的控制，而西印度群岛人虽然生活艰苦，却不曾受到如此严酷的监控。英国人取消奴隶制后，就告诉我的祖先说，他们已成为英国公民，享有帝国臣民的所有权利。这自然是言过其实。然而，英国人毕竟在那里办了一些好的学校，而且实行了义务教育制。他们让黑人填补了下层公务员行列。因此，西印度群岛上的黑人有机会养成独立自主、自我负责和自我尊重的品格。他们不像美国黑奴及其后裔那样惨，让自尊心横遭蹂躏达300年之久。
当然，我的祖先当初也是被人口贩子残酷无情地劫出非洲，而被割断了与自己历史的联系。在牙买加，有些黑人以英国的文化及其宗教、传统、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填充了自己心灵上的文化空白。另一些人则参与了拉斯特法里运动，崇拜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相信黑人终将得到救赎，以这一方式坚持自己对非洲根源的忠贞。现在，许多非洲裔美国人也奋起寻根问祖，争取收回那被窃走了的文化并从中吸取营养，我对此表示赞赏和钦佩。
还有一点：美国黑人和西印度群岛人是在不同的条件下来到美国土地上的。我的黑人祖先大概也是戴着脚镣手铐被拖到牙买加的，但他们不是被捆绑到美国的。我父母从牙买加移居美国，其原因与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匈牙利人移居美国的原因相同，都是为了给自己和子孙寻求更好的生活。而美国黑人的祖先是被捆绑着来到美国土地上的，这在感情上和心理上大有区别。
西印度群岛人，包括牙买加人在内，有一定程度的氏族观念，这也无可否认。我家的人所交的朋友和参加的社交活动，曾几乎都局限于牙买加人的圈子以内。所以我姐姐玛丽琳的所作所为确实引起了震惊。她自从上大学以后，常常带些女朋友回家，其中有一些是白人。南布朗克斯跟她们习以为常的环境不大一样，但姐姐不在乎。她对自己的家庭感到自豪，我父母也欢迎她所有的朋友。1952年，她宣布要带一个男朋友回家，他是个白人，叫诺曼·伯恩斯。她恋爱了，他们要结婚。
一个牙买加裔姑娘要跟一个白人结合，这件事是发生在《布朗跟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打官司》的故事出现之前的两年，当时还没有多少人——包括黑人和白人——知道有个马丁·路德·金①，当时美国人还不晓得坐沙发举行静坐示威。玛丽琳的选择引起了家里的不安和议论。“香蕉凯利”的姑娘怎么可以嫁给布法罗的一个白人？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为什么要结婚？于是，诺曼·伯恩斯来我们家回答问题。他看来确实是个好人，是真正爱上了我姐姐。可是，爸爸对这样的跨种族婚姻还是不放心。他懂得青年人的热情要考验一个时期：“你俩要结婚，可以。但要等一年再办喜事，看看你们决心会不会变。”
在这期间，我们去看过伯恩斯一家。布法罗虽属纽约州，却在纽约市以西460英里，这次旅行对我来说可真是难得的出远门。诺曼一家人对这桩婚事的态度比我们鲍威尔家更宽容一点。他们认为，既然两个年轻人相爱要结婚，就应该祝福他们。
最后，爱情胜利了，婚礼安排在1953年8月。卢瑟·鲍威尔唯一的女儿要结婚，就非要把婚礼办得好上加好不可。酒席承办人要最好的，蛋糕要最大的，乐队要最棒的，场所也要第一流的，挑选了布朗克斯最大的一家饭店——大广场饭店。10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钱，10年辛勤劳动换来的钱，一天之内就都花掉了。可是，父亲微微舞动的眼神在说：钱不就是供花的吗？
我可以补充一点：玛丽琳和诺曼现在已有两个女儿，一个外孙女儿，他们不久前刚庆祝过结婚40周年。
在姐姐上大学的榜样带动下，遵照妈妈和爸爸的愿望，我向纽约的两所大学递交了入学申请，一所是纽约市立学院，一所是纽约大学。我一定比我自己以为的水平高一点，因为两个大学都录取了我。选择哪一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纽约大学是私立的，一年收学费750美元；纽约市立学院是公立的，一年只收10美元。我选择了后者。学什么专业呢？我母亲成了指导者，她问过亲戚们的意见。我的两位牙买加表兄，弗农和罗伊，都是学工程的。妈妈对我说：“这是来钱的一行。”她说的不错。在50年代经济繁荣的那些年头；消费品需求旺盛，需要许多工程师去设计冰箱、汽车音响设备等等。于是，我就报考工科专业，尽管我对科技和数学一向头疼。
2月份，布朗克斯这鬼地方仍然很冷，我上大学那一天更是冷得出奇。坐了两路公共汽车、我哆哆嗦嗦地下了车，站在哈莱姆区第156街和康文特路的交叉路口。我缩着脖子，像一个从边远地区进城来的乡巴佬，瞅着一排排漂亮的褐色石头大楼和公寓大楼。这里住着一些受过教育和待遇优厚的黑人，是哈莱姆区最好的地方，是黄金海岸。
我走到康文特路和第141街的交叉路口，端详纽约市立学院的校园。我要进的这个学院是上个世纪“为了给工人阶级子弟提供高等教育”而建立的。从那时起，纽约一些最穷而又最聪明的青年抓住了这一机会。在我之前进过这一学院的人，包括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发明者乔纳斯·索尔克博士；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F·弗兰克福特；揭露黑幕的小说家阿普顿·辛克莱；名演员爱德华·鲁宾逊；剧作家佩迪·恰耶夫斯基；《纽约时报》主编艾比·罗森塔尔；小说家伯纳德·马拉默德；工会领袖A·菲里普·兰道尔夫；纽约市的三任市长P·华格纳、A·比姆和E·柯赫；以及8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我这个二流中学毕业的丙等学生，走进这座有高大的哥特式建筑的学府，感到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我听见一个友好的声音：“嗨，小伙子，是新生？”
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红面庞、饱经风霜的男子，长着一双粗糙的手，面前有一个冒着热气的小推车，里面是纽约人爱吃的椒盐饼。他长期在纽约市立学院门口卖椒盐饼，可是却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绰号，叫“卖面包圈的雷蒙德”。我从他手里买了一块热乎乎的椒盐饼，一面吃一面跟他闲聊了几分钟。我心上的冰块打碎了，这座学府不再那么可怕了。此后4年半时间，我成了雷蒙德的老顾客。现在，在我的记忆中，给我上过课的教授们大多已经模糊不清了，可是“卖面包圈的雷蒙德”的形象依然清清楚楚。这也许说明了他的性格是格外友善，或者也说明我的功课差劲。
我走向学校的主建筑谢泼德大楼，它高耸的轮廓像是一部恐怖电影的道具。路过一座平常的老建筑物时，记得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它，然而它却是我后来度过4年时光的活动中心：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教学楼。
我这个工科学生的第一学期功课顺利得出奇，主要是因为还没有上工程课。夏天，我决定进修一门机械制图课，为下一学期做准备。在一个炎热的下午，老师要我们画“一个在空间与平面相交的圆锥体图形”。别人都在画，我却坐着发呆。过了一会儿，老师走过来，站在我的课桌前一瞅，我面前仍是一张白纸。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圆锥体在空间与一平面相交是什么情景。如果这就是工程学，那就让它见鬼去吧。
我给父母说我要换一门专业，他们都很失望。这科林还是老样子、挺好的孩子，就是缺乏远大志向。我宣布我要改学地质学，家里立刻讨论开了，父母跟亲戚们电话不断。有谁听说过什么人学地质学吗？地质学是干什么的？学地质学的要去什么地方？勘探石油吗？一个南布朗克斯的黑小子要学这东西，可真新鲜。这些一辈子为有一个安定的职业操碎了心的人，最关心的问题是：学地质学的人将来会有退休金吗？退休金对于我们这号人来说，是一个有神奇魔力的字眼。记得我在陆军服役5年之后，有一次回家时去看望劳丽斯姨妈。她心地善良，可是有时候显然见识不广。她像审问似的问我，陆军是什么行当？我干的是什么差事？我灵机一动，回答说我只要干上20年，干到41岁就可以拿到半薪退休金。她一听就瞪着大眼睛说，退休金？41岁就能拿到？她不再盘问我，我把她说通了。
我在纽约市立学院的第一学期里，注意到一件事：校园内有些青年穿军服。这座学府历来是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潮的温床，甚至还有30年代遗留下来的共产主义影响。在这里本来是不会料想到还有军事活动的。1954年秋季我返校后，打听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情况。不久便报名参加了后备军官训练团。为什么会这样，我也说不清。也许因为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度过了童年，又成长于朝鲜战争年代。当时为了表示爱国热情，各家各户在临街的窗子上贴一面国旗，如果旗上缀有一颗蓝色的星，表示家里有人当兵；如果旗上缀着一颗金星，则表示家里有人回不来了。当时，我看过《重返巴丹半岛》、《东京上空的三十秒》、《瓜达卡纳尔岛日记》、《科林·凯利》、《猪排山》、《托科里桥》等等影片和小说，钦佩科林·凯利、奥迪·墨菲以及与美国“朱诺号”巡洋舰共沉的沙利文五兄弟等英雄人物。在我的最可塑的年岁中，他们的形象深深扎根于我的心灵深处。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在那个时代人们常说，你反正会应征入伍，你也可能当上一名军官。我并不是孤单一人。纽约市立学院也许比不上西点军校，可是在50年代，它那里的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学员是全国高校中最多的：在朝鲜战争高潮时曾多达1500人。
入伍那一天，我站在教练场上的队列中，领取了草绿色军衣军裤、褐色衬衣、褐色领带、褐色皮鞋和一条铜扣环的武装带，以及一顶船形帽。我一回家，就穿戴整齐，对着镜子瞧，对自己这副军人姿态挺满意。当时，我在凯利大街的朋友还没有一个上大学的。我17岁，曾感到孤单。军装使我有了归属感，而且产生了我多年来所没有过的豪情。
在班上，我的数学马马虎虎，物理也很吃力，而地质学却学得相当好，我喜欢这门功课。但我时刻期盼的则是后备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我们的指挥官是军事科学与战术教授哈罗德·C·布鲁克哈特上校。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生，陆军行伍出身。他50岁左右，头发稀疏，中等个儿，举止端正，着装整洁，而且从来不说废话，所以显得仪表庄严。作为一名职业军官，他来大学负责军训，未必心满意足。我相信，他宁愿去指挥一个团，而不乐意在一个自由派的纽约市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