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击金门-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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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军事会议。叶飞粗略浏览修改过的计划草案，见“估计”一类字眼已全部删除，嘴角线非常不易地由“下弦月”变成了“上弦月”。
石一宸先开口：“叶政委，到时候，我们的炮要是打不到胡琏的老窝，你找我石一宸！”
十四、声于北而击于南
8月22日，台湾海峡日丽海清，风徐浪静，鸥鸟们衔尾追嬉，欢啁疾翔，不见一丝将要风云突变暴雨骤至的迹象。
上午9时，台北“总统”官邸召开御前军事会议分析形势，集中研讨，在不可避免之台湾海峡军事冲突中，共军攻击目标或先金门后马祖，或先马祖后金门，或金马同时并举，三种可能何者为大，以便及早确定“国军”的应对之策。打开福建省地图，沿着自东北而西南长长的半月形海岸线，马祖岛临上、监视封锁着福州入海要道闽江口；金门居下、乃打进厦门腰椎的一根楔子。两岛直线距离约200公里，在台湾的战略棋盘上，如同两个“过河卒”，举足轻重，事关宏旨。
多年来，在台湾已形成了一种共识定见，共军不动则已，动则先用兵于马祖后肇事于金门的概率为大。因马祖正蹲守于福州当面，相距仅30余公里，直接威胁福州党、政、军首脑机关，对中共无异芒刺在背骨鲠塞喉。且马祖岛小——34平方公里，兵少——一个师万余人，水深——有利大型舰船游弋依靠，站在大陆角度看，不仅先吃马祖的诱惑和把握较大，也符合共军先打弱后打强的一贯战法。
进入8月以来，台湾海峡战云密布，双方机舰相互对峙追逐缠斗，几乎无日无之。累积分析，接战区域，十之八九，都在马祖一带，最多时，马祖岛上尖厉的空袭警报一日响起十数次，金门方面却相对静寂。
参谋本部情报次长向蒋“总统”报告研判结论，认为：虽不能排除共军在金门冒险的可能性，但共军近期最有可能攻击的是马祖。
蒋介石沉默良久，终被说服，决下令台湾战略预备队，海军陆战队一个师即刻启程，增援马祖，防患未然。
马祖“吃紧”，金门放松。厦门云顶岩对“国军”的调遣颇感满意。
上午9时，厦门云顶岩收到北京发电：
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不打马祖列岛！），把它封锁起来。经过一段时间后，对方可能从金、马撤兵或虽然困难很大还要挣扎，那时是否考虑登岛作战，视情况而定。
对大、小金门岛实施第一次大规模的炮击，于23日开始，着重打击指挥机关、炮兵阵地、雷达站和停泊在料罗湾码头的敌海军舰艇。先打三天，看看国际反应和台湾当局动态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前指立即召开作战会议。
作战方案是现成的，稍事修改，填写实施时间，呈报北京：
……准备于23日下午17时30分开始炮击，首次以海岸炮6个连，集中打击金门料罗湾敌海军码头附近停泊的舰艇。同时以陆军地面炮兵33个营，集中打击敌大金门防卫部和大、小金门各1个师部，敌炮兵雷达阵地，较集中的营房仓库等目标。第一次打击，力求打烂敌人的指挥系统和通信系统，摧毁和压制敌人的炮兵、雷达阵地，杀伤其有生力量，第一次炮击准备使用炮弹3万发，多打国产的和旧式火炮，如果敌炮击坚决压制，而后看情况配合海上、空中封锁，不规律地进行炮击，加重敌人的损失。已准备了炮弹三个基数（一个基数为每门炮200发炮弹），并另外准备了5个基数，以备长期炮战使用。翌日拂晓前完成一切准备。
副司令张翼翔要通了给总参作战部王尚荣部长的电话，本意是想代表前线再摸一下最高决策人的底数。
张：请向主席、彭总、叶政委转达，各位首长放心，我保证今晚部队全部进入阵地，做好一切射击准备……炮击过后，除了使用鱼雷艇出击封锁料罗湾，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必要时，可使用轰炸机第八师轰炸金门，炸高雄、基隆也没有问题，还可以考虑对料罗湾布设水雷进行封锁……
王：够了，够了，这次只是炮击金门，既不布雷，也不轰炸，提这个方案还为时过早。我提醒你，没有毛主席、彭老总命令，绝对不能乱干！
前线过热的头脑们被一盆冷水猛击而醒，又一次明白了，此次作战，留给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的余地其实很小很小，应该把气力下在多研究怎样使每一发炮弹都落在预定的目标上，至于其他，那是始终由北戴河的大脑去思考的事情……
十五、确保突然性
英国人哈特在他的《战略论》中讲了一句令军事家们信奉推崇的名言：“突然性是战略的本质。”
很难想象，丧失了“突然性”的8月23日会是怎样的一种结局。有一点则可以肯定，炮击金门没有了引人入胜的情节，失却了隽永光彩的魅力，降低了惩罚打击的力度。
一生对《资治通鉴》爱不释手、从未读过什么哈特或克劳塞维茨的毛泽东，有一次向彭德怀提问：我们那许多大炮，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搬过来运过去，他能不晓得？彭德怀答：前线的官兵有办法，可以让他不晓得。
确保突然性——8月23日第一次炮击金门成败的关键。大战略家毛泽东苦苦思索、并要求他的将军们必须实现的课题。
读过六年正牌师范、喝过ABC洋墨水、从1937年著名的山东黑铁山起义开始戎马生涯的石一宸，是那种将“骁”与“智”合二而一、集于一身的军人典型。
从最基层带兵官干起、在第一线冲杀陷阵一级级升迁上去的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大秀才”的文化根基又使他养成了勤于动脑善于总结打一仗就得提高一大步有所收益的习惯。长期在高级作战指挥机关给首长们担任参谋、幕僚长，更使他眼光犀利视角高阔，才智得以淋漓发挥。很遗憾，当他终于升至大军区副司令职、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区次高长官时，中国的土地上早已没有了枪声，就像超级球星失去了绿茵场一样，最出色的军人大概也很难在战场之外证明自己的价值的，但石一宸不是这样认为，他把自己的价值融入和平时期对未来战争的预测和思考之中，他废寝忘食孜孜以求钻研战例阐发军事理论的直拗与干劲，在我军高级干部中实属罕见。无论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顾问，还是退下来，一不打猎，二不钓鱼，三不搓麻将，四不甩老K，五不吃饭馆，六不游山水，每天除去散步一小时就是手脑并用，不停地读，不停地写，一部部军事专著、论文、回忆录从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将军笔下面世，《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问题》等论文还被列为全军高级干部必学的教材。谈及1958年的“八·二三”，石一宸说：毛主席军委要求确保首次炮击的突然性，这是一个很简单也很不简单的课题，很简单——你在计划中尽管把要求写进就是了。很不简单——实际操作中，任何一个环节哪怕出一个小纰漏，都有可能毁坏“突然性”。
毛主席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金门的眼皮底下大修工事，调动部队、装备而又不叫敌人发觉，确保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用今天的话讲，这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大工程。
一个多月，我们无非操心那么几件事吧：
堵住敌人的耳朵。那时，福建前线敌特挺多，有从海上漂来的，有从空中丢下来的，还有隐藏潜伏下来的，常打信号弹发电报或搞破坏，搞得人们神经很紧张。记得有一天，刮大风，一小股敌特乘着暗夜摸上岸来，打了几枪，抓了我们个把人，回去大吹大擂。北京对这件事批评很厉害。我到前边去处理，晚上，站在哨位上，叫几个战士在敌人上岸的地方走一走，确实是既看不到，也听不到。我们海岸线那么长，哨所再多，也不可能撒豆成兵嘛。防敌小股偷袭，一直是前线的一件大事。因此，炮战前，我们一方面加强战区的战备，一方面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着手将战区人口疏散，多少万老弱病残幼都迁到后方去了，可疑分子也一块大搬家，前线仅留下少数经严格政治审查的基干民兵。这样，前线的安全环境得到过滤和净化，敌特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难以立足，等于把台湾、金门的耳朵堵住了。
捂住敌人的鼻子。懂炮兵的人都知道，对一个目标观测的点愈多，点与点之间的距离越大，交会目标的方位角度便越精确，我们对金门几百个目标一般都由三对交会观察所进行侦察，所距基线由800米增至3700米，精确计算每门炮对每一个目标的射击诸元，到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按这个诸元打，预计进行面积射是可以得到满意结果的。算好了诸元，一律不进行试射，一个多月里，我们对金门不打一发炮弹，不让敌人从硝烟里边嗅出我军的真实意图。
十六、17时30分开炮
蒙住敌人的眼睛。连天的大雨，给部队开进、施工带来许多烦恼、痛苦，但也有一个好处，遮挡了敌人的视线。所以天气最恶劣的时候，部队恰恰干得正欢哩。部队调动一般都在天黑后进行，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侦察卫星和红外夜视器，黑夜确实是个把所有秘密都一古脑装起来的保险箱。8月22日午夜和23日凌晨，我们几百门大炮和几千吨弹药从待机位置进入发射阵地，车辆全部闭灯行驶，当时急造军用公路都修好了，很快，各就各位，马上搞伪装，太阳出来后你看吧，我们阵地上的影象和昨天没啥两样，一切如故，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麻痹敌人的神经。一个月内，我们适度地在福州那边制造一点情况，福州龙田机场的飞机时不时起飞一下，偶尔，向马祖打一阵炮，戏不能太过，要恰到火候。敌人果然错觉上钩，8月22日蒋介石还派了一个陆战师去加强马祖，我们的“声于北而击于南”的策略大体奏效。
保证首次炮击的突然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炮击的时机。这可是毛主席直接掌握的，开炮命令，必须由他亲自下达。
8月23日，炮击金门的指挥网络是这样的：毛主席在北戴河做决定，叶飞把决定从北戴河传到北京总参作战部。作战部王尚荣部长直接向厦门云顶岩下达最后命令。云顶岩前指总指挥是军区副司令张翼翔，但他不管接电话，王尚荣的电话由我负责接，再由我向各炮兵群下达。预定17时30分实施炮击，到底打不打，我们在厦门，就等北京王尚荣一句话了。指挥坑道里，我的周围摆了十几部电话机，与各炮兵群、分群有直达线，有迂回线，还备有分线路随时可以调用；确保命令畅通无阻。战时，我甚至可以同任何一门火炮直接通话，整个通信工作是相当出色的。
从下午15时开始，我与总参王尚荣开始用加密电话联络，我一直握着电话机子不敢松手，王尚荣说他在北京也是握紧了电话不敢松手。我隔几分钟问一遍“主席开炮的命令下来了没有？”回答总是“没有”。一直问到17时，王尚荣也有些焦躁不耐烦了，他的湖北嗓门挺大，说：“老石，你别催命了，现在我比你还急呢，主席命令一来，马上会告诉你！”这时候，下面炮群又来电话问我：“到底打不打？”我也话：“别催，等命令。”可我还是憋不住催问王尚荣，一直催到17时20分，王尚荣突然在电话里高兴地说：“主席命令到了，17时30分准时开炮！”我马上向张翼翔报告。张翼翔也很兴奋，说：“对表吧。”
于是，我要求各炮群对表。按照部队的战争年月形成的老规矩，对表均以最高指挥员的手表为准，所以张翼翔的表这时是唯一的标准时间。当然他的手表指针在中午12时已经参照广播电台的报时做过校正。
炮击前的那10分钟，很漫长，很安静，只听到桌上马蹄表的“的达”声，连从了望孔吹进来的海风轻微的声响都能听到。从了望孔望出去，天空均匀地布设着薄薄的鱼鳞状的云彩，云后的太阳像月亮一样发出明亮、柔和的光芒，敌岛清晰无比。老天爷真乃助我一臂之力，为我们首战告捷，恩赐了一个上等的好天。大、小金门和大、二担、一切状态如常，汽车在公路上跑，屋顶冒着灰白色的炊烟。山头、稻田地里，三五成群的国民党士兵还在构工。料罗湾，悠哉自得地停泊着几艘军舰，有人有车在码头装卸。对大陆的高音喇叭仍旧絮絮叨叨唱着反攻高调……周末星期六，又是开晚饭时间，确是国民党军最松弛、懈怠的时候了。
17时27分，我说：“各炮装弹！”
二十秒内，459门大炮迅速撤除了火炮伪装网摇起了炮身。装填手将第一波炮弹推进炮膛。关闭了炮闩，瞄准手按事先赋与的诸元将炮口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