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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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反对清丈地亩的斗争，比抗验契税更为激烈。东北三省几乎“无县无之”，⑤奉天省海龙、东丰和西安等县规模最大。海龙县农民数千人入城，包围县署，迫使县知事停止清丈。山东肥城数千农民进城，“将县署及四乡清丈局四处焚毁”。⑥这些反抗斗争尽管是自发的、分散的，但却是有力的，而且也是有成效的。如直隶易县农民结成“山北社”，捣毁“清丈事务所”，涞水、涿县、房山、固安等县农民群起响应。袁氏闻讯，急忙于1916年5月24日下令“将近畿清丈和清查田亩各事宜，暂行停止”，各省也“一律从缓办理”。⑦
1913年前后，袁世凯曾把民生凋敝归咎于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捣乱”“破坏”，并向城市资产阶级许愿发展工商业。资产阶级一般群众一时也把袁政府视为自己的保护者。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正常地经营工商业，所需要对付的敌人已经不是袁所说的“乱党”，而是耀武扬威的北洋军阀、敲骨吸髓的税吏和作恶多端的密探警察，他们“以新税之复杂繁苛，奔走诉其哀怨”。⑧对帝制更公开表示不满。袁世凯虽然能用力压迫各地商会上书劝进，然而，除天津、北京与北洋财团有密切关系的少数大资本家（像以经营瑞蚨祥和织造洪宪龙袍而著名的山东孟家财团等）以外，他并未能得到资产阶级的真心支持，尤其是江浙和广东的资产阶级以及绝大多数海外侨商，几乎都抱反对态度。据《申报》载：“沪上各报，对于此次改革国体”，大都“热骂冷讥”。⑨广肇公所（上海粤商组织）和安徽商会公开拒绝上书劝进。
1916年初，当袁政府把各地商民存入交通银行的“爱国储金”挪作帝制经费时，“商民群起反对，咸主解散机关，退还储款”。同时，上海、苏州、镇江等地商会纷纷通电，反对江苏货税加征二成。1916年1月4日上海和苏州商会致政事堂的电报抗议说：“旧税未除，新税叠增，苛捐巧取，层出不穷，脂膏已竭，何堪再剥！况入秋以来，谣诼繁兴，危象叠见……已有文官加秩，武官加爵，商民加税之谣。”⑩同年3月，袁世凯政府财政陷入崩溃的边缘，遂发行洪宪六厘公债二千万元，因商民拒绝认购，仅得七百万元；而在1914年8月发行公债二千四百万元时，认购很快超过原额一百四十余万元。由此可见袁政府推行帝制的，失去了商民的信任。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反帝制的先锋，是当时人民的代言人。他们最先揭露袁氏称帝的野心。“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人没有向腐恶的封建势力屈服，始终坚持建立民国的政治信念，并决心以从前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精神，反对袁的独裁统治。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以黄兴为首的一部分人，不同意党章中的若干细节规定，拒绝加入，而以“欧事研究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形成国民党的另一派别。孙中山与黄兴的意见分歧，削弱了反袁力量，使袁认为有机可乘。1915年10月驻日本横滨的一个坐探密报梁士诒说：“帝制可进行，孙、黄分家。”＇1＇梁转呈袁世凯，袁大为高兴，遂加快了称帝的步伐。实际上，革命民主派内部虽有意见分歧，但反对帝制的态度却是一致的，而且他们都重视武装讨袁。
孙中山于1915年夏就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并不断派遣党员潜往上海、江苏、广东、浙江、湖北、湖南、辽宁、陕西等地，联络军队，先后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由于孙中山没能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没有提出符合农民切身利益的口号，更没能在行动上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建立真正的联系，所以武装起义的规模很小，都没有能取得胜利。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在1915年12月5日发动的上海肇和军舰起义。当时，袁氏正得意地制造民意，革命党人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炮轰制造局，并分兵进攻警察署和电话局，计划占领上海。在北洋军的围攻下，起义很快遭到失败。然而，这次起义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制的决心，对袁氏制造民意的阴谋活动是一次有力的揭露和冲击。
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反抗运动，是决定袁世凯败亡的最根本的力量。正是这种不断高涨的反抗怒潮，迅速地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识到恢复帝制是徒劳的，从而分化出反对派来。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大都对袁世凯推行帝制感到焦虑不安。早在1914年底梁启超就已辞掉币制局总裁，不欲再“然尸高位而无所事事”。次年初更进一步发牢骚说：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怀想遽一空无复余”。“举国沉沉，悉含鬼气也”。＇2＇4月末，他见“国体问题已类骑虎”，遂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劝袁氏悬崖勒马。他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还说：“立国于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并恳切要求袁“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3＇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梁终于对袁氏完全失望了，并预见到他必然垮台。为了掌握袁垮台以后的局面，他毅然决定反袁，而且决心争取反袁斗争的领导权。他在给同党的信中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4＇
筹安会出笼后仅一星期，梁启超就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批驳杨度的《君宪救国论》，蹈瑕抵隙，不遗余力，并提了自己的答案。他列举国内外的具体事实，说明袁世凯称帝一定会垮台，落得身败名裂。袁世凯探得消息，曾派人贿赂他二十万元，说是送给他父亲的寿礼，并示意其文不可发表。他婉言谢绝，并把文章录寄袁氏。不久，袁又派人来威胁说：“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他断然回答道：“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5＇他的文章道出了官场上人们朦胧感到还不能说透或不敢说的话，因此发表后风传一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在北京做官的一些进步党人，除被袁世凯收买的参政院秘书长林长民等外，＇6＇大都借故挂冠而去。农商总长张謇请假回原籍南通，抵家乡后立即递上辞呈。教育部长汤化龙辞职躲到上海。熊希龄以省亲为由，离京回湖南原籍。参政院院长黎元洪托词有病，坚决辞副总统，拒不出席参政院会议。虽然袁世凯极力挽留他们，终不能使他们回心转意。
进步党人所察觉到的危机，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和徐世昌等人也同样有所觉察。并且，他们还怀着一种说不出口的忧愤，即认为北洋的天下是他们帮袁世凯打下来的，只有他们才有权继袁秉政，而实行帝制以后，则只能匍伏称臣，不仅向袁称臣，还要向其子孙称臣，这是他们所最不甘心的。袁早已看破了他们的内心，表面上虽说称帝是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防止“乱党”争总统；骨子里却是为预防这些以“功臣自居”的上将篡权夺位。因为从1913年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袁就认为对他的权力构成直接威胁的已不是逃亡国外的“乱党”，而是握有兵权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并且认为只有有了君臣的身份才能抑制自己部下的野心。所以，他不仅不把做皇帝的心事向他们透露，而且尽打官腔，耍手段，甚至派侦探监视他们的行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本来就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矛盾重重；袁推行帝制大大加剧了这种矛盾，以致再也无法掩盖了。
1915年5月，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冷眼旁观，拒不劝进。袁世凯一气之下，于8月29日下令免去他的陆军总长，而让王士珍正式接任，还虚情假意地说：为的是让他安心疗养，“以节勤劳”。＇7＇冯国璋于6月间特地赶到北京探听帝制消息，没有得到袁一句真话，深知自己不被信任，便对帝制敷衍搪塞，不肯出力。因此引起袁世凯和政府“要津诸人，甚为虑”，不断派人前往南京“探视”。后来，为了缓和矛盾，冯不得不一面派亲信入京“切为解说”。一面发表通电“辟谣”，声明他对袁以公谊论之，“心悦诚服”，论私情则“受恩深重”，“分虽僚属，谊犹家人”。尽管如此，袁仍放心不下，于12月18日下令调冯进京担任参谋总长，企图使其脱离江苏地盘。但是，冯以“害病”为借口，拒不进京，并鼓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袁只得让冯在南京“遥领”，说“不必急行到任”。＇8＇当帝制开始发动之时，徐世昌态度暖昧，“模棱两可”。袁乃宽曾要求这位“相国”领衔上书劝进，“相国尤不以为然”。＇9＇之后，他对袁克定表示：“我不阻止，亦不赞成，听诸君好为之。”＇10＇但是，当他见帝制遭到各方面反对而断定会失败时，便坚决辞去了国务卿。开始，袁不批准。后来他恳切地向袁说：“举大事者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贵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11＇袁终于被说动，于10月26日派陆征祥接任国务卿。徐世昌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张一婉言谏阻帝制，袁乃将他调离机要局，而改任为教育总长，“阳为显擢，意实疏外”。＇12＇
北洋集团上层的动荡，进一步削弱了袁世凯统治的社会基础。表面看去，由于闹帝制，袁氏的威望似乎大大提高，实际上已陡然跌落。辛亥革命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北洋集团和立宪派大都把他看作救世主，而今却把他视为将给他们带来巨大不幸的混世魔王，就连一些追随他的人也心怀疑惧，暗中担忧，认为他不仅“已自踞于火炉之上”，更将他们也“一一牵入猛火地狱中”。＇13＇袁世凯的周围只剩下一小撮舐痈吮痔之徒，他已经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仿佛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顶上。
在这个危机的关头，袁世凯不仅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决心蛮干到底，主观地认为社会动荡“无关大局”。1915年10月2日，他还得意地对朱尔典说：“内乱不可决其无，至于放炸弹谋暗杀等事于共和时代既无时无之，则君主立宪想亦势所不免，然无关大局。各省将军巡按使已早来电，不论局面如何，皆可担保治安之责任，故于对内对外可以放心。”＇14＇
袁世凯之所以感到有恃无恐，正如他对朱尔典所说，主要是由于各省将军和师旅长对他表示效忠。而且对北洋军尚未到达的云贵各省，在推行帝制前他已作了周密的布置：如派何国华为云南宣慰特使；派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后来又让他会办广西军务；派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这三个北洋官僚都是高级特务，负有监视所在省将军的秘密使命。四川的战略地位对于控制西南各省极为重要。1915年2月，他不顾四川人民的反对，派参谋次长陈宦为会办四川军务，率领北洋军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个旅入川。陈宦（1870…1939），字二庵，湖北安陆人，清末曾在四川等地练新军，并非北洋嫡系。但他在担任参谋次长期间，对于消灭同盟会的武力和瓦解黎元洪的势力出了死力，取得袁的宠信。他抵成都后，袁立即又升授他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把一省军政大权都交给他。＇15＇同时，又派曹锟率领北洋军精锐第三师驻扎湖南岳阳，王占元的第二师集中武昌，以两个师的兵力作为入川北洋军的后援。另外，袁以“换防”为名，调卢永祥的第十师和杨善德的第四师进驻上海附近，又派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加上早已驻扎南昌的第六师，这样在长江以南形成一支震慑力量。这就是袁自信国内不会发生大规模武力反抗的主要依据。
然而，一向对政治十分敏感的梁启超不仅仅看到了武力的对比，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同时，他又受到北洋集团上层动荡的鼓舞，遂决心用武力推翻袁的统治。他和他的学生蔡锷秘密策划在云南省发动反袁。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清末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在该堂担任总教习。他是梁的得意门生。后来，应梁函约赴日本留学。1903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广西创练新军。嗣后，经云贵总督李经羲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