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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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毓筠、顾、段芝贵、陆建章、朱启钤个人署名的。现择录其中数件,以便具体地了解这个骗局的内幕:
关于袁世凯直接操纵:
政事堂于10月12日发密电:“各电均转呈,奉大总统谕:国体不宜,彰明较著,智愚共见,中外同声,倘有墨葡之变,必为韩越之续,慕虚名而假实祸,稍有常识者皆能言之,中国介处列强,危机四伏,国基未固,人心不安,盖时局之危无过于今日者矣。”“国体不宜,危险在后,此数年中言之者众矣。予亦非有意因循,置根本大计于不顾,但欲归复故主,则中外大半反对,事有难言,欲别求贤能而理,顾海内又乏统治全局之才,熟思审处,不敢置议。”“现经代行立法院决定议案,以国体问题决诸国民代表大会,系属法律上正当之办法,各国亦多赞服,京外文武各官务各保守治安,维持秩序。”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10月17日发密电:“迭奉主座面谕,饬本局将各地方办理情形,随时详报。”“望贵监督将办理情形随时电知,以便遵办。”
关于选举国民代表: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10月10日所发密电称:“此次国体请愿,其请愿书不下百起,请愿人遍于全国,已足征国民心理之所同。故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责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投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同日又电:“应请贵监督迅即密饬所属各初选监督,对于该县之初选当选人应负完全责任。尽可能于举行初选当选之前,先将被选资格之人详加考察,择其性情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窒碍难通,亦不妨碍加以无形之强制。”
10月11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密电:“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接洽,疏通意见,再用监督官以谈话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
关于推戴:
朱启钤等十人于10月23日发密电:“国民推戴书文内必须照叙字样曰:国民代表等'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26日又电:“国体投票开票后,当即行推戴,无须再用投票手续:即由公等演说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表决后,即将拟定之国民推戴书交请各代表署名。事毕再由公等演说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国民代表名义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即将预拟之国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电稿,交请各代表赞成。”11月7日又电:“某国近藉口中国人心不一,恐有变乱,强拉英俄随同劝告,此事万无缓办之理,各省票数全体推戴齐至时,政府自当稍取委蛇逊让态度,以表示重视邦交之意,而在国民一方面,则宜表示决心,有进无退,使外人见我万众一心,则日之劝告自归无效而消灭矣,此事务须万分秘密。”
关于收买代表用款:
国民会议事务局10月29日发密电:“前次电达以后,尊处用款有无窒碍情形,统希随时密示,本局谨当竭诚相助,以便尊处放手办事。”
关于销毁密电:
国民会议事务局10月11日发密电:“京外官署往来密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点,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12月21日又电:“此项电文无论如何慎密,终贻痕迹,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遂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为此,电请贵监督凡关于此次国体问题一应文件,除法律规定应行存案者外,无论中外各地方所来公私文电信函一律查明,由贵监督眼同烧毁……并于烧毁后将烧毁件数电知本局,以便查核”。“万望赶速慎密办理”。④
袁世凯张口讲道德,闭口谈民意。这些密电的公开,使人们认清了他所谓的“道德”、“民意”究竟是什么货色。正如当时梁启超所指出的:“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⑤这是对袁世凯窃国称帝最生动的写照。
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他身穿金光耀眼的大元帅服,面南立于龙案左上方。中下等身材,团肩巨腹,眼里闪露出不平常的诡怪的凶光。百官面北而立,战战兢兢地向他行三鞠躬礼,高呼“万岁”。礼毕,他颁发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的严令,文中模仿帝王的口气说:“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藉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袁世凯把自己说成是无可逃避的天运民心所选定的人物,然而他内心却十分空虚,对革命民主派于12月5日在上海所发动的武装起义(详见本章第四节)犹有余悸,所以在这个申令里,又凶相毕露地威胁人民说:“因思宵小佥壬,何以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唯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最后还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⑥这就是说,谁要反对他当皇帝,谁就是“公敌”、“莠民”、“逆贼”、“败子”,他就要把谁无情地推进血泊里。
袁世凯一边恫吓人民,一边滥授爵位,广布恩德,以拉拢庞大的军阀官僚阶层,扩大新王朝的统治基础。15日,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表示不接受。20日,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各颁嵩山照片一桢,均许不称臣。袁世凯对于自己的文官武将一向是很慷慨的,21日和23日,两次特封公、侯、伯、子、男共一百二十八人。受封者大都是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及师旅长等握军政实权者;一等公有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还有被他毒死的赵秉钧也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二等公有刘冠雄。一等侯有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一等伯有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雷震春。一等子有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曾、张敬尧。二等子有倪毓、张作霖、萧良臣。一等男有许世英、张怀芝、何宗芝、潘矩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江朝宗、徐邦杰等三十七人。二等男有王祖同、王怀庆、刘存厚、周骏等十九人。三等男有何丰林、臧致平、马福祥、李长泰、杨以德等三十人。还有一、二等轻骑都尉世职七十人。此外又封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贻仍袭衍圣公,并加郡王称号。
为了取得满族王公亲贵的支持,袁世凯申令原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将来写入宪法;又派皇室溥伦为参政院院长,代替久已不到院的黎元洪;甚至试图和清皇室联姻,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废帝溥仪。清皇室满心嫉妒、怨恨,但敢怒而不敢言,被迫发表声明,拥护他当皇帝,还准备让出皇宫,迁往颐和园。
12月19日,袁世凯下令设立登极大典筹备处。事实上,登极的准备工作早在10月下旬就开始了。政事堂礼制馆早已将皇帝登极、臣下朝贺、祭天祀孔、临朝仪仗等礼制拟好。在仪礼方面,袁竭力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君主,申令臣下谒见时免除跪拜礼,后宫选拔女官服役,禁用太监。对于筹备工作,他指示各部院说:“务以简略撙节为主”,“用副归真返璞,轸念民生之至意”。⑦然而,据当时报纸所载:登极大典预算竟达五百九十余万元,仅购制龙袍、龙袜、宝座、玉玺等御用品就花费了二百多万元。这就是他“轸念民生”的最好注脚。
12月31日,他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又发行了一种纪念金币和银币:一面以他身着海陆军大元帅服的头像作为图案,一面以象征封建帝王的“龙”作图案,并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八个大字。此外,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以及选拔女官等项皇家事务也着忙进行,计日程功,只待择吉日嘉冕登极了。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反动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却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当他倒行逆施达到顶点之日,也正是反帝制的战火燃遍全国之时。
注释:
①《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2日。
②同①,1915年12月13日。
③同②。
④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页90至119。
⑤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册,页99、100、103、104。
⑥同①,1915年12月14日。
⑦同①,1915年12月15日。
反帝制怒潮高涨及护国战争爆发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主义的思潮不断高涨,逐渐地成为历史潮流,任何人也无法改变这个潮流的总趋势。以袁世凯为头子的一小撮封建专制主义者,打着“救国救民”的幌子,推行帝制,表面看去声势颇为煊赫,实际上,他们是非常孤立、非常虚弱、非常不得人心的。
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洪宪帝制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不仅政治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经济上也受到一次洗劫。据当时人们统计,帝制运动共挥霍六千余万元,约相当于1914年全国田赋的总收入。①实际上,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据1916年9月16日《申报》载:财政部调查帝制耗款,达六万万元有奇。如此一笔巨款,都是从全国各阶层人民身上榨取来的。
如中国历史上暴戾贪狠的专制帝王一样,袁世凯毫不关心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却挖空心思地横征暴敛。在他的统治下,除照收前清的苛捐杂税外,又接连发布各项新税则,如印花税法、验契条例、贩卖烟酒特许牌照条例、所得税条例等。1914年春,他公布“规复旧税文”,命令“将旧税速速恢复,新税一一进行”;还告诫各省官吏,务必“实力奉行”,“不可沽名钓誉,亦不可畏难苟安”。②当年开办验契税,规定“无论卖契典契,每张缴纳查验费一元,注册费一角”。③并预计一年之内搜刮二千万元。1914年底,又下令清丈全国地亩,扩大田赋收入,打算从1915年,每年田赋增收三千万元。同时,在广东等地实行鸦片专卖,刮得二千多万元。此外又通过加征货税、发行公债和强取“爱国储金”等,无情地刮取民脂民膏。“浩劫空前,人心思乱”。广大人民不能再沉默了,于是纷纷奋起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袁世凯在其筹备帝制之时,已经播下了他失败的种子。
从1914年至1916年夏,全国各地抗捐抗税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自验契税公布后,各地人民多拒绝呈验,到1914年7月规定截止之期,“各省报解者尚属寥寥”。袁世凯不得不一再批准延期,并多次严令各地县知事加紧征收,他说:“各省验契为目前筹款大宗,并为人民确定之权利……征收不力,殊属有亏职务。”④而且处分了一批征收不力的县知事。在他的督催下,各地县知事便“大张旗鼓,派差勒收”,以致逼死人命,激起人民猛烈的抵抗。在山东乐安和栖霞、直隶临榆、山西盂县、甘肃庆阳和宁县、河南洛宁等县先后都发生农民聚众抗验契的斗争,甚至焚毁县衙,杀死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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