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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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夏寿田转告杨度说：袁世凯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与袁克定的关系十分密切，曾吹捧袁克定是当代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自比于谋臣房玄龄、杜如晦。本来他早已参与帝制密谋，得悉袁世凯的旨意，即于8月初到总统府见袁，由夏寿田作陪。当谈及君宪问题时，杨说拟组织一个机关鼓吹。袁假惺惺地说：“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杨正色言，“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一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又反复推论，词气颇激昂。最后，袁说“你可与少侯（孙毓筠字）等谈谈”。杨退出，便赶忙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于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孙、李、胡、刘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袁特地选定由这些人和立宪派发起筹安会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无非是要表明恢复帝制并不是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国各界共同的主张。尤其是立宪派名流严复列名为发起人，使袁“极为欢悦”。⑤筹安会的中坚人物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余四人都是被拉来装点门面的配角。
在筹安会的宣言里，杨度引述了古德诺的谬论以后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⑥除宣言以外，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又连续抛出鼓吹帝制的文章，掀起所谓“讨论国体问题”的轩然大波。他们的谬论五花八门，像样的文章却极少，其中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可算是有代表性的一篇。
杨度把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专制独裁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硬说成是实行民主共和的结果。他杜撰了两个完全不可信的论据，妄图证明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大意是说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⑦按照杨度的论据，仿佛袁氏之所以专制是因为共和的缘故，只有奉献给袁氏以皇冠，才能换得宪法。这种骗子的逻辑自然不能使人信服。当时就有人气愤地指出，这种谬论“是犹盗劫主人，尽取其财产负之而趋，而曰吾若还为主人，必与汝分享之，宁有幸欤！”⑧其第二个论据和古德诺的一样，也是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出变乱。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这种言论也立刻遭到人们有力的批驳，指出：“竞争与否，乃道德之关系，非法制之关系，苟无道德，法制何足以防闲？窃恐家族之竞争，为祸尤甚于选举。”“若谓总统易位之时往往始于党争，终于战祸……则争皇帝之历史，如晋室八王之乱、明代靖难之师，昭昭在人耳目，又何以自解？而况乎君主政治残虐易逞，民不堪命，不得不铤而走险，十年一小乱，三十年一大乱，鼎革之际，杀戮尤惨。”⑨
《君宪救国论》是杨度在1915年4月间定稿的，由夏寿田呈送袁世凯。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道出了袁氏的心声。据说袁阅后赞赏不已，钦定为帝制派的理论纲领，曾交徐世昌和梁士诒等传阅，并提笔疾书“旷代逸才”横幅，赏赐杨度。后来，段芝贵又将杨文在湖北付印，广为散发。
筹安会的猖狂活动，引起人们普遍的不安和愤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人们自发地组织团体，针对筹安会“六君子”的谬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有人上书政府，要求取缔筹安会，严拿杨度等人，“明正典刑，以正国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肃政厅也呈请袁世凯将筹安会“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两年前，曾有湖北省的几个“商民”呈请袁氏改行帝制。但是，那时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在国内还有相当大的力量，袁氏觉得“商民”这么一说，无异泄露“天机”，可能给民主派以口实，所以立时下令严拿商民，“按律惩办”，还故作激切之词说：“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为，若非丧心病狂，竟存尝试，即是受人指令，志在煽惑，如务为宽大，置不深究，恐邪说流传，混淆视听，极其流毒，足以破坏共和，谋叛民国。何以对起义之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赞成之友邦？”⑩而今他的态度却大变，在回答人们要求取缔筹安会时说：“近数年来，此项言论耳闻已熟，久不措意，自因欧战及墨西哥屡次政变，遂激触中外注意新造民国利害。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且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汶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研究者作何主张，于个人固无嫌疑可虑。余及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亲族，人情切己，自当研究所以主保安全之法，余既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恋非所愿二者之嫌疑，而强加干涉？”又说：“此日如不令学者舆论自由研究此项问题，则有一部分人主张颇力，恐以武力摇撼国体，不如以此缓和其空气。”当各省来电询问政府对筹安会的态度时，他又答复说：“筹安会乃积学之士所组织，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之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1＇
政府岂止不干涉，而且尽心保护，派出军警到筹安会和杨度等人的私宅，荷枪实弹，守门站岗，盘查出入。而对那些为反对筹安会而成立的群众团体，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等，则百般刁难，不准立案。与此同时，袁世凯的机要英文秘书蔡廷斡（1861…1935），于8月17日把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秘密地寄给政治顾问莫理逊，并说：关于国体问题，“政府愿意听取你的意见，希望你抛弃个人考虑，从理论上阐述何种政治体制最适于确保中国局势的稳定”。最后，又邀莫理逊“下午四点在总统的办公室见面”。＇2＇当天，莫理逊准时赴约，而且见到了袁世凯。袁正患哮喘病，他向莫理逊诉说“很感痛苦”，还说“目前他的权力远不及他做总督年代的权力大”。＇3＇——言外之意，对眼下兴起的帝制运动没有制止的能力。这一来，中外都知道筹安会的政治背景了。一些没有参预帝制机密的官僚也看出“此事肇议之初，虽由于下面之鼓动，亦实因上峰已暗示主张，故一经发布即有沛然莫御之势”。＇4＇对袁抱有幻想的人，至此幻想完全破灭。
筹安会成立后，立即剥去了“学术讨论”的外衣，派出专员到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活动，并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无不阿从附和。没过几天，筹安会就通电全国说：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并杂凑成“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要求改变国体。而所谓“各省公民请愿团”的领衔人都是袁的党羽：直隶为曹锟、刘若曾，奉天为张作霖、冯德麟，江苏为沈云霈、徐邦杰，河南为赵倜、唐天喜，安徽为段芝贵、姜桂题，等等。
在筹安会正式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8月24日下午，由段芝贵、袁乃宽发起在石驸马大街袁宅“特开军警大会”，也“讨论”所谓“筹安事宜”。这是一次不对外公开的会议，参加者都是北洋军警要人：有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马龙标、张怀芝、卢永祥、李长泰、蒋雁行、唐在礼、张敬尧等四十四人，还有“临时加入”的阮忠枢、夏寿田等五人。段芝贵在会上发表演说，先介绍了古德诺和“筹安会各大学问家”的主张，然后他说：“至考历史，国人有数千年之习惯，若君主至少亦可延三四百年，多则七八百年，有前例也。即按一君亦可数十年，则于此年限之内可免许多扰攘。”“对外亦非君主实无实力之政府可期。目下处外人侵迫已极，必先保国为第一要义，浮文小节何能周计，况军警有保卫国家生命财产之责，不能不略为预备，今将大概利害通电各省，吾辈即以存国为重，如无异词请即署名签押。至于外界少数人之清议，匪人之挑拨，为置之不理。尤要者，各自开导部下，勿为所惑。至要，至要！”段讲完后，“众无异词”。当时，会场上备有签名簿两本：一为“赞成君主”，一为“赞成民主”。段首先在“赞成君主簿”上签名，到会者“依次轮书”，此外，北京警察厅内外城二十区区长，各军队旅长以上，拱卫军团长以上都有人代签名，一致赞同君主。临散会时，段又补充说：“俟各省复电，再视外交团动静，即可从速发表。”＇5＇
与此同时，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唯恐失此攀附之良机，背拂新皇之圣意”，也顺风使舵，极力拥护帝制。尤其是梁士诒，当时其手下干将叶恭绰（交通部次长）、赵庆华（津浦铁路局长）和关赓麟（京汉铁路局长）等都因“舞弊营私”被“停职查办”，交通系岌岌可危。一日袁世凯召见梁上诒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梁心有灵犀，拍马有术，把帝制运动视为重新邀宠和保住交通系势力的大好时机，遂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策动成立请愿团，与筹安会和“各省公民请愿团”争功夺宠。刹那间，北京出现了各种“请愿团”，什么“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还有由流氓操纵的“乞丐请愿团”和由妓院老板组织的“妓女请愿团”，等等。袁世凯就是依靠这些乌七八糟的丑类，来表示“人们”对帝制的“狂热”。
9月1日，参政院开会讨论请愿团的要求。许多参政本来就是请愿团的策动者发起人，如杨度、孙毓筠、梁士诒、沈云霈、施愚等。他们准备一举手通过帝制，就让袁世凯黄袍加身。可是，当6日开会之际，袁突然派杨士琦代表他到院宣布：“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宜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障碍，本大总统有保全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但是，接着又说：“至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法。”乍一看这个宣言，好像是袁不赞成改行帝制。细细推敲，“词意赞成改革，实已昭然若揭”。＇6＇只是袁不愿以自己指定的一帮参政议决帝制，而要另造一个征求“民意”的机构，给窃国称帝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以此麻痹人民，争取人心。
梁士诒等趋承袁世凯的旨意，收买各请愿团发起人，很快拼凑起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霈（杨士琦的亲信）为会长，张锦芳（张镇芳之弟）和那彦图（蒙古亲王）为副会长，于9月16日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即议决并咨请袁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袁遂于25日一本正经地下令：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袁世凯之所以故作姿态，一定要逼出“民意”来，才肯称帝，除了欺骗和压抑国内人民的一层用心外，更为重要的是向帝国主义各国显示自己得民心，统治稳固，以便取得各国对袁氏王朝的承认。稍后，他的党徒们给各省将军的密电中将这个意图透露出来，该电说：“此次国民代表大会之设，对外之意实较对内之意为重，本局曾经迭电，特别声明。”又说：“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以后，各国驻使以我国采用文明制度，颇示赞成之意，如果各地方监督均能依法运用，以济事实之穷，是对内多一分斡旋，即对外少一层棘手……前日大总统交令谆谆，以法律举办为言，其中具有深意。”＇7＇
原来，袁世凯一边处心积虑地制造民意，一边已秘密地乞求帝国主义各国承认即将出现的新王朝。帝国主义的态度如何，这是他最关心的。因此，他一直亲自掌管外交大权。当时，同盟国德奥一方已表示愿意给予承认，特别是德皇威廉二世，为了争取袁氏倾向同盟国集团，不仅多次表示支持帝制，而且还答应“财政器械给予大力援助”。袁的外交活动，主要是乞求协约国日本、英国的承认。
日本政府的野心极大，并不认为修正后的二十一条是一份厚礼，还要以承认帝制为要挟，索取更多的报酬。所以，日本政府在原则上尽管不时怂恿改行帝制，而始终不肯作出承认的具体许诺。为了获得承认的担保，袁指示曹汝霖和陆宗舆同日本秘密接触，并派日本顾问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