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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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新旧军的比较来看。1905年后，从全国范围说，旧军主要有满八旗、绿营和巡防营三大类。满八旗共二十五镇，号称二十五万，实际仅十八万三千人，分驻于北京、南京、广州、福州、西安、荆州等城市。除驻北京的神机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三营等使用新式枪炮外，大都仍旧使用刀矛弓箭。旗营官兵为世袭制度，生而吃粮，颓废不堪，甚至有的不识弓弩为何物，已腐化为一种专靠俸禄过活的寄生虫。
全国绿营经多次裁减，到1905年仍有四十四万四千人，据记载，“此种兵丁散驻各州县，半皆其土著，平时绝不操练，枪械衣帜率皆霉敝不堪……无论不能应战事，即捕揖盗贼亦难得力，甚有全营空额，并无此兵者”。①
1906年4月，清政府下令各省绿营一律改编为巡防营。巡防营是清末仅次于新军的一支重要武力。它的一部分是1901年以后从绿营中“挑选精壮”陆续编成的，大部分则是由防军和练军改编的。自李鸿章镇压捻军以后，湘淮军等勇营驻防各省要地，称为防军。练军是1901年以前由绿营中“选精壮”编练成的。所以巡防营也可以说是防军和练军之变名。巡防营由各省督抚提镇统率，是地方的军队。如当时广西龙济光和陆荣廷，奉天张锡銮和张作霖，以及张勋等人所统率的巡防营，都是这类军队。巡防营从旧军中脱胎而来，军官多是行伍出身，仍以统带官的姓氏为旗号，但使用新式武器，练洋操。所以算是半旧半新式的军队。
新军（主要指北洋六镇），其阶级本质和旧军没有区别，并且有些步营骑营也如巡防营一样。是由防军或练军改编而成的。用人唯亲和军官吃空额等腐败现象，依然如故。但是总的说来新军较旧军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表面上改变了旧军“兵为将有”的情况，打破了旧军以营官的姓氏为旗号的旧规。其次，各级军官，尤其是中下级军官，大部经过各种武备学堂长期或短期训练，掌握了一些近代军事技能。第三，旧军各营所用武器十分庞杂，既有大刀长矛，也有洋枪洋炮。新军禁止使用刀矛，装备完全近代化。如北洋各镇都装备有近代大炮，除第一镇步兵使用日本制造的麦及枪外，其余五镇都用1888年式毛瑟枪，带刺刀。军服为蓝色（后改为土黄色），仿欧式，标红色徽号。军官在帽沿上加标军阶级别。表面看去整齐划一，与组织涣散、缺乏训练、衣冠不整的旧军比较起来，迥然不同。因此，当朝权贵们一致把新军视为擎天柱石。
需要指出的是：北洋六镇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编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在我国东北发生了日俄战争（1904…1905），北洋处于第一线。清政府命令袁世凯“于奉直边要各地方”，“统筹布置，派兵严防”。②袁即打着保卫“畿疆”的幌子，要户部筹饷，大肆扩军。如1906年，清政府的军费开共三千五百万两，除五百万用于海军外，在三千万陆军军费中，用于北洋六镇及各学堂的约占四分之一。③但是，以“御外侮”为名，动用全国财力建立起来的这支军队，实际上并不是一支国防军，而是一支压迫国内人民的军队，进行内战的军队。这支军队从创立到灭亡，从来没有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放过一枪。相反，它一产生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局势。国内的人民起义或革命，如广宗景廷宾起义、辛亥革命、白朗起义及“二次革命”等，都是被它绞杀的。
注释：
①《大公报》，1904年5月25日。
②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26，页1。
③陆军部编：《中国陆军概况》，1908年。
镇压景廷宾起义
袁世凯北洋虎狼军对中国人民欠下的第一笔血债，便是绞杀景廷宾起义。
为了向帝国主义各国缴纳庚子赔款，清政府命令各省从1902年起每年摊派银子一千八百八十万两，其中直隶分摊八十万两。此外，各州县还要向本地方的外国传教士赔款。这种“地方赔款”全国总计约有二千万两，其中以直隶为最多。这笔庞大的赔款大都以捐税的名目直接加在人民身上。
直隶广大人民惨遭八国联军的蹂躏，本已濒临冻馁的边缘，又被摊派大宗赔款，加上袁世凯为逢迎帝国主义，不断命令各州县加紧催逼，使得民不聊生。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02年3月以景廷宾为首的农民起义。
景廷宾（1861…1902），广宗县东召村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24岁时考中武举，为人慷慨好义。1901年，法国传教士和广宗知县议定地方赔款为京钱二万吊（折合纹银一万多两），强制各村按照地亩摊派。这不仅激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满，也使一般中小地主怨声载道。而且知县又乘机额外多收，从中渔利，更是火上加油。广大人民多次聚众抗议，声称中国人决不纳“洋捐”，并公推景廷宾为总团头，准备武装抵抗。袁世凯接到报告后，大为惊恐。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从来当国家大难以后，威权不振，奸人最易生心，如不迅加扑灭，恐草头英雄纷纷揭竿，内讧外侮一时并起，大局尚堪问乎！”①他立即指派大名镇总兵何永盛、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率领练军驰往广宗镇压。3月3日晨，清军进攻东召村，景廷宾指挥联庄会的农民，奋勇抵抗，给清军很大杀伤。到下午，景廷宾见寡不敌众，便撤出东召村，率领队伍转到钜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宣布起义。
自从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后，中国人民对清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的面目进一步认识清楚了。尤其在清军血洗东召村后，广宗地区广大农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倍增，这样就促使他们提出“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正是这个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使景廷宾的活动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义军迅速扩大，“一倡百应，不期而至者约三四万人”。②骨干是广宗、钜鹿、威县等地联庄会的农民，也有不少义和团加入。不久，起义军转移到广宗件只村。他们袭击清军，围攻威县张家庄教堂，处决法国神父罗泽溥，受到各地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邢台，内邱、新河、南宫、平乡等州县的联庄会纷纷响应，一时都卷入“扫清灭洋”的怒潮中。
景廷宾起义后，中外反动派都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十分惊慌。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催促清政府派兵进剿。西太后命令袁世凯尽快设法扑灭。袁一边宣布将广宗等县“所摊捐款全行豁免”，企图借此使所谓“良民不至附从”，以瓦解起义队伍③；一边又把所谓“疏防”的文武官吏，分别参奏革职，派自己的心腹干将段祺瑞、倪嗣冲等指挥刚刚编成的北洋军步马炮兵二千多人，由保定南下。又从山东调集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由马龙标率领，从德州、济宁一线西进。各路军队大张旗鼓，合围广宗。袁世凯亲自到前线督战。5月8日，在段祺瑞的指挥下，清军包围了件只村，先用大炮轰击，续用步兵冲锋，马队分布左右两翼包抄，很快攻入村内。起义军用大刀长矛英勇阻击，与清军展开激烈的肉搏，许多骨干分子壮烈牺牲。景廷宾见势不敌，带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清军占领件只村后，屠杀老百姓，抢夺牲畜财产，焚烧民房。附近各村庄也同样遭到浩劫。
袁世凯的烧杀政策，不但激起人民的强烈忿恨，就是一些地方官吏也为之愕然，纷纷给朝廷上奏折，或骂他是“民屠”，或参劾他“纵兵扰民”，或要求查办“肆意滥杀”的北洋军官。袁复奏时，曾引用曾国藩屠杀太平军时所说过的一句话——“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来替自己狺狺申辩。袁并对爪牙百般维护，说：“参办将弁，恐士卒寒心，日后遇有调遣，将退缩观望，遗误事机，殊足以损碍军政。”④困此，段祺瑞、倪嗣冲等不仅没受到惩办，而且由于他的奏保，都赏戴花翎，并加“勇”号。
景廷宾从件只村突围后，转移到成安县北漳堡，秘密地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7月，倪嗣冲带领清军赶至。景廷宾在郭家小村与清军激战，弹尽援绝，不幸被捕，被押解到威县处死。袁世凯借镇压景廷宾起义的余势，把《严拿拳匪章程》十一条重新张贴于各州县，想用严刑酷法压服广大人民。但人民并没有屈服，而是前仆后继，不断进行反抗。1903年玉田县农民起义，“旗上大书扫清灭洋保真主”。⑤次年，滋州、元氏、顺德一带有“在元会”，“以'仇教灭洋'为宗旨”，展开活动。⑥1906年，祁口、大沽渔民为抗苛捐杂税，群起捣毁税局，赶跑征税委员，将起暴动。1907年，平山、灵寿、冀州等地掀起反对征收警捐的风潮。总之，在袁世凯统治期间，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从未间断。
注释：
①《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②《中外日报》，1902年5月28日。
③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16，页8。
④同③，页10。
⑤《大公报》，1903年2月22日、23日。
⑥同⑤，1904年10月10日。
创建巡警
1900年以前，除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以外，中国各城市都没有正式的警察，而由驻防军队和衙门中的捕役担任维持“治安”的任务。袁世凯一到直隶，就把“仿照西法编练巡警”作为“新政”的要务之一。1902年5月，他托日本驻华公使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同时派赵秉钧和三浦一起“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在保定创办巡警局，以赵秉均为总办。赵秉均创办了巡警学堂，迅速地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巡警队，分布于保定城厢内外，维护所谓“治安”。不久，清政府命令各省仿照直隶警务章程试办巡警。
1902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并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不得于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又要实行对人民的监督和镇压，袁世凯将其训练的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授以巡警管理各法”，以半数驻天津，成立南段巡警局，派赵秉钧为总办，以另一半分驻塘沽、山海关各处，称北段巡警局，派刘金标为总办。又聘请日本警官伊藤次郎为巡警总局帮办，原田俊三郎为顾问。在原田和伊藤的指导下，赵秉钧在天津“画区域，清户口，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①不久，又组成天津侦探队（后改组扩大为探访局）。又创办天津巡警学堂，1903年底将保定巡警学堂并入，更名为“北洋巡警学堂”，“造就通省巡警官弁”，以三浦为总教习，和泉正藏、中岛比多吉、河崎武、小川胜猪、葛上德五郎、天野健藏等日本警官为教习。此后，袁世凯又命令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后改名“巡警教练所”），在全省建立起警察网，成为镇压人民的工具。巡警到处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侦探队”更是无恶不作。据当时报纸揭露：“北洋侦探因贪功之故，偶有可疑之人，不问平日操业若何，即指为秘密党，拘之于狱。既入狱后，又闻有用刑迫其供认者，生死不明，殊骇人观听。”②
袁世凯并不以控制直隶警政为满足，还不遗余力地夺取北京的警权。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旗饷中断了数月，日本人乔口勇马和川岛流浪速招练巡警，旗人应募者甚多，所以“内城巡警多旗人”。③工巡局成立后，毓朗为总监，由肃亲王善耆直接掌握。满人或汉军旗人充当警官。这些警官，多是日本弘文学院和北京警务学堂的毕业生。北京警务学堂由善耆督办，川岛浪速担任监督。1905年9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用炸弹轰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举朝震惊。袁世凯乘机插手北京警政。他一面推荐赵秉钧偕同天津侦探队长杨以德进京“协助破案”，一面建议设巡警部。10月，巡警部成立。经他保荐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为右侍郎，毓朗为左侍郎。参丞有张元奇、钱能训、吴廷燮。赵秉钧的特务“才干”，超过他的主子袁世凯和徐世昌。他对北京的警政“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④次年1月，他又奏请从天津、保定抽调巡警官兵一千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巡警机构，成立内外城巡警厅，以荣勋、朱启钤为厅丞，把北京的警权完全夺到袁党手中，再加上不久袁世凯入京担任军机大臣，暗中极力扶植赵秉钧，因此使善耆“地位颇危，仅乃能保”。⑤赵秉钧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仅广大人民受其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日常言行都不能逃出他的监察，甚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