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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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家獾比徊桓抑弥焕恚由显揽鋈擞痔岢隽艘惶捉饩錾蕉侍獾陌旆ǎ俾灰踩隙ㄔ衅橇Γ且桓龃砑治侍獾哪苁郑吡Ρ＜鏊缴蕉ァＲ虼耍逭�12月6日发布上谕，命令“毓贤来京陛见”，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次年3月14日实授）。⑤同时，命令武卫右军全部由小站开往山东，仍由袁统率。12月7日，康格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中说：“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可恢复，我们希望如此。”⑥
袁世凯于12月26日率领新建陆军到达济南，开始进行用军事控制山东政治局势的尝试。他确实没有辜负中外主子对他的期望，接任后立即抓住肥城县义和团杀死英国传教士卜鲁克（S。M。Brooks）的事件，作为媚外资本。他派兵前往肥城搜捕团民，押至济南，请英国驻上海副领事“观审”，判处两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三人充军，四个村保受鞭笞之刑，知县也撤职。还命令当地村民交纳赔偿费银九千两，又给卜鲁克建立“纪念碑”，完全满足了帝国主义的蛮横要求。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这样作了袁世凯取信帝国主义的贽礼。从此，袁世凯派兵保护各州县教堂；传教士外出活动，由清兵护送来往。
袁世凯奉帝国主义分子若神明，却把中国人民视为草芥。他胡说“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他认为义和拳之所以能在山东发展，主要是由于毓贤“一味纵容”。⑦因此，他一到济南就派遣防营前往各州县镇压。这时，有一些山东籍京官连续奏劾袁，说他“一意主剿，致滋事端”。清政府也担心他操切从事，“激成大祸”，连下三道上谕，告诫他“不可意气用事，徒恃兵力”。袁接到上谕，认为这是“居心倾排”者所为，于1900年1月13日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为自己的“剿办”政策进行辩护。他诬蔑义和团是“匪类”、“邪教”，说什么义和团不能“举强盛之洋人而灭之”，“就使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因此，他表示“不敢畏避嫌怨，扶徇欺蒙”，对义和团必须痛加“剿办”，并提出“治本治标”两层办法，双管齐下。⑧
所谓“治本”，就是进行“调和民教”的欺骗宣传。他编印了大量白话诗歌告示，四处张贴，广播民间，恣意诋毁义和团。如在《劝谕百姓各安本分勿立邪会歌》中说：“本院抚此土，敬愿广皇仁，嫉恶如所仇，好善如所亲，但论曲与直，不分教与民，民教皆亦子，无不勤拊循。尔皆同乡里，还须免忿争，忿争何所利，仇怨苦相寻，传教载条约，保护有明文，彼此无偏倚，谕旨当敬遵……出示已多次，昏迷应早醒，如再堕昏迷，法网尔自撄，首领惧不保，家产将尽倾，父母老泪枯，兄弟哭失声，作孽自己受，全家共艰辛，扪心清夜思，梦魂惊不惊。从此早回头，还可出火坑，倘能获匪首，指解公庭，并可领赏犒，趁此立功勋。”⑨袁世凯企图通过这种欺骗宣传，孤立义和团，瓦解人民群众的反帝意志，这当然是不能得逞的。因为，袁的谎言无论怎样编造，也无法掩盖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血淋淋的事实。实际上，袁氏所用以对抗义和团的主要办法是“治标”，即“以兵力剿办”，而所谓“治本”的宣传，不过是掩盖其屠杀政策的遮羞布而已。
1900年初，袁世凯派山东督粮道尚其亨和济东泰武临道吉灿升，督同任永清、马金叙、吴长纯等五营清军，到鲁西北各州县，进行野蛮扫荡，逮捕和屠杀团民，拆毁拳厂，命令各村庄长具结，永不习拳。鲁西北各州县本是山东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在著名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被捕就义后，⑩又形成了几支各有数百人的武装队伍，他们英勇地反击清军。但是，由于力量分散，寡不敌众，经过几场悲壮的战斗，受到严重的摧残。义和团首领王玉振、王立言、朱士和、邢殿五等在同清军作战中或壮烈牺牲，或被捕后惨遭杀害。宋怀、戴大木等人虽然还率领少数团民坚持斗争，但已没有力量列阵迎敌，只能在直鲁边界地带“避实击虚”，“往来游击”。大部分团民则都由公开斗争转入秘密活动。山东各州县义和团运动一时进入低潮。＇1＇
袁世凯对义和团的野蛮杀戮，引起山东人民对他的无比憎恶和愤恨，“委巷间时有大骂袁之语者”，＇2＇各地广泛地流传着“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民谣。袁在巡抚衙门的墙外，围上层层铁丝网，深怕人民杀他泄恨，表现了刽子手内心的恐惧。
注释：
①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1157。
②《美国对外关系》，第2卷1902年，页77…84。
③《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七日。
④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1，页9。
⑤《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戊申谕。
⑥同②。
⑦《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⑧同④，卷2，页1。
⑨袁世凯：《劝谕百姓各安本分勿立邪会歌》。
⑩朱红灯，山东泗水县人，1899年9月，他率领义和团在平原县与清军开仗。10月，不幸被捕，12月4日在济南被毓贤杀害。
＇1＇详见《山东义和团档案》，济南、临清、东昌各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2＇《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册，页245。
施展诡计，渡过危机
由于袁世凯的高压政策，山东省义和团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是，当时产生反帝运动的社会条件，即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全国仍是普遍存在着，反抗的火种，随时都可能燃起熊熊的烈火。1900年春夏间，直隶省沧州、河间府、保定府各州县的义和团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并迅速地控制了保定、天津、北京等城市，影响到全国各地，形成反帝运动的新高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
直隶省义和团之所以能够如此迅猛发展，客观上与反动营垒内部的分裂有密切的关系。原来，自戊戌政变后，满族亲贵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及刚毅等人取得西太后的信赖，渐渐形成为一个极端顽固守旧的派别。在俄国公使巴布诺夫的支持下，他们多次图谋废掉光绪，另立新君。由于英国公使窦纳乐支持汉族大官僚刘坤一（两江总督）等坚决反对，使他们的阴谋活动没能得逞。他们只得改变策略，于1899年10月把载漪的儿子溥立为大阿哥（帝位的继承人），以便“徐篡大统”。废立计划受阻，和康、梁逃亡国外后到处鼓吹保皇，使西太后对洋人主子产生了怨恨，盲目排外的情绪在宫廷内蔓延开来，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激昂。封建统治阶级“自强”政策的重心，也由采用“西方富强之术”转回到“以礼教立国”为本上来。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波澜起伏，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景象。
当直隶各州义和团不断粉碎清军围攻，发展到天津、北京时，西太后见“其人不下十数万，自民间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如果贸然镇压，恐“即刻祸起肘腋”，危及自己的生存，便决定采用笼络和欺骗的手段，“因而用之，徐输送挽救”，①以达到其排外灭拳一举两得的目的。因此，她接连发下上谕，假惺惺地称义和团为“忠勇义民”。当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威胁到清廷生存时，西太后又颁发了对帝国主义各国“宣战”的诏令，并命令各省督抚“招团御侮”。
清政府对外“宣战”后，义和团运动的阻力减少了，发展更为猛烈，很快地影响到北方各省以及南方一些州县。据记载：山东省境内拳民“复起响应”。②博平、茌平、清平等县“亦各蜂起”。，“时有数百人聚散靡常”。③青城、海丰、平阴、阳信各县义和团包围县城。德州义和团千余人反击清军，“伤毙官弁勇丁三十余名”。④滨州、蒲台、新城、高苑、监邑等县义和团“竖旗号召，其数逾万”，“省城为之震动”。⑤气势磅礴的反帝运动，使袁世感到“防不胜防”，“棘手万分”。⑥
袁世凯是一个精明的官僚，又加上在北京的高级坐探徐世昌不时向他报告京中的消息，所以他对清政内顽固派得势的事实及时局的奥妙一清二楚。为了向顽固派献媚，早在去年他就连上密折，建议练兵图强，“湔雪国耻”。⑦还曾故意扬言要责打新建陆军一洋员二百军棍，又趁聘请合同期满，将德国教习一律解聘，甚至还表示要与侵占胶州湾的德军决一死战。当西太后对外宣战，袁深知如再一味叫喊剿办义和团。则有丢官的危险，于是，他便迅速变化其狡猾手腕，驱令山东义和团“北上助战”。他指示各府州县官张贴布告说，“真正义和团，现聚在京津，有志效用者，均宜往北功成邀重赏，切勿再停留”。以此表示对西太后“招团御侮”政策的衷心拥护。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受其欺骗而“逗留在本省的”的义和团，则加以“假义和团”、“黑团”、“土匪”等罪名，“立正典刑”，横加诛戮。
当时，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以顽固派“矫诏”为理由，拒绝执行西太后对外“宣战”的命令。刘、张还与帝国主义各国议定东南各省“中外互保”。事实上，这等于对清政府宣告独立。袁世凯暗中向刘坤一等表示“与各督抚同心”，又致电上海英国代总领事华伦（PelhamWarren）说“愿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采一致坚定立场，维持和平”。⑧可是他不愿公开声明参加“中外互保”，唯恐忤逆西太后的旨意。他一面密电荣禄说：“各国又有另立政府之说，使中国自相残杀，无一寸净土，计甚狡。”希望荣禄劝西太后迅速改变内外政策。一面派人与帝国主义各国驻烟台领事谈判，仿照东南“中外互保”办法，与各国达成协议，“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台）暂避”，派清兵保护教堂，“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⑨三天之内，袁就把内地各州县洋人都护送到通商口岸。“教士等之归自中国者，莫不颂述其恩”。⑩
对于袁世凯这这种媚外行径，广大人民无比愤慨。当时曾有人在巡抚衙门前的照壁上画了一幅漫画，画上是一个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拜伏在洋人的屁股后边，把袁氏甘充当洋奴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
袁世凯对西太后责成各督抚勒令教民退教的谕旨，也是阳奉阴违。他一边向西太后报告说：“习教之民，均令反教。”＇1＇一边却指示各州县官：“教民悔教与否，亟应听其自便，勿庸令悉数具结反教，以杜口实，而符约章。”＇2＇
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西太后命令他火速带兵北上应援。当时，他手中的兵力不算少。在血洗义和团的过程中，他把原来山东各地旧军三十四营改编了二十营，称“武卫右军先锋队”，再加武卫右军万人，总共有一万九千六百余人。这本来是他实践其平素宣扬“御侮”的一好时机。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守定李鸿章的真传，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不忘保存个人实力。他像一个吝啬的商人考虑把资本投向何处一样反复地盘算着：清政府抗不过八国联军，最后免不了求和，如若率兵北上，白白得罪洋人，官也做不成了；假若一口拒绝赴援，落个忤旨，罪也不轻。想来想去，他决定派登州总兵夏辛酉率领武卫右军先锋队六营进京，以应付西太后，自己则以“山东防务吃紧，兵力不敷分布”为借口，表示“暂不能北上”。同时，他又通过在京的徐世昌乞求荣禄，使清廷取消了令他北上的命令。他终于得以拥兵济南，坐观成败。
当时，由于盛宣怀建议，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曾联名致电袁世凯，请他乘机率兵进京，以“清君侧”。他不肯得罪顽固派，复电说：“恐中途先败，实难照办。”他在当时各种势力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施展诡计，保护自己，渡过了一个个难关。
注释：
①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87。
②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9，页13。
③《博平县禀》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三日。见《山东义和团档案》，中国社会科学守近代史研究所藏。
④同②，卷6，页5。
⑤《山东通志》，卷17，页3252。
⑥祝：《山左教案二编》，页42。
⑦同②，卷1，页2。
⑧《英国蓝皮书》1901年，第1号，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