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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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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棒抽打被扒光衣服的受刑者,使其遍体鳞伤,血流满面,然后再涂上酒精、食盐水,抹上一层油,贴上白纱布。稍事休息结痂止血后,再来受审。如不招供,就将白纱布一根根、一条条缓缓撕下。这样,布下的碎皮肤和肌肉同时被撕了下来。如此残暴,令人闻之色变。
  毛森讲得津津有味,毛人凤听了都有点毛骨悚然。他沉思一阵,心想,上海还有这么多人在他的那张暗杀名单上,急需动手。眼下要紧的是,手中可用的杀手不够。此人经毛森这样一讲,想必不会比军统那些正规的杀手差过几分。再说,潘琪武过去一直在中枢,不是一线队员,完全是保密局人手紧张,才改做杀手的。过去虽成功执行过几次暗杀任务,但那都是些缺少防范,上不得台面的小人物。
  想到这里,毛人凤满脸堆笑,得意地拍了拍毛森的肩,答应了。
  然而,毛人凤高兴得太早了。潘琪武和李阿宝潜出上海,去了北平后,却从此没了消息。保密局北平潜伏站的那些人半天也没和这两人接上头。再后来,北平那些潜伏特务非但没有完成一件暗杀任务,反而在一年后相继落网,被枪毙了。
上海的黄昏(3)
  毛人凤懊恼不已。这件事在军统内部传为了笑谈,派出去的杀手生死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硬生生人间蒸发了。行动处长叶翔之将这笔账狠狠记在了心底,去台后,为了与毛人凤争权,他向蒋经国告密,称毛人凤工作能力低下,欺骗领袖,根本没有执行总裁的制裁张治中的行动计划。
  1949年5月7日,蒋介石父子乘康泰号军舰抵达上海。面对行将易手的大好河山,蒋介石
悲从中来,怒从心头起,怨尤的人特别多。他召来毛人凤,让他尽速制裁宋庆龄。
  这期间,蒋介石曾问及刺杀张治中的情况。毛人凤急得手心都出了汗,派出去的杀手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情急之下,毛人凤答道:“我们的同志已去了北平。由于共军防范严密,暂时未得手。我已令他们长期潜伏,摸清张治中他们这些人的情况。一俟机会成熟,迅速动手。请总裁放心,过去在北平制裁汉奸张敬尧,也是这样行动的。”
  张敬尧是民国初期的湖南督军。此人失势后,梦想东山再起。抗战爆发前,受日本人的蛊惑与收买,张敬尧秘密去到北平,同日本人接上头,准备做个铁杆汉奸,充当日本人的侵华工具,出任伪华北政权的头目。蒋介石得知后,命戴笠遣派杀手,追踪到北平,于六国饭店内将张敬尧狙毙。此案轰动一时,被军统内部视作经典手笔。
  蒋介石听毛人凤这么一说,心里有了底。他狠狠地说:“过去由于我们杀人太少,对一些反对我们的人没有杀掉,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怕我们。今天只有多杀掉一些,才可以挽回这种不利于我们的局面。”
  “总裁英明。”毛人凤一听,忙信誓旦旦地保证道,“我们军统上下一定精诚团结,不折不扣执行这个重要指示。决不会纵虎归山,留下隐患,危害党国事业。”
  蒋介石盯了毛人凤一眼,突然问道:“你们那名单上还有哪些人在上海,不能再拖了。”
  毛人凤一听,赶紧表白道:“民盟的首恶分子张澜、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史良等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只等总裁一声令下,即可动手。”
  “还等什么?”蒋介石不满地责问道:“这些人一贯与党国为敌,犯上作乱,与共产党眉来眼去,现在已完全倒向了共产党。你们在等什么?我看是越来越不行了。从前,雨农只要一受领任务,便可见分晓,哪像你们现在这样拖来拖去。”
  毛人凤大骇,忙一个劲地检讨道:“卑职失职!卑职失职!不能替总裁分忧……”
  “好了,”蒋介石恨恨地一挥手,“张澜、黄炎培已完全投敌,听说章伯钧、史良这些人去了香港。你们动手要快。不能心慈手软。另外,荣德生与顾毓权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手。最好,能让他们连人带工厂一起撤到台湾去。告诉他们,党国有办法,他们就有办法。”
  蒋介石说完,朝门外挥手做了个退下的姿势。毛人凤表白一番,诺诺而退。
  一场残酷的追杀开始了。
  罗隆基、张澜、史良、黄炎培被软禁;荣德生、顾毓权两大亨绝望地枯坐。
  在公馆里,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回到毛森的公馆,毛人凤情绪跌落到了冰点。毛森见叔叔如此沮丧,知道他又遇到了天大的麻烦。他小心翼翼地问道:“阿叔,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毛人凤叹了口气,“我们越来越不行了。总裁意思,一定要杀他两个。”
  毛森赶紧表白道:“侄儿愿意效犬马之劳。”
  “好,马上扣押张澜、罗隆基、黄炎培。”
  4月23日。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从南京总统府的旗杆顶上被抛落下来,一面火焰般鲜艳的红旗升了上去。白云蓝天。风展红旗。虽然国共的决战,大局已定;而黎明前夕的激战仍在血雨腥风地进行。坚守在军统上海办事处的毛人凤已得到蒋介石密电:“……所有在押共产党员、民主分子、嫌疑犯,包括保释出去的政治犯,一律处置,不给共产党留下活口……”
  电话铃响。毛森请示道:“阿叔,我们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都啥时候了,还要我教你吗?”毛人凤一接听就光火,“别等了,马上逮捕张澜、罗隆基,听候老头子发落。再出意外,我拿你毛森局长是问!”
  搁下电话,他取过一份要立即处决的黑名册,用手指点着细数了开来。上海警备司令部方面,警备司令陈大庆不敢稍有延缓,紧急召开稽查处与警备大队会议。
  陈大庆一脸正色道:“……情势很危急,解放军开始攻打上海,不论成败,我们不能给共产党留下他们需要的人。”
  毛森接口道:“虹桥疗养院的张澜、罗隆基尤其要加紧处置!”
  陈大庆一锤敲定,“马上逮捕!是送台湾,还是就地解决,听候总裁训示。行动!”
  紧急会议一散,三辆军用吉普车鱼贯而出,风驰至上海虹桥疗养院,一些病人与路客见状无不悚然!
  不远处,抓捕人的警车声不时可闻。正在一楼门诊的郑定竹医生不意间从窗户里发现,吉普车上跳下一个身材奇高奇大的黑脸警官,随即从中小吉普车里接踵跳下十几个武装的军警,直扑住院楼。
  郑定竹心下猛地一沉,下意识地站了起来。那黑脸大汉一到住院楼楼口,就命令两名手下:“不准任何人进出!”大汉叫阎锦文,警备三大队大队副,时年三十余。
上海的黄昏(4)
  两军警挺身应命:“是。”进出的病人与医生护士一个个大惊失色!另一队武装军警直趋楼内,在木楼梯上“咚咚”地迅跑,惊吓得楼道中人纷纷避让。
  “抓人?”“抓到医院里来了?”“难道是……”避让的人们不期而然,将紧张的目光不由投向二楼。阎锦文上得二楼,一眼瞄定楼口上的205房号,手枪一指:“一组,抓罗隆基;二组,跟我来——”205的房门被踹开了。
  但闻房内罗隆基的声音:“干什么?你们……”军警的声音:“跟我们走!”阎锦文自己两步来到相邻的206病房,一脚踹开房门。病房里,张澜正坐在椅上看《墨子》,见闯来一个黑脸大汉,瞪着眼,横着枪,凶神恶煞一般,心下顿自一抽,但仍未起身。阎锦文喝令着:“起来,跟我走!”
  “去哪里?”
  “去了你就晓得!”张澜心里明白,蒋介石下手了!他手杖一拄道:“你们凭什么抓人?我张澜犯了哪条国法?”
  阎锦文哪有心思饶舌?!冷冷道:“我们是奉命行事。带走!”张澜眼里燃出火,手杖重重一顿,“无缘无故,无凭无据,就跑到医院里来抓人,你们还有没有国法?”不谅发起火来的老夫子居然有这等气势,莫说手下,就是连阎锦文这名黑脸大汉也暗暗一惊。隔壁房里也传来罗隆基与军警的争辩声。门口虽有军警,还是围聚着一些个胆大的护士、病友,“老先生是病人,你们不能这样。”“要抓也得等看好病嘛!”
  “就是。”
  “……”阎锦文手枪一指,“再闹,连你们也抓走!”围聚的人们哑口了。军警驱喝着,“还不走?!”阎锦文挥手冲下属一拨道:“押走!”
  张澜手杖在地板上又两顿,断然回敬,“我哪里也不去。要杀头,就在这里!”语一出,众人皆愕然。不曾预料的阎锦文也不由得掂量起眼皮下这个老夫子来,“看不出你老还有这倔脾气?老先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请不要为难……”
  这时郑定竹从人丛里挤了出来。军警枪一横喝止,“站住!”郑定竹自我介绍道:“我是这里的医生,叫郑定竹,丁院长去欧洲考察,现在我负责。”
  阎锦文手枪一拨道:“不关你的事。我们在执行公务。给我带走!”
  郑定竹扬臂阻止道:“不能带走。张老先生和隔壁罗先生都是重病人。”
  阎锦文冷笑着,“‘重病人’?是避难人吧!”
  他眼光里的厉气直逼郑定竹。郑定竹是有备而来,将手里的两份病历卡一亮,又道:“我不懂政治,只会看病,这位张老先生患的齿槽脓肿、尿道炎,眼睛不好,还半身不遂。”
  阎锦文抓过来一看,又瞟一眼张澜。此时护士长也挤身进来,扶张澜坐回椅子上。阎锦文抬眼往隔壁一睃,叮问:“隔壁那个什么病?”
  郑定竹又亮出另一份病历卡,“罗先生患的是肺结核、糖尿病。喏,上面都记着。”阎锦文审看着,一时有点拿捏不定。郑定竹攫住时机直言:“就是监牢里的犯人还能保外就医,何况他们两位本就是住院的重病人;你要是带走他俩,他俩就会有生命危险,谁敢负这个责?!”
  张澜气呼呼地说道:“郑医生,我哪里也不去,要杀头,当着大家的面;我不喜欢背地里被人捅刀。”郑定竹不能不被张澜的气度感染,立马回复阎锦文:“这样,我以身家性命担保!”
  阎锦文犯难了。他不得不避开众人,独自来护士办公室电话请示:“……病倒是不假。我怕万一真在看守所死了,上头又要带人去台湾,那我、你局长怕都担待不起呀!……是。”
  他回到205病房时,郑定竹已经写好了一份担保书交给阎锦文:“我的车子、房子、一个老婆、三个孩子,全都押上了。”阎锦文匪夷所思的目光又在郑定竹脸上盘旋了几圈,将担保书揣入衣兜。随即通知郑定竹:“205房的人,并到206房去。”
  阎锦文转过身又厉色交代手下,“从现在起,一组、二组你们二十四小时轮流监视,任何人不得接触里面的人——”
  两组组长着即应命:“是!”
  罗隆基见此情景,不由仰头兴叹,“看来,也只有‘浴火重生’这一条路了!那就快来吧!”
  其实,罗隆基在心中根本没有料到蒋介石会真对自己下毒手。早在1946年10月下旬,人们翘首企盼的所谓南京“第三方面”和谈又失败了,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大都去了上海,只有充当“第三方面”发言人的罗隆基仍然坚守在南京民盟总部应付日常工作。
  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谈判失败,和平无望。美国特使马歇尔于次年1月29日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2日,中共也发表了京沪渝等地的中共人员撤离的声明。周恩来在南京新街口中国交通银行三楼会客室约见了罗隆基,对和谈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了交谈,并委托民盟代为保管京沪渝蓉昆等处的遗留财产。
  当时,罗隆基代表民盟接受委托,并于1947年3月6日在《南京新民报日刊》发表紧急声明:
  “兹以中国共产党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在即,所有遗留在各地之房产物资、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托本同盟全权保管,业于3月5日签订契约,先将南京各种财产造册点数,并请林秉奇律师做证。除分函政府各有机关备查处,特登报声明如上——罗隆基3月6日。”
上海的黄昏(5)
  国共和谈失败,中共代表从南京全部撤回延安,此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一股脑儿对着民盟发泄,说民盟是“奸盟”,说盟员是“奸匪”,说“民盟已经成了中共操纵指使的工具”。
  孙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对民盟恫吓说:“民盟天天打着反对内战的旗号唱高调,实际上是在反政府,不管谁反政府,我们都按处置共产党的办法进行处置。”
  为了彻底搞垮民盟,最终达到取缔解散民盟的目的,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10月初,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以“贩卖毒品”的罪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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