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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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省份的地方及区域掌权者只是表面上服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实则继续维持独立王国运作。接下来数年，投入国民党阵营的许多军阀，又分裂出自立政权。冯玉祥就是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不过，包括冯玉祥在内，没有任何军阀具此强劲实力，掌握全国大权。有实力足够威胁、挑战蒋介石全国领袖地位者，只有中国共产党。
1928年，中国共产党由于在国内已无一处安全落脚之地，转到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年稍早抵达俄京的周恩来，是出席“六大”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年仅三十岁的周恩来在“六大”召开的前一年，可谓饱经忧患，几度死里逃生。1927年4月，上海清共，周恩来几乎丧生；7月间逃往武汉；8月间参与策划南昌暴动，没有成功，随著起义部队退到汕头，染上疟疾；被送到香港，又于12月间潜回上海。
周恩来滞留莫斯科期间，至少曾见过一次蒋经国。他告诉经国，批判蒋介石固然是一件正确的事，但仍不应忘掉随时给他父亲写信。蒋经国在回忆录里提到，6月至8月这段期间，他曾经提笔给父亲写了好几封信，但是没有付邮寄出。王明和莫斯科的一些中共斯大林派分子，并不相信蒋经国，把他当做潜在的敌人。然而，周恩来像斯大林一样，显然认为小蒋日后或许可以派上用场，因此最好留个活路，说不定有朝一日他会和父亲、国民党尽弃前嫌，恢复关系。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内的两个主要领导人是唯斯大林之命是从的李立三和王明。可是中共最重要的活动据点是江西苏区。朱德和毛泽东结合，组成红四军，口号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同时，邓小平也在广西省实行此后年他和毛泽东奉行不渝的原则革命不只必须流血，而且必然不可不流血。
到了193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都承认南京的中华民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散佈在山区的中共只是小问题；但是蒋介石鉴于中共有共产国际撑腰，认为若要巩固国民党政权，一定先得肃清中共势力。
1928年初，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学生自报纸上读到托洛斯基被斯大林赶到土耳其的消息。稍后几个月，蒋经国的导师拉狄克认错，接受斯大林的领导；斯大林宽恕他，拉狄克得以回到莫斯科。这些发展都没有撼动蒋经国对新社会主义世界理想的嚮往。同年夏天，斯大林号召党的干部“消灭富农阶级”。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学生很少听到农村大批斗争富农的消息。经国入校的第二年，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候补党员。
此时东北却发生一项外交危机。1929年1月，少帅张学良邀请两位亲日派高级干部赴宴，藉词必须注射吗啡离席，遣人把这两人击毙，巩固住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大权。4月间，张学良又派军警搜查苏联驻东北的领事馆，暴露莫斯科利用其外交单位及中东铁路，搞颠覆及间谍活动的文件。中东铁路自1896年起依合约，即由中、俄共管，7月间，张学良以国民政府名义接管中东铁路，逐走俄国主管。
苏联政府认为张学良这么做，侵犯其条约权利，也牴触国际法。11月中旬，苏军越过国境，稍做交战，大败张学良部队。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不与列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于是下令张学良撤退。稍后，中、苏达成伯力协议，恢复原先状况。中国共产党温顺地支持苏联动用武力，恢复它在东北经济利益的举动。
中国全境此时普遍动盪不安。由于国际贸易崩溃，中国刚萌芽的丝、烟草、棉花、黄豆之出口生意巨幅衰退。若干农村地区，成千上万老百姓因闹饥荒而饿死。南京政府原本就是由国民党民族主义派、资本家及各色军阀勉强结盟组合，面临艰困情势，更难实现口头上高唱的财政改革和农村改革。世界经济大恐慌产生的政治、心理冲击效应，远比经济效应更为重要。斯大林见到危机当前，认定世界革命高潮更加不稳定，必须加紧自己的内部革命及整肃步伐，在国际政策上（包括对华政策）也必须更加激进——令人觉得讽刺的是，这正是托派的主张。
经济大恐慌因而对全世界左翼、右翼意识形态的勃兴，产生推波助澜作用。这是社会大解体和日常生活大动乱交互作用的乱世。旧体制正在消逝，新危机似乎处处浮现。纳粹主义的怪兽似乎令左翼振振有词可以采取极端立场。纳粹德国萌生征服欧洲的野心；意大利法西斯党人视非洲和巴尔干半岛为禁臠。日本则成为当时时代精神—历史修正论—的沃土。日本右翼国家主义者既痛恨西方列强在亚洲作威作福，又不满美国等地禁止日本移民，遂以白人种族主义作为攻击之目标，也作为本身推动帝国霸业及大和民族兴盛的样板。日本已于1895年佔领台湾，1910年掌控朝鲜。军方开始以俄罗斯及中国为进一步扩张的对象。1930年11月，日本一个极端国家主义派青年，狙杀政策温和的首相。从此之后，日本的政治权力落到激进的帝国主义派手中。
蒋介石也开始更加右倾。当他越发依赖德、意军事顾问、教官和器材设备时，他就越趋右倾。中国此时别无其他外援来源，就和蒋介石早先依靠俄援在意识形态上染上红色一样，他现在自然会偏向新的支持者之观点。蒋介石虽然用不上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教条鼓励效忠领袖、服从国家，却令他大为激赏。此后数年，他利用若干法西斯主义伎俩，试图替国民党建立强大的知性及哲学基础，并提振党员无私无我的理想主义。
蒋经国1930年5月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每一科都是“优等”，自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探究游击战争。他的个人资料档案上，记载他“非常聪明……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毕业之后，蒋经国再度申请准予回国，不过他的第二志愿是申请准予加入红军担任军官。事实上，他申请留在苏联，颇有在军中求发展的期望。 斯大林本人可能认为蒋经国不应出任苏联红军军官，因为这将有损他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声誉，有碍他在未来的用处，因此未准许他如愿从军。
蒋经国在军校唸书，使他体魄强健。可是1930年回到莫斯科时却生了一场大病。这是他在留俄期间，几度重病的一次。这些病毫无疑问与他的糖尿病有关联，又因他大量喝伏特加酒而更加恶化。蒋经国酒量好，还教俄国朋友划拳助兴。
10月间，蒋经国病癒，奉派到莫斯科一个重要工业设施—迪纳摩电厂（Dynamo Electrical P1ant）当见习生。起先，他要担任机械工具操作员，每天八小时以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月薪只有四十五卢布。共产国际要他“亲身体验无产阶级的生活”。他每天清晨七时起床，夜里还要到列宁国际学院研修工程科学至深夜十一时。农村动盪引起食物短缺的现象，此时已蔓延到城里，经国有时候早上没有饭吃，就得上工，然而他善于发挥课堂所学，在电厂里提议做了若干技术改革。五个月之内，薪水加倍。加薪，反映出斯大林突然改变主意，谴责“齐头式的平等”，在工厂内导入论件计酬制，鼓励技术官僚的精英制。依照蒋经国的自述，他全身心投入工作，除了在工厂工作，上学研修之外，他每星期还抽出七个小时，在工厂讲授军事学。
大约在这段时期，蒋经国在列宁国际学院一次会议中批评王明，导致共产国际要他离开莫斯科，到西伯利亚阿尔泰（Altai）一个矿场工作。经国以身体健康为由，向苏联共产党中央申诉，得以取消此一派令。1930年夏天，王明和一批亲斯大林的中山大学毕业生，秘密潜回上海。这批学生号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构成中共党内所谓的斯大林“回国学生派”，此后数年与毛泽东争夺对中国共产党的掌控权。同一时期，蒋介石从与党内政敌斗争的倥傯百忙中抽暇，与宋美龄在上海一处教堂，依基督教仪式再办一次婚礼，并宣誓今后一生谨守基督徒原则。婚礼之后，蒋介石针对江西省“共匪”，发动第一次围剿作战。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指挥官朱德，运用大胆巧妙的游击战术，躲过政府军的攻势。
身在华南的邓小平，获悉张锡媛在上海难产，母子均殞命。他不久即放弃在广西的作战，前往江西山区与其他中共部队会合，此后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支持者，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对抗。1931年4月、7月，毛泽东和朱德又击退蒋介石部队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攻势，虏获数千支武器。
日本驻华及国内军国主义者，也逼促东京当局采取果断行动。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在奉天（沈阳）市郊发动事变，进佔瀋阳；朝鲜境内日军亦跨越国境，进入东北地区。蒋介石认为张学良还不到摊牌的时候，下令把部队退入长城以南。
面临日本入侵，国民党互不相让的各派系暂时捐弃歧见；但是全国各地掀起一片反外情绪，学生亦抗议蒋介石不能坚决抗日。此后十四年，蒋介石在抗日这个议题上，一直处于政治守势，备受抨击。就中共而言，日本入侵反而是连捷的局面。如果蒋介石与日本作战，中共受到的压力就会消除。如果蒋氏退缩不前，势必因拒绝捍卫中国主权，备受抨击。中国共产党既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又责备蒋介石「对世界帝国主义卑躬屈膝”。1931年11月7日，毛泽东正式宣佈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自己出任主席。
日本人佔领东北，虽然多年来就在预期之中，但莫斯科还是起了警惕。现在日本皇军沿著全世界最长的一道大陆边界，与红军对峙。斯大林下令把苏联业已极为庞大的军事经费，巨幅提升，并加快工业化及迁移工厂进入乌拉尔山区的步伐。日本人的动作也让斯大林心中拿定主意，在国内必须流血发动清算，强化备战意志。鉴于远东这一新局势，中国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日本佔领中国东北过后不久，蒋经国突然接到一个讯息——总书记斯大林召见。莫斯科当局并未公佈这次会面的档案，蒋经国以中文、英文叙述他的留苏生活经验的各项记载，也隻字不提这次会面经过。 然而，我们很可以假定，斯大林希望和小蒋谈谈日本佔领东北，对苏联和中国有何影响。他必然也向经国问起他对中国国内各项发展的见解，尤其是国共两党彼此之政治动态关系，以及两党各自内部的权力斗争关系。最后，他很可能也问起，国共是否可能成立抗日联合阵线；蒋经国有朝一日是否愿意回到父亲身边，致力此一抗日救国联合阵线工作。
我们由斯、蒋会面之后紧接著发生的事，隐约判断斯大林曾对蒋经国提出令他大为意外的这些意见。12月初，蒋夫人的二姐宋庆龄在南京拜会蒋介石，讨论国民党抓到的一个叫牛兰（HilaireNaulen）的状况。波兰人牛兰在被捕之前，从上海主持中国共产党的地区支部，也被认为负责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朝鲜、越南和日本各地的共产党之活动。 宋庆龄肯定是替莫斯科出面，提议国民党释放牛兰夫妇，换取蒋经国回到中国。
这倒是恰如其时的接触，因为蒋介石开始思念起滞居异国的儿子。1931年1月25日，六年来的第一次，蒋介石在日记里间接提到经国；他记下：“我年轻时，没有努力学好约束自己，因此上不知孝敬父母，下不知疼爱子女。今既思之，实在遗憾”。11月28日，也就是宋庆龄在南京出现的前几天，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他对经国的感情：“我非常想唸经国，我没有好好照顾他，实在不对。我对此殊觉抱歉”。
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对宋庆龄的提议作答，当他和美龄讨论这件事时，谈论的重点是子嗣问题。他和宋美龄成婚四年；她现在已有三十五岁。她之未能受孕（在她之前的姚冶诚、陈洁如也都未曾生下子嗣），证实了蒋介石失去生育能力。在宋庆龄提议的两个月前，美龄凑巧也跟丈夫提到经国的地位问题，以及是否可能回国。现在美龄力促丈夫接受这个换人之提议。蒋介石不肯，但是对自己的决定颇有天人交战，踌躇之感。
他在1931年12月15、16日两天的日记里分别记下：“自从他前往俄国，我就不再能见到我儿；而（中华）民国目前犹在襁褓”。“天啊，我既未能忠于党国，又未能孝敬母亲、照顾子女，真是惭愧……孙夫人要求我释放牛兰，换取经国回国，可是我宁愿让经国远謫苏联，甚至命丧异域，也不能放走一个罪人换他回来。人是否有后，国家是否受侵凌，都是天命注定，我岂能逆天？我不能违反法令、背叛国家、伤害父母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