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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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健康日坏，加上王昇事件，凸显出有需要确立接班人选了。蒋经国上次住院期间，总统府秘书长成立“八人小组”，以防备总统不能康复或不能执行职务时，可以实施集体领导。蒋经国对这个动作心里不痛快。他的总统任期还有一年，要到1984年5月才届满。
“国民大会”将在3月间投票选举他的接班人——“副总统”。蒋经国心里也明白，自己恐怕活不到1990年。
在1983年底以前，他确定将以本省籍人士为接班人。 现任“副总统‘谢东閔年岁已高，也没有太多可信度。另一方面，蒋经国对台湾省主席李登辉的好印象则与日俱增。李登辉担任省主席期间表现很好，解决许多前任省主席林洋港没有解决的实际问题。譬如地方人士抗争，阻挡了北台湾若干防洪工程计划。李登辉数度到地方上与民众碰面协商，最后说服地方人士接受防洪计划有利乡梓。
李登辉和蒋经国一样，也是技术官僚出身，而且也透著不是有野心抓权的形象。除了李登辉作为政治人物、经理人和领导人的才干之外，在蒋经国个人的意见里，李具备作为台湾当局总统的外表形貌和内在条件。蒋经国想到李登辉身材高大，面带笑容在全世界的形象，就不由得相当满意。
蒋经国正在沉思他的最后抉择之际，有一天早上他读到李登辉在省议会与议员辩论，驳斥“台湾独立”理念的稿子。李登辉向省议会报告说，中国从来没有摒弃台湾，台湾也绝不能忘掉中国。蒋经国非常高兴，当场交代一名高级助理邀请李登辉到几天之后召开的中常会做报告。
蒋经国要他发表简短演讲，“鼓励鼓励”他。李登辉在中常会上就省政做了简短的报告。他坐下后，蒋经国很难得的在这种场合做出评语：“李登辉同志的表现非常好”。会场上大家一听，都晓得李登辉将会是新任副总统，因此是蒋经国的接班人——至少可接任国家元首。
1984年2月，王昇虽然才刚到巴拉圭履新不到几个月，获准由亚松森回台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蒋经国注意到，许多退役的政工人员到机场欢迎这个前任总政战部主任。如果他原先还有点疑念，现在则已经十分确信，把王昇送出台湾，乃是一项正确的决定。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一如往常，在阳明山中山楼召开，但是这次会议意义格外重大。当然一般普遍预料全会将会徵召蒋经国竞选连任“总统”。所不知者是他会提名谁做“副总统”——很可能就会继承他出任“总统”。中常会之外，这是一个大秘密。当蒋经国宣佈谜底是李登辉时，民众和媒体都觉得意外，不过中央委员会议迅速通过此一人选。
李登辉获得提名为副总统后不久，安全局发现他年轻时，在1945至1946年间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或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连那段往事，赶紧把这一令人惊诧的情报报告给蒋经国。蒋经国耸耸肩，“那也没有办法”。 蒋经国必然想起自己年轻时与苏联共产党有更长久的效忠关系。但是强硬派的情报及总政战部型的人士对蒋经国选择李登辉一点也不起劲，尤其听到这个台湾人有一段见不得人的共产党经历这种“戒严法”下的严重罪行，更是十分不痛快。
蒋经国自己的一些家人也不认为接班问题已经解决。他的两个儿子孝武、孝勇，弟弟纬国和宋美龄，现在转移到关切党的主席若不归蒋家人，是否可交给忠心的外省人。他们认为，党主席才是抓住实际大权的关键。这时候，长久被视为可能的接班人孙运璇却中风，此后一直没能康复，重回政坛。蒋经国挑选忠于蒋家的奉化同乡，曾留学哈佛及伦敦政经学院的俞国华（70）岁担任“行政院长”。
2月份的国民党中委全会把中常委扩大，由27人增加为31人，台籍中常委增加为12人，比重为39％。但是蒋经国远比过去更倚重他的亲信，包括老干部及年轻的第三代学人从政官员。他把李焕由高雄召回中央，派任为“教育部长”。这时候，蒋经国在七海官邸设了一张医院型的卧床，大部分公事都在官邸，召集一小批“床边菁英”处理。
蒋方良患了失眠、呼吸急促的毛病，但是比起外观就明显衰弱的丈夫，算是健康多了。上了年岁、体弱多病，反倒使夫妻更加亲密。他们俩人最大的喜悦就是膝下孙儿满堂，大者如友梅，20出头，在艺术上稍有成就；小者如孝勇在1979年生的儿子友常，1978年生的儿子友柏。孝文还是半个废人。孝勇宁愿躲开聚光灯，不愿涉及让他二哥著迷的情报圈子。
孝武在与前妻离异后，聘请年轻的台籍女士蔡惠媚做管家兼子女的英文家教。孝武现在是“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也是“中华棒球协会”理事长，由于台湾少棒队屡创佳绩，棒协理事长的头衔让他享有相当不错的知名度。他仍然爱和电影明星、社会名流廝混，甚至和一些高级情报官员流连声色场合。到了1984年，台北坊间已盛传蒋经国这位烟不离手、酒不离口，可是工作干劲十足的儿子可能会是继承人。反对派人士声称蒋经国预备把权柄交给孝武，孝武此时已负责督导他父亲的侍卫队。可是蒋经国比任何人都更瞭解自家儿子的缺陷，没有任何意愿让孝武担负重要的政治职位。
两个尚未认祖归宗的儿子稳健发展令蒋经国很欣慰，但他依旧没有和他们接触。章孝严身为“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经常就重要政策议题撰写报告供“总统”参考，也处理接待来自美国、加拿大的重要访客。可是不像“外交部”其他司长，章孝严从来没有陪伴贵宾请见“总统”。大约这个时候香港、大陆报章开始出现文章，指出蒋经国有这两个儿子。蒋孝勇两次向父亲查问，蒋经国都否认有这么一回事。然而孝勇以及孝武很快就相信传闻不虚。孝武告诉一个朋友，他相信孝严孝慈为人不错，可是他们在台北，对他母亲永远是件难堪的事。他试图阻扰这两位异母兄长的事业。孝严担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孝武阻止不成。有一次，“中广”访问章孝慈讨论教育问题，蒋孝武召见制作人，警告他以后不得再请那个人上电视台。
蒋经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台北和北京可以进行非正式对话之时，中间人可不少。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已经由中央情报局与退休的克莱恩，一度都想担任两岸密使。蒋经国都没有理会，把这个敏感角色託付给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新加坡基于不希望让主义问题敏感的邻国马来西亚不安，与北京和台北均无外交关系，可是李光耀是唯一可以穿梭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世界领袖。李光耀曾在 1976年5月初次访问北京，与病中的毛泽东短暂见过一面。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新纪元，邓小平亲自到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这个经济发达，政治安定的华人城市国家考察。1980年李光耀第二度访问中国，翌年邓小平派人出访新加坡，亲自考察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80年代初期，中国媒体对新加坡社会、经济纷做有利报导，加上北京高级干部公私言论对新加坡讚誉有加，凸显出邓小平对李光耀治绩的看重。李光耀试图让邓小平及中国其他高级官员瞭解台湾的情势，包括台湾绝大多数人同情“台独”原则，因此中国大陆与台湾在处理统一问题时必须审慎、弹性。 大约在这几年里，李光耀开始到台北做对外不公开的访问，与蒋经国交换意见。
蒋经国与李光耀意气相投，胜过李与邓小平的交谊。李、蒋都反共，但是务实，两人都对中国要结束共产主义抱持长期、审慎的乐观态度。 反之，邓小平要藉改革来保存共产主义。李光耀每次到台北，都和蒋经国单独以好几个小时时间，交换对中国大陆、对两岸议题的看法。蒋经国认为李光耀对这个问题的瞭解，比任何人都更深入。这是蒋经国与外国政府首长惟一的亲密私交。他从来不到机场迎接外国访宾，只有李光耀例外，几度亲自迎接。他也指示秘书，在给李光耀的信中加上表述他亲切恳挚交好的文字。
邓小平至少有一次透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候。 邓小平也对李光耀及其他访宾陈述如何保护各方利益、解决两岸问题的看法。邓小平说，北京绝不派官员或部队到台湾；不干预台湾的政治或人事（意即领导人）问题；统一协定“可以维持一百年”北京绝不会去更动它。
依据邓小平的说法，台湾可以享有“处理外交事务……签发特别护照……发放签证……与其他国家签订一些协定……的特别权利”。两岸关系将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烦我，我也不烦你，各行其是”的性质。邓小平再次排除北京在签订统一协定之前，放弃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但是在统一协定里则未尝不可能把放弃使用武力列入。未来在执行协定上发生争端，则由咨商解决。邓小平强调，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大陆方面没有其他绝对的条件。所有的其他条件、方式，都可以谈判、调整。
这是台湾可以从北京所获致的最有弹性的谈判起点。可是蒋经国不认为他在岛内已经凝聚共识，获得民众支持两岸谈判，而且中国大陆的局势条件也还未充分变化到足以让他展开统一的谈判。李光耀和蒋经国倒是都认为，让大陆与台湾、新加坡的繁荣、开放社会多接触，将可导引中国往类似方向演变。蒋经国对德国《明镜週刊》就说：“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
到了1983年，蒋经国认为，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日渐茁壮强大。如果台湾和大陆能结合，他告诉他的同僚：“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在各种强力理由中，撇开知性及道德上的抉择不说，这个架构必然是个民主的政治架构。
1984年9月26日，邓小平在中国争取统一的长期奋斗中获致一项重大成果——与英国达成《中、英关于香港未来的联合声明》的协议。作为邓小平“一国两制”方案的第一个具体宣示，他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达成协议：香港将在1997年交还给中国治理；解放军将在1997进驻香港。但是此50后年，香港可以继续维持它自己的经济、社会、财政和政治制度。邓小平在会谈中，请撒切尔带话给里根总统，拜託美国协助推动两岸接触。
1984年5月，台湾的反对派人士成立“党外公政会”，揭橥成立正式反对党的目标。国民党内宋楚瑜等改革派，希望反对派能满意具有政党之实，不要急著建构政党的形式。蒋经国在8月间，准许高雄事件四名被告（包括林义雄在内）提前释放，以示当局的温和态度。两位学者撰文说，国民党面临反对运动的好战主张及重大压力，对策就是选择性的镇压、稳定推动体制自由化，加速吸纳台湾人进入体制。 可是统治阶层的保守派外省人却越来越惊慌。7月间，汪希苓与竹联帮帮主陈啟礼会面。据《龙之火》作者卡普兰的说法，汪希苓有个大计划，想把竹联帮培训、整合成为秘密工作的队伍，在香港、美国乃至世界各地活动。刘少康办公室虽然已经解散，对付反国民党的个人及团体的秘密、非法行动并没有停止。
汪希苓和陈啟礼第一次会面是在一位著名电影导演（译者按：白景瑞）的家，这也反映出电影业、情治机关和黑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当天在白景瑞家吃饭的主宾是蒋纬国。汪希苓在初见之后，于8月2日作东邀陈啟礼吃饭，作陪的有“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少将（从大陆时期就追随戴笠的老人），以及陈虎门上校（译者按：情报局副处长）。汪希苓对陈啟礼说，有个叛徒刘宜良写了一本书譭谤总统，破坏“国家形象”，现在这个人又要写另一本书《吴国楨传》。汪希苓说：“必须干掉刘宜良”。陈啟礼当即接受这个任务。
刘宜良曾经答应汪希苓，改写《蒋经国传》部分内容，而且还从“国防部情报局”拿了钱。可是除了少许删略之外，他还是发表了它，现在除了《吴国楨传》之外，他还计划写一本书，谈论孙立人生平。蒋经国在吴传、孙传两本书里都将被描绘成恶棍。 汪希苓对刘宜良已经忍无可忍，认为刘已经投向北京。
9月14日，陈啟礼接受汪希苓饯行之后，前往加州安排暗杀行动。一个月之后，三名竹联帮分子在旧金山市郊大理市刘宅车库，狙杀刘宜良。不料，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电脑，侦录到陈啟礼由加州和台北的“国防部情报局”通了好几次越洋电话。
陈启礼跟实际动手杀害刘宜良的吴敦、董桂森，10月21日回到台北。“国防部情报局”人员在中正机场迎接他们，称赞他们干得好。陈虎门告诉他们，“大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