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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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国的原则，又说：“我们不会让美国人民和台湾的中国人民之间的非官方关系，削弱了我们对此一原则的信守”。蒋经国最感兴趣的，应是里根致函邓小平说到：“我们完全认知到1981年9月30日九点方案的重要意义”。这里的九点方案定下北京对两岸统一的条件。里根说：“美国期待在朝两岸问题和平解决进展的脉络下，很自然的就是台湾对武器的需求降低”。副总统布希70年代中期曾经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主任，倾向于黑格的观点。他在里根这些信发出后，到北京官式访问，传达了相同的修好讯息。
以高华德、赫姆斯以及赛德蒙（Thurmond）为首的保守派参议员，以及里根白宫的多数幕僚，在中国议题等国际问题方面，以黑格意见严重不合。他们在幕后推动里根开革黑格。高华德决定到台湾走一趟。啟程前，他铁定与里根有一席谈话，我们也可以假设六月四日抵达台北的高华德，向蒋经国简报黑格与北京谈判的始末，也请他不用担心——里根不会批准违背《台湾关系法》及对台湾安全承诺的美、中协议。我们倒是明白知道，高华德向蒋经国担保，里根一定会信守承诺，给台湾“某种先进的飞机”。
高华德访问台北不久之后，黑格手下外交官和北京谈判代表，就双边公报草稿达成协议。美国保证对于售予台湾的武器“量与质”设限。声明对台军售将逐渐缩小，“经过一段时间后达到最后的解决”。这份不寻常的文件中，中方不再要求“确定时间”中止美国对台军售，也没许美方把承诺减少对台军售，最后则停止军售，和中方声明“其大政方针是力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说法掛鉤起来。高华德和白宫里亲台湾的保守派，获知这项中、美公报草稿内容时，大为震怒。6月23日，高华德在里根与以及国会议员会晤的场合，痛批黑格在美中谈判走势上，对总统、他本人及其他人都扯谎，没有说老实话。
两天后里根没让黑格有机会替自己辩护，就告知黑格，他会接受送上来的辞呈。1982年6月25日，黑格递出辞呈，指控有人躲在暗处搞“游击战”，破坏他对外交政策的经营管理。 七月九日，28个保守派团体的代表警告里根，如果他同意减少对台军售，将有“非常剧烈的反弹”。里根阵营里的亲台派在1980年大选之后失势，却因此事又佔了上风。里根认为他不能从与中方已讲妥的公报草稿后退，但是为了弥补其影响，他在7月14日批准对蒋经国提出的六项保证，包括美国将信守《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美国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订下终止销售武器的日期，美国不会企图压迫台北和北京谈判。此外，白官宣佈有意多卖F5E战斗机给台湾，数量超过12月间已核准的架数。稍后，美国也同意安排，让台湾提前向西德购买过剩的F104战斗机。
里根最后只略加修改就批准了由黑格起草的中、美公报。李洁明向蒋经国报告中、美协议的最后定稿时，蒋氏反应“非常均衡、理智”。里根私下派高华德传达的承诺和担保，让蒋经国相信，中、美公报对美国之对台军售，不会产生实质差异。
美、中公报8月17日正式公开后，美国政府补充一份澄清声明，里根总统亦在记者会上讲话，声称对台军售减少是与北京承诺和平解决台湾未来地位连结挂钩的协议。两者挂钩是一个重要环节，可是它却是非正式的关键。北京迫于里根的声明，也得澄清立场，因此发表声明强调绝无明示、暗示的连带关系存在。 蒋经国的忍耐、节制策略再度产生效用。除了F5E和F104之外，他晓得台湾最后还会得到新的先进战斗机。事实上，美中八一七公报在美国产生的政治分歧，倒是令台北获益。自从1960年以来，国务院和国家安全会议的领导人，首次高度同情台湾，不过它仍信守美国要对中国开放的承诺。
虽然八一七公报本质上是个负面冲击，民众认为它是对台湾安全的又一个打击，可是岛内民心因而凝聚，“台湾独立”的声音又弱了下去。康宁祥甚至率领党外四名“国会议员”（译者按：这四人行是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三位“立委”、尤清“监察委员”），到华府力争不应限制对台军售。岛内媒体鼓励民众讨论，面临美国最新一波不友善动作，如何才能加强团结、凝聚共识。蒋经国派钱复到华府，担任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代表。另一方面，蒋经国指示参谋总长加快武器研发计划。核子武器显然在优先项目上。美国在台协会官员对国民党当局高阶官员提出警告，反对台湾方面继续研究或实际制造核武器，不过台湾方面矢口否认有任何类似活动。
同一时期，蒋经国也逐渐放宽当局对大陆的姿态，连谈判也似乎可以考虑。“行政院长”孙运璇一番公开谈话似乎就是政治气球。他说，台湾当局对于与北京谈判的立场，就像肯尼迪总统1961年的谈话一样。当时肯尼迪表示：美国绝对不怕谈判，但是也绝对不因害怕而谈判。孙运璇说：统一应该“以全体中国人民的自由意志”为基础，“如果中国大陆与自由中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差距继续缩小，和平统一的条件就会水到渠成”。
下一个月，廖承志又给“同学好友”蒋经国一封信，表示愿意访问台湾，讨论两岸统一的问题。台北方面很坚定地谢绝廖承志来访。蒋经国说，共产党提议两岸对话，是“旧瓶装新酒”。
里根总统在职的第一年，台北又发生一桩命案，让当局顏面无光。1981年5月，在美国已取得永久居留权的卡内基。美侬大学统计学教授陈文成回台探亲。7月1日，警备总部把他带走问话。翌日早晨，他的尸体横陈台湾大学校园内，多处骨折，也有大量内出血现象。美国方面为之大哗。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葛乐士的说法，“有明显证据显示官方涉及”这桩命案。美国国会众议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为此一事件召开听证会。
刘少康办公室在王昇主持下，逐渐插手各方面的重大决策。到了1983年，王升已经养成习惯，召集各部会副首长开会，下达命令，预期这些命令会得到执行。刘少康办公室已经俨然“太上内阁”。 王升自己的话说，刘少康办公室“实质上涉及到每个政策问题”。某些高级官员开始见到其中动机可能十分险恶——准备在蒋经国大去之后接班掌权。这一大群政工人员、情报机关人员的网络，效忠对像除了蒋经国之外，就是王升，使得他可能具备最强大的权力基础，在蒋经国殡天之后接管大权。
后蒋经国时代，恐怕已不是假设性问题。1983年初的蒋经国，已经不良于行，他告诉医生，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但是他不肯坐轮椅，而且他还常常剧烈头痛。他每天到“总统府”个把小时，可是几乎所有的会议都在七海新村召开。
台北的新闻界此时展现出活力、开放的气象，密切猜测接班问题——在蒋介石时代，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孙运璇是个可能人选，可是他已经69岁，身体健康并不太好。观察家经常认为，蒋彦士和王昇在后蒋经国时代的台湾，将扮演重要角色。一般盛传，蒋彦士本身有心担任“行政院长”，王昇则覬覦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一批中常委和“资政”（包括沉昌焕和蒋介石的老朋友张群）采取不寻常的动作，私下见蒋经国，说出他们的关切。他们认为，王昇有心当“国王”。
大约这时候，李洁明认为可能应该邀请王昇到美国参观。理由和30年前邀请蒋经国访美如出一辙。美方希望扩大这位情报沙皇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与瞭解。王昇向蒋经国报告美方邀请他访美，经国问：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做？王昇答说，他也不晓得；并请示，是不是应该婉拒。蒋经国表示不用婉拒，于是王昇公开往访，拜会国会议员及高级官员。王昇回到台北不久，蒋经国在七海新村官邸召见他。蒋经国对这位老同志说：“刘少康办公室似乎已经变成另一个领导系统。有两位中常委来跟我谈起这件事。我关心党内团结，不允许有派系。如果刘少康办公室继续下去，我认为它会发展成为派系”。
可是两星期后蒋经国又召见他，表示要把他调到另一个不出名的单位，担任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王昇大吃一惊。他自认为已经竭尽全力避免制造派系。他在台湾及世界各地拥有一万名门生，可是他声称从来没有结帮成派的念头。王昇敬礼告退，结束了长达45年的一段友情，新任总政战部主任的人选，蒋经国捨专业政工，挑选陆军将领许历农出任。
王昇接下来的言论，让蒋经国益发相信自己没做错。王昇在政战学校发表告别演说，据报导指出，王昇说出：“杀了一个王昇，没有用；因为还有好几千个王昇”，显然指的是政战学校有许许多多毕业学生。王昇在给参谋总长郝柏村的一封信里，自称是“最反共的人”。王昇后来认为他失宠、贬职，是因为蒋经国健康大坏，“偏执、妄想”，加上若干“有影响力人物”的阴谋中伤。但是第一次贬职还不是结局，蒋经国又派孙运璇通知王昇，派他到巴拉圭担任“大使”——恐怕是台湾能派去的最遥远的地方了！
王昇履任前，蒋经国召见他话别。他说，王昇最好“出国做一阵子大使”，否则，“可能成为派系的焦点”。王昇声称，他直率地向蒋经国说：“你应该瞭解我的……别用自己的拳打自己的头”，蒋经国没有理会他的粗鲁无礼，他告诉王昇：“我一度当过东北外交部特派员，对我是一大历练”。他又加了一句颇有玄机、深奥难解的话——“一个人不下游泳池，就永远不会游泳”。
第二十三章
接班人、掮客、兇手
1983年，蒋经国把在华府主持情报工作的海军将领汪希苓调回台北担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刘少康办公室已经解散，它原先肩负的推荐秘密作战的任务，现在显然已落到“国家安全局”身上。“国家安全局”局长汪敬煦即警备总部前任总司令（一般为示区别，称汪敬煦为“大汪”，汪希苓为“小汪”）。竹联帮在“国防部情报局”撑腰下，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徒众数千人的黑道组织。
王昇下台，台湾新闻界胆子为之一壮。警备总部继续查禁、取缔刊物，行政院新闻局和国民党中央文工会则迅速批准新刊物登记。在这种已放鬆、但仍坚决掌控的体系下，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似乎依然坚如磐石。党外人士现在分裂为两派：主流派以康宁祥为首，激进派被称为“新世代”则以高雄事件被告家属、辩护律师以及一些年轻人为主。反对阵营分裂，对当年12月的选举无法协调产生候选人，以致许多选区反对派票源分散，康宁祥本人在台北市竞选蝉联立法委员都意外落选。只有6名党外候选人在温和的党外推荐委员会背书下脱颖当选（1980年有9人当选）；不过以高雄事件被告家属及辩护律师出征的名候选人，则有4人当选。然而，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身份总管选战的蒋彦士，仍可谓赢得大胜。
蒋经国不跟美国人正面对抗的策略似乎也奏效。5月间，他接受德国《明镜週刊》专访时，不肯落入访问记者的圈套去批评美国，坚称台美“还是互相信赖的朋友……天生的盟国”。里根总统私下传达的保证，仍然令他满意。1983年里根政府出人意表，批准出售价值5300万美元的飞弹及其他军火给予台湾。北京的反应也出奇温和；邓小平似乎对中国的对美关系抱持相当乐观看法。9月间，华府和北京宣佈，中国领导人将在1月访问美国，里根则将在4月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白宫亦放宽科技转移到中国的限制。
蒋经国并没有认为这些发展对台湾造成威胁。台湾的高级官员开始公开支持与中国大陆贸易往来的主张，最明显的就是“经济部长”赵耀东、“行政院长”孙运璇私底下也向蒋经国提议，时机已经成熟，台北可以正式准许与中国大陆贸易、旅游往来。蒋经国也认为这么做有利，但是没有采取直接行动。 台北官方政策不变，两岸动态关系却大有进展。北京对台湾商品不课关税，台北官方也睁隻眼闭只眼，台湾对大陆的间接出口，以及由台湾赴大陆旅行都大幅增加。但是在蒋经国看来，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政治上、心理上似乎都起了分水岭的变化，使得各种可能性都颇有机会发展。尽管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仍有些转折、反覆，民主运动似乎已越来越强大，得到民众支持。蒋经国依然认为最好让两岸关系在民间部门继续自发性的发展，再观察事态演进。
蒋经国健康日坏，加上王昇事件，凸显出有需要确立接班人选了。蒋经国上次住院期间，总统府秘书长成立“八人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