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4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美、台恢复“官方关系”的任何动作，也会使得业已在1980年初恢复的美国对台军售益加复杂。卡特政府在1980年已核准将近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卖给台北船舰空防用飞弹、1千托式反坦克飞弹及发射器等“防卫性”武器。可是台湾采购计划的争取重点是先进的美制喷射战斗机。如果要达成此一目标，就必须悄悄进行交涉，而且必须在美、中关系合理平稳的脉络中进行。这一点也是美国驻台北“非官方”代表葛乐士在和国民党当局官员谈话时一再强调的观点。
台北对于自己想买那一种先进或FX型军机，压到美国大选结束才做出决定。里根大胜之后，外交部次长钱复强制台北当局节制，不要对华府新政府有太多要求。 《远东经济评论》週刊请教蒋经国，他对里根政府有什么期望？蒋经国并没有提到里根在竞选期间声称要与台北恢复“官方关系”这件事，只答说：“我们期待台湾关系法受到忠实履行”。
的确，台、美断交瞬即两年，台湾的孤立感已逐渐消散。台北当局继续其强劲、日益弹性的政策，加强与外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关系，必要时亦不惜接受所谓非官方或非外交关系的安排。这些关系数量上大增，在性质上亦开始加深、加广。
台湾的商业前景看好。台北企业界人士越来越乐观，认为中国大陆市场颇有可能开发成台湾机械工具、消费者产品的天然市场。有些人更预见到台湾制零组件和材料将会流入大陆刚出现的“经济特区”。受北京控制的香港《大公报》宣称中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适合与台湾经济互补互利。中国政府对外经贸部宣佈，台湾产品可免关税。两岸透过香港的双边贸易金额虽小，但已在成长中。
同时台北当局在经国许可下，首度发出讯息，准许、甚至希望可以与大陆有某种人民对人民的接触往来。《联合报》报导，台湾的农业计划发展协会理事长宣佈，如果中共想要农业“台湾化”，该会乐意提供助臂，“以改善我们同胞的生活水准”。《联合报》还有一篇文章，引述一位台湾学界人士的话，在海外与大陆出来的人接触，可以有助于开啟他们的心智。同样在这一年，台北当局又大幅放宽规定，准许老百姓自由申请护照。头十个月就有15万人申请护照，许多人前往香港，再转入大陆老家探望。“三不政策”中的两不，迅速受到侵蚀。这项政策上的宁静革命，反映出蒋经国的信念。
1980年两岸间接贸易金额大约3亿美元。在福建省福州、厦门港口码头上，外国观察家经常可以看到堆著台湾制电视机和其他家用电器品的纸箱。警备总部一再警告民众，这种交易行为违法，可是把这些物品直接运送到大陆港口的台湾渔民，根本不予理会。 康宁祥公开指责“三不”成了“僵硬的政策”，“违背台湾人民的利益”。他宣称：“台湾最终的生存，要依赖大陆的善意”。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ary Fund）1980年就把台湾逐出会籍，台湾当局并不担心。台湾外汇存底70亿美元，外债则大约仅只35亿美元。工业研发费用增加约58％。台湾与东南亚、西欧，甚至东方集团之间的贸易亦蒸蒸日上。外国银行纷纷在台北开设分行。台湾的资本家首次在海外大幅投资。由于伊朗与美国冲突，引爆全球第二次石油危机，台湾进口石油成本翻升一倍，可是台湾当局应变有方，立刻提高汽油价格，加速发展核能发电计划。经济繁荣有助于把阶级界限、族群分立（本省、外省之分）消弭。所有阶级的家庭都设法藉由同一策略——工作勤奋、受教育、储蓄来攀升社会阶梯。
台北市长李登辉定期出席“行政院院会”。他担任高级官员已近十年，虽然算不上蒋经国的圈内核心干部，他刻意利用每週两三次见到“总统”的机会，请益市政问题。李登辉得到蒋经国的指点，受惠良多，也藉请益的机会让“总统”注意到他用功任事。有一次，台北市几个学生因市政府过失淹死，蒋经国召见李登辉，强调需要展现痛悔及同情，李登辉立刻赶到死者家去拜访、致哀。
李登辉在美国念过书，通晓英文，学人从政，身材高大，温和有礼，基督徒，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 此外，他个人也和几位反对派领袖友好。 蒋彦士继续提携这位台湾籍后进，认为他是国民党未来的栋樑。 蒋彦士、王昇等人已经开始认真思考继承问题。72岁的蒋经国腿脚一直疼痛不已，晚上难以成眠，经常要服用镇定剂。
谈到下一代领导人，不由得就要提到蒋经国身边一群年轻、留美回国的才俊。1978年台北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刊登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马英九一篇文章。马英九当时在波士顿一家著名法律事务所担任律师。马英九这篇文章探讨共产主义为什么无可避免的必然溃败。他的论点是“共产主义难逃自然法则，迟早会覆亡”。经国读了大有所感。在80年代初期，这还是少有的奇异想法，但是蒋经国早已信服此一观念。马英九也在台北报章上发表若干文章，探讨台湾如何应付与美国断交的局势。1981年9月，蒋经国约见马英九，三个月之后，马英九被延揽出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
1981年11月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也相当平顺，没有传出暴力、作票或骚扰反对派候选人的事情，有些党外领袖对投开票作业的公正表示满意。各地议会799席，国民党赢得77％席次，党外推荐31名候选人，也当选了19位。全省19个县市长，党外当选四席。选举之后，“行政院长”孙运璇大幅更动“内阁”人事，新“阁员”平均年龄比旧“阁员”年轻了9岁。观察家认为新人反映出国民党改革派势力抬头。
台籍人士窜出来亦是一个明显跡象。陈守山成为第一个台湾本省籍的警备总司令由于陈守山是个“半山”，又受王昇提携，其实此一任命案的划时代意义没有那么大。前任警备总司令汪敬煦调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汪敬煦与王昇关系亦十分亲近。
1981年，邓小平加紧向蒋经国示好。北京先停止了纪念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动。7月间，新上台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邀请蒋经国等国民党官员回老家瞧瞧。这还只是起头而已， 9月间，中国大陆发动全面和平攻势，发表中国统一的九条原则，包括台湾可以维持自己的军队，充分自治，不干涉台湾内部事务，甚至可与台湾领导人一起来领导、治理中国本土。北京各种声明开始强调，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共同的历史传承。中共中央还下达指令给溪口的党委，要他们修缮丰镐房，以及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中国大陆也表示愿以优惠价格卖给台湾石油、煤和药物。
邓小平还就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北京单独代表中国在国际舞台出现，可是台湾和香港将享有“相当的外交权处理一些涉外事务”。为了进一步改善气氛，人民解放军还由台海对岸的福建，撤走相当数量的部队。
文字上，台北的“三不”政策还继续存在，但是亲国民党的报纸开始出现文章，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大陆非常不可能“武力犯台”，和平、渐进与中国大陆统一是正确的道路，可以先从通邮、旅游和间接贸易做起。美国布朗大学教授高英茂是个台籍学者，发表一篇类似的文章，被蒋经国约见，听取他进一步阐明观点。在此后数年里蒋、高几度晤谈，蒋经国只问问题，高英茂只好一路说个不停。不过，蒋经国很显然同意高英茂的分析。
里根政府一上台，高华德（Barry Goldwater）、赫姆斯（Jesse Helms）等参议员要求政府批准出售先进战斗机给台湾。行政部门内部为此意见分歧，争论不休。白宫高级幕僚，包括国家安全顾问艾伦（Richard Allen）在内，支持美国对华开放，但是也愿意强化美国对台关系的性质，不惜冒触犯北京的风险。里根竞选期间发表与台北恢复官方关系的声明，就是艾伦所起草的。可是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Haig）跟他的两位前任一样，把巩固对北京战略关系视为最高优先。起先黑格佔上风，白宫原本有意邀台北派代表出席里根总统就职典礼，经黑格力陈，打消邀请。北京在公开场合、私下场合都一再警告，出售FX或其他先进战斗机给台湾，将使中、美之间刚萌芽的战略关系终止。
1981年稍后，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防部研究的结论是，台湾的防务还不需要这类先进的战机。葛乐士本身赞成出售FX战斗机给台湾，继续劝台北当局官员要有耐心。国民党领导阶层内部也就台湾要多坚强、多公开来推动争取FX而产生激辩。夏天时，里根透过一个“非美国人管道”传递私人讯息给蒋经国，向他担保台湾可以得到“某种蒋经国可以接受的先进飞机”。黑格并不晓得有这个讯息，它似乎是由艾伦出的主意。 这个“管道”就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在6月间访问华府，与里根总统促膝密谈，不久即前往台北与蒋经国有一番内容秘而不宣的谈话。 李光耀是美、大陆、台湾三角关系幕后交涉穿针引线的重要人物。接到这个讯息后不久，行政院新闻局 7月15日发表蒋经国“一份非常权威、重要的政策声明”，称誉里根是“有原则、坚强反共的人”，因此台湾在对美关系上应该有耐心，“以最大的耐心与坚毅，一步步地推进”。
10月间，里根在墨西哥坎昆市（Cancun）南北高峰会议见到中国领导人。中国政府重申北京坚决反对对台军售，强调承认北京对台湾享有主权的原则，才是确保台湾安全、维持现状的最佳办法。接下来，北京逼促华府订出明确日期，终止华府对台一切军售。它又升高警告宣称，如果美国销售FX战斗机给台湾，中国将降低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此后一年，黑格得以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他劝服里根总统，基于美国重大战略利益，华府必须尽早解决卡特政府遗留下来的军售问题。黑格给里根呈了一份备忘录，声称由于卡特在处理军售问题时显有不当，以至美中重要战略关系岌岌可危。华府终于宣佈，不会批准出售FX型战斗机给台湾，但是将会批准在台湾生产没那么先进的F5E战斗机。美国驻北京大使恆安（Arthur Hummel）开始与中方交涉对台军售问题的新谅解。
邓小平新纪元在中国大陆迅速揭幕之际，蒋经国也更注意如何把台湾的改革经验推展到中国大陆。至少自从70年代初期起，蒋经国就相信，长期而言，台湾要盼望永续生存，就得作为成功的政治、经济模范。
蒋经国把他的意图告知美方。当年稍早，在李洁明（James R。 Lilley）离开华府到台北接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之前，与蒋经国关系密切的一位著名中国人拜访李洁明。此君显然是替蒋经国传话，提到蒋介石有四点计划。第一点是民主化，包括全面选举。第二点是台湾化，外省人掌权的日子行将结束，本省人必将全面逐步出任要职。第三点是“完成前两点的关键”，也就是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这个目标则需要有更多的基础建设，更重视科技与出口。第四点，也是最震撼的一点，就是“与中国发展工作关系”。
台北欢迎李洁明出任新职。李洁明是由中央情报局退下来的杰出官员，与里根政府关系密切，与副总统布希的交情尤深。 蒋经国不信任国务院型的驻台北代表（不过丁大卫是个例外），反而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或军官出身的美国人关系比较融洽。葛乐士除了官式接见外，从来没见过蒋经国。可是李洁明多次到七海官邸晋见，辟室密谈良久。蒋经国一向友善、节制，在李洁明的印象中，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强势领导人”。
1982年蒋经国因视力减弱，住进“荣民总医院”接受视网膜手术。住院期间他批准让中国大陆代表队到台北参加世界盃女子垒球锦标赛。刘少康办公室建议蒋经国准许北京代表队参赛。王昇和蒋经国一样府，相信逐步开放和大陆接触，对台湾利多于弊。可是北京却出人意表，不肯前来台北参赛。不过“外交部北美司”新任司长告诉李洁明，虽然这次没有接触成功，以后还有机会。这位北美司长不是别人，真是蒋经国的儿子章孝严，他最近才携眷从华府调回台北。
1982年5月，美国与北京的战略利益的优先性，充分呈现在里根分别致邓小平等三人的的信函里。里根的信由黑格的部属啟稿，他在信上重申美国信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