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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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时候也有一股恼人的逆流。华府与一般西方国家越来越透露跡象，想跟毛泽东修好，也不管他的革命行径有多么极端，只因为他已经不再是苏联的盟友。艾奇逊曾经预料中、苏关系会破裂，届时就会替美国与中国之间关系正常化打开大门。为了和中国打交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出“围堵而不孤立”的概念，建议美国应该以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为目标。　地缘政治方面，也出现变化的徵兆。1967年6月，中共试爆氢弹，而且约翰逊政府虽然投入数十万兵力在越南战场，却制压不住越共叛乱。
虽然与中南半岛相关的活动在台湾仍保持在高档，台湾在美国政府里最重要的盟友——中央情报局，开始削减它对蒋经国以中国大陆为目标的行动的慷慨资助。中情局缩减台北站编制员普普额，也取消以大陆为目标的若干联合计划。中情局甚至出售它拥有的民航空运公司，也取消了特殊的低空侦察飞行任务，后者多年来一直对中共防空设施进行侦测和绘图。台北站站长通知蒋经国，这些特殊装备的侦察机即将撤走，通常很冷静的经国冒火了。中情局站长解释说，美国新的人造卫星侦测功能高明，才使得这项活动没有必要继续下去，可是经国认定美国主要是为了中止对中共的挑衅。　为了表示他的不悦，经国一连好几个月拒绝跟台北站站长见面或谈话，也关闭了联合作业室。
不过，若干中情局和台湾的情报作业，如U2高空侦察飞行、通讯拦截等项目依旧照样进行。双方甚至开始一项新的合作项目——以跨地平线雷达站监测中共发射飞弹。不过，趋势已经明显：美国和台湾的情报机关“彼此开始提防大过合作”。中情局台北站注意到，台北当局高层官员对他们的世界地位“有某种不舒适的感觉”。
蒋经国正在发表演说
美国悄悄抽身的跡象上升，蒋介石依然偶尔对来访的美国代表大谈美国应支持他“反攻大陆”。可是经国说服他父亲对美国人表示，虽然反攻大陆仍得三分靠军事，现在明显是政治手段优先，展开七分“政治反攻”之后“可能才需要若干军事行动来清理残局”。经国批准一项“强化敌后作战方案”，明白摒弃“反攻”，原因是国际局势不利“反攻”，也因为反攻大陆反而会让共产党人团结。这个方案要求以政治战、心理战优先，期待以台湾的经济、文化及其他成绩影响中国大陆的政治事务。当时，这套构想听来相当遥不可及，可是到了80年代可就实现了。
到了1968年，经国晓得他期盼与美国建立紧密战略伙伴关系的希望要落空了。在越共发动春节大攻势，罗伯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恩相继遇刺之后，美国陷于沉郁局面，反战、反军方的浪潮相当强烈。11月1日，约翰逊总统停止轰炸北越。4天之后，尼克松当选总统。尼克松长久以来是国民党好朋友，可是一年前已宣称，世界不能把中国摒弃在国际社会之外。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地位也持续下滑。
1968年夏天，中、苏关系恶化导致苏联情报单位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对蒋经国投出有趣的试探球。毛泽东认定，美、苏签署反核子扩散条约，以及莫斯科侵入捷克，乃是苏联未来可能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的前兆。周恩来称苏联入侵捷克是“最公然无耻、典型的法西斯强权政治的样板”。苏联红军急调好几师兵力驻防中、苏边境，其中还包括火箭部队，配置核子弹头的地对地飞弹。
苏联入侵捷克的2个月之后，《伦敦晚星报》驻莫斯科特派员，苏联籍的维多？路易（Victor　Louis）（又名维他利？叶夫金尼耶维奇Vitaly　Yevgeniyenich）向台湾当局驻东京“大使馆”新闻组官员接触。路易表示，他希望到台湾访问。台湾情报机关立刻、而且毫无疑问正确地认定，路易是KGB特务。蒋经国不晓得莫斯科葫芦里装什么药，但是这个要求又相当诱人，不好弃之不理。他同意准许路易来访，并要他的好朋友，已经担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魏景蒙作为接待的窗口。他在此时没有告诉美国人路易即将来访——这乃是国民党当局与苏联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接触。
路易抵达台北，与魏景蒙多次会谈。他说，由于北京政府对苏联敌意深重，莫斯科有意与蒋介石修睦。他建议，双方可互在对方设立贸易代表处做为开端。接下来，路易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说法：现在是国民党当局“光复大陆”的最佳时机，而关键就在苏联中立与否。他说，莫斯科将视国民党军队攻打大陆是内战，只要台北能让苏联相信，一旦重掌大陆，它不会让美国在中国设立基地就行。
路易旋即由中国内战、苏联保持中立的说法更进一步，表示由于毛泽东对双方都是威胁，双方应研究如何合作，推翻毛泽东。魏景蒙按照蒋经国的指示告诉路易，苏联若能废止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可以有助于台北调整思想”。同时国民党当局乐意讨论双方有什么合作范围，譬如苏联供应弹药、军事设施及情报等等。魏景蒙表示，如果国民党军队对大陆发动进攻，苏联能帮忙的就是在新疆省中、苏边界制造另一场危机。至于美国驻华基地这个问题，蒋经国指示魏景蒙答覆说：国民党当局将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蒋经国其实非常怀疑。他怀疑路易衔命来访，是苏联对北京搞心理战的一记招数。不过，照局势发展来看，中、苏危机会导致大规模军事冲突，倒是比以往更可以说得通。苏联肯支持国民党对付中国共产党，这个构想很自然会让经国怦然心动。他这一生里有好几次相信这种事有可能发生。他授权魏景蒙表示，推翻毛泽东之后，可以把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划为中苏合作特别区——这个构想他在1946年1月曾经向斯大林提过，只是没有下文。魏景蒙也向路易强调，双方之间的重大问题，必须由“最高当局”决定。
经国同意路易以外国记者身份来见他。10月29日，宾主以苏语交谈，经国绝大部分时间谈论苏联的情况。　但是他倒是向路易提起，一旦国民党当局“光复大陆”，可以“考虑对美关系”，暗示有可能重新考虑对美关系。虽然经国对苏联派密使来接触相当持疑，他已预备好要这么说，因为情势很明显，台湾、美国之间要发展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他指示魏景蒙应该与路易继续在欧洲保持联繫。路易离开台北的次日，经国不经意地告诉美国大使馆代办丁大卫，他最近刚见过“由《伦敦晚星报》来的记者，此人俄语说得很好”。中情局台北站非常懊恼，经国竟然没有先跟他们透露路易到访。
路易到了香港，向《华盛顿邮报》记者提到他刚到台北采访。这一来全世界都晓得，引起各方臆测——毫无疑问，苏联本意就是要让各方猜测。北京痛斥“苏修已堕落到要利用蒋帮政治殭尸”。台北媒体则形容中、苏边境事件是“中共侵略苏联”。1969年国民党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宣称毛泽东制造中、苏边境危机，旨在转移各方对中共内部问题严重的注意力。台湾方面停止以词语谩骂苏联，名称具有反苏意味的若十政治团体，接到命令改名。台北的媒体和官方谈话开始用“反毛”一词代替“反共”11月26日，北京向华府提议，翌年2月在华沙恢复会谈。
此后三年，魏景蒙六度出国与路易会晤。90年代中期，蒋经国的助理说，魏景蒙在政治上很天真，夸大了路、魏对话的重要性。但是1969年，中、苏军队的确在新疆及东北边境交火、廝杀。经国认为值得维持路、魏对话。莫斯科增调部队到边境，也向美国试探，如果苏联攻击中共在新疆省罗布泊的核子设施，美国会有什么反应。苏联亦传阅一份秘密文件给东欧盟国，讨论针对中共发动先下手为强攻击的构想。就跟派出路易接触经国一样，毫无疑问这一招也是向北京示警。
两大共产党国家战云密佈之际，尼克松总统阐释他的“关岛宣言”。他在关岛发表的这篇声明，强调美国会支持她在东亚的盟国及友邦，抵抗共产党作乱，但是这些国家必须承担起保卫自己安全的主要责任；换言之，不要指望美国派兵参战。不久之后，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明显地开始采取一些“小步骤”来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就现实而言，尼、基两人视与北京修好是地缘政治上的大动作，可以改变全球均势，也有助于越战达成和平，是政治上能接受的结局。尼克松政府取消七类美国公民不准到中国旅行的禁令。是年秋天，尼克松在联合国发表演说，表明美国希望与北京对话，就像她和苏联政府一样能商量讨论。12月，华府准许美国公司可以跟中国进行“非战略性质”商品的贸易往来。最具有象徵意义的是，第七舰队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弋。
国民党内许多强硬派人士认为，在台北当局越来越孤立之下，国民党更得加紧掌控。他们认为如果当局对要求民权的声音，即使有最小的让步，国民党的外省籍人士很快就会交出大权及特权，甚至中国统一这个基本的政治承诺也保不住。但是在蒋经国为首的改革派来看，世局发展多艰，台湾内部情况变化，更需要渐进，有控制的扩大政治参与。
为了推动改革，蒋经国安排李焕出任中国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以张宝树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蒋经国、张宝树、李焕采取一项非常重要的长期目标——国民党必须成为“全民的、民主的”政治组织，即使最后会由台湾本省人主导，也势在必行。这一个漫长的改革进程涉及到吸纳更多台湾人进入国民党领导阶层，同时审慎、小心地培养与控制温和的在野势力的成长。
在李焕督导下，国民党迅速调整县、市级党部的人事。过去几乎全由外省人担当的主委，在一年内，换上13的本省人出任，还有很多本省人进入中央党部任职。全省举办了一次乾净的县、市级选举，省议会71席议员，国民党赢得61席；15个县长席次，国民党候选人当选了14席。可是党外人士赢得了高雄、台中和新竹的市长。反对派的本省人（包括国民党派任的台北市长高玉树）现在掌控了台湾四大都市的三个，代表“党外”势力普受都会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台湾人的支持（译者按：当时新竹、嘉义两市都还没有升格为省辖市，此地作者说新竹市长是党外，显然有误）。私底下这些新当选的党外市长痛批国民党掌控一切的制度，可是一就职他们就专注行政管理与建设开发，以及培养本身势力。　不论他们多么仇恨国民党，他们还是按照国民党的规则玩游戏。
蒋经国在60年代中期及末期，开始延揽新时代的未来领袖——在台湾受教育，再留外深造回台的青年才俊，大部分具有美国学位。蒋彦士、孙运璿等官员构成台湾第二代技术官僚，将在事业上一展鸿图，第三代的归台学人担任“政府”公职，不仅参与经济事务，也越来越介入政治策略的咨商。这些年轻的外省籍青年才俊在离开大陆，以难童身份逃到台湾时，只有4至12岁。他们在台湾读完中学、大学，与本省人为邻居兼朋友一起长大，因此得到比较自由派的观感。这些人里面就有经国的两个双胞胎儿子孝严、孝慈，以及耶鲁大学博士钱复。钱复在60年代末期以34岁之龄担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也曾担任过陈诚和蒋经国的英文秘书。这一群人当中还有一位生在大陆、长在台湾的本省人连战，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1969年6月，蒋经国终于承担起全面管理政府的正式领导角色。蒋介石提名他为“行政院副院长”7月，他兼任“国际经济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财经会报召集人。蒋经国对提到经合会和财经会报的议题，仔细听取简报，同时反映出他一向的领导作风，与台湾企业界及外国投资人进行一系列会谈，听取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建言。企业界疾呼简化行政手续，譬如光是进口车就得盖上100个印章。经国答应了！他先发动肃贪运动，准许“司法行政部”年轻的检察官放手追查涉嫌贪污的党、政高级官员。当时最轰动的一件大案是“香蕉案”，导致与宋美龄家族有关系的中央银行总裁（译者按：即徐柏园）去职。
蒋经国在任“行政院长”期间
经济发展平顺，显然没有必要有所更张。1969年的经济成长率是10％。自从1952年以来，台湾经济已经扩张了10倍。台湾每个学童现在都享有九年义务教育，农村越来越富裕，中产阶级也在受到良好教育后快速成长，他们从市场上丰富的消费产品中喜孜孜地采购心爱的商品。
然而，经国在家庭计划这个议题上倒与技术官僚意见相左。李国鼎等高阶经济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