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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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本省人开始在“政府”及国民党内受到重用，蒋经国拔擢台籍人士徐庆钟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徐氏回过头来提拔他一位台籍学生、农业专家李登辉。李登辉成为学界、官场一个非正式组织“农经派”成员。60年代农经派的主干人物是台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一位拥有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博士学历的浙江老乡。
蒋彦士由美国回台后，在农复会里晋陞极快。50年代初期蒋介石指示高级助理，要注意物色青年才俊，提供给经国储才养士。有一天蒋彦士突然奉召晋见蒋介石，稍后即接到经国的电话，又隔不久，经国就来拜访他。 蒋彦士在1961年升任农复会委员。多年下来，他与蒋经国发展出深厚的公私情谊。外界谣传，他们俩交情好原因之一是，蒋彦士也喜欢夜里出游，与女人廝混。
蒋彦士官位上升，也提拔李登辉。蒋彦士和台湾岛内都不知道李登辉还在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唸书时，曾秘密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
根据有些报导的说法，李登辉成为中共党员或候补党员。但是他不久就得到结论：共产主义与他的基督徒信仰有太多冲突，因此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前就正式向他所属小组申请退党。在二二八事变当中，知道李登辉加入中共外围的人，不是被杀就是逃到大陆，李登辉的身份没有曝光。1965年，李登辉得到洛克斐勒奖学金到康乃尔大学唸书。蒋彦士把李的博士论文《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动》介绍给蒋经国注意。虽然这篇论文题目不动人，但经国显然对内容相当欣赏。李登辉1969年回到台北，被派任为农复会农村经济组组长。1970年，在蒋彦士和徐庆钟促请下，李登辉加入国民党。李遂和经国一样，先为中共党员或候补党员，然后再加入国民党（蒋经国则是恢复国民党党籍）。
台北的经济技术官僚和国际开发总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合作，拟订一套19项基本改革方案，加快经济发展，把台湾推动到可以不再需要美援的地步。许多国民党元老依然矢口歌颂公营事业，不喜欢私人资本（包括日本与美国来台投资在内），也强烈反对改革。 经国虽然倾向支持公营事业，却没有介入此一政策辩论。陈诚及主要的经济规划官员都大力推动改革计划，蒋介石立即表态支持他们。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资料，50年代末期起，北京好几次透过种种秘密管道企图与台北领导人接触。1937年陪蒋经国坐火车横跨西伯利亚的康生，在中共党内声势上升，他和邓小平可能是发送讯息的人士之一。中共表示，中国统一之后蒋介石可以居荣誉职，台湾可以自治，也将大赦“战犯”。虽然北京送出秋波，但没有得到台北回应，经国也不曾向克莱恩透露北京派人传话、接触。美方与北京有自己的双边接触，经国也希望维持一条秘密管道，以备他日再发生类似1958年金门危机事件时可以派上用场。
尽管有秘密管道互通款曲，蒋经国手下情报单位对大陆局势的评估，依然非常政治化。例如，蒋经国的分析人员就没有察觉到中、苏关系之间快速的动态变化。在1961年他们依然坚称北京、莫斯科交恶是要让自由世界失去提防意识的奸计。不过，经国本人对底下分析人员提出来带有宣传意味的情报起了疑心。为了取得比较平衡的观点，他在“国防部”内成立一个特别单位，聘请文职学者担任研究分析人员。后来这个单位演变成独立的智库“国际关系研究所”，逐渐由留美回国学人主导（译者按，国际关系研究所60年代末期由“立法委员”仲肇湘主持，后由吴俊才接棒，与政治大学合作，改组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迁至木栅现址迄今）。
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与经国合作的秘密情报作业，还是在通讯拦截及空中侦察这两方面最成功，两者都由美方紧密控制。从1958年起由国民党军队飞行员驾驶的U2间谍机，就中国快速发展的核子武器及飞弹计划，提供了非常独到的情报。国民党军队U2侦察机多年来共有三架遭大陆击落，第一架被击落发生在1962年8月。国民党军队高阶飞行员不满中央情报局掌控住U2的勤务，但台、美继续维持此一分工方式。由于这是以台湾为基地进行的秘密活动最成功的两个项目之一，中央情报局根本不愿放弃U2的掌控权。
吁求民主的声音并不只限于台湾人，50年代有个外省人雷震让国民党非常头痛。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主张“军队国家化”、开放地方自治、实施“内阁制”等等改革措施。支持蒋介石的保守派人士开始怀疑陈诚秘密鼓动雷震等知识分子，以增加自己的接班机会。经国和他父亲宽容雷震的批评，一则是为了表示开放，一则是因为《自由中国》与留居美国的著名学人胡适有关系（译者按，胡适之掛名《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照出版法，杂志文章责任要由发行人负责）。此外，雷震坚定的反共立场，主张一个中国，也使“政府”很难镇压他。雷震主张只有透过和平方式意——即把台湾转化为繁荣的民主楷模，才是“光复大陆”的不二法门。就知性上而言，这个论点可能让经国心有慼慼焉，因为日后他本人就采行这个方式。
雷震后来由理论、知性的论述转向组织工作，就游走在许可的边缘。1960年他开始计划筹组新党“中国民主党”。成立有竞争力的政党，就是对政权的直接挑战。但是国民党内现在对于如何回应意见分歧。“副总统”陈诚，更重要的是他身边的人，希望在本省人当中建立支持的基础，主张宽容。陈诚公开声明，反对党只要不是“军阀、地痞、流氓的政党”就可以成立，让政治观察家吓了一跳。这番话被解读成——雷震得到绿灯，可以通行。
蒋经国则采取强硬立场，反对雷震组党。他跟若干美国观察家有同感，认为“如果一个有效的政治反对党可以成立，它无可避免会变成一个台湾人的组织，把国民党勾画成是外省人主导的政党……在乾净的选举中，国民党几乎注定必败无疑”。 南韩强人李承晚1960年在一次选举舞弊后遭到主张民主运动的学生推翻，使得蒋介石父子对于让任何反对势力在台湾抬头，戒心很高。可是美国的政策走向也让他们极为关切。杜勒斯1958年10月底对蒋介石的一席话，其跡象年复一年更加明显——美国不分共和党、民主党，基于美国的利益和理想，都倾向“两个中国”政策。同一时期，冷战已经转为争取第三世界民心向背的斗争，美国开始对本身及盟国的人权也持较高标准。1960年秋天，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强调美国的道德领导。经国和他父亲认为，一旦反对党在台湾出现，美国人会全力推动它的发展。最好的办法是别让这只毒蛇猛兽进来，但是得留个印象：来日不见得没有机会。
陈诚针对反对党发表温和谈话后不久，台湾安全单位就奉蒋经国核准，镇压“中国民主党”。透过威胁利诱手段，新党一名领袖出国，两名领袖遭到不明人士殴打，还有若干人营业执照被吊销。9月间，安全单位逮捕雷震及一位助手。陈诚由报上获知雷震被捕。
雷震以涉及共党阴谋推翻蒋介石的罪名，被军事法庭判处10年有期徒刑。艾森豪政府起先对雷震案大为光火。国务院电报打到台北给庄莱德大使，关切雷案是“具有政治动机”，“台湾当局任何冻结政治现状的政策，将与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目标——朝向负责任的代议政府努力，俾能吸引台湾人民更加支持，避免直接产生冲突”。这份电报甚至建议：“提出美国对导致李承晚垮台事件的态度…或许可以间接表示，美国希望台湾当局不要犯下同样的致命错误”。
庄莱德立刻建请华府当局不可造次。他回报说，由于雷震坚定要筹组反对党，蒋经国的确力主逮捕雷震。庄莱德说，华府可以十拿九稳不必猜测，因为蒋介石父子铁定会采取他们认为的一切必要方法来“维繫政治控制，包括运用武力”。他认为，美国若是试图改变情况，一定没有用，因为蒋氏“已预备好抗拒美国的干预”。庄莱德宣称，美国若想在台湾推动超越蒋家父子认为明智的民主改革，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并举出自由选举会使国民党败选这个严峻事实。他又举出一个颇有争辩余地的结论——他提出警告，由于“台湾人大多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若是美国坚持开放民主，国民党垮台，就会引起局势不安定，“对美国利益是个大灾害”。华府自此不再就雷案对蒋介石父子有进一步的施压。
到了肯尼迪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时，中国实施大跃进政策酿出大乱的相关消息频频传出。每人平均稻谷量由1958年的205公斤，骤降至1961年的154公斤。农村地区，包括蒋介石老家溪口，到处可以看到肚子胀肿的人。不久，难民成千上万由广东涌进香港。
自从1949年以来，这是第一次“反攻大陆”的希望乍现曙光！但是蒋介石跟过去一样，除非中国大陆内部接近崩溃或爆发内战，他不愿孤注一掷，采取大动作。1961和1962年大陆状况并未符合这些条件。但是鉴于大陆经济大乱、难民大量逃出、中印（度）争端上升，北京与莫斯科交恶也不再是秘密，蒋介石必须表现已经按捺不住、要发动“反攻”的姿势。他的领导地位、国民党的统治、美国强大的亲国府游说团体，在逼得他必须表态。何况，通常蒋介石疾言厉色要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都会导致美国多给些军事设备来安抚盟友的效果。
因此蒋介石在年1961初指示经国，开始秘密规划突袭中国大陆。 参谋总长彭孟缉提出两套“剧本”：一是由缅甸“反攻”进去，一是直接跨越台湾海峡进攻。蒋介石比较偏向由缅甸出兵的方案。 过去两年，经国奉父亲命令，业已运送数千名精锐的特种部队士兵进入缅甸北部地区。这支精锐雄师1953与1954年“撤离”之后留在缅甸的5500多名游击队及其眷属会合。两军会合后，开始跨越边境进入中国，对中国进行新的试探性突击。1961年1月初，经国派出国防部参二情报次长赖名汤到缅甸视察“反攻”的前景。
仰光和北京对于这些国民党游击部队在得到生力军支援后的骚扰动作烦不胜烦，双方成立秘密协议，联合针对国民党在孟八寮（Mong Pu Liao）的基地发动作战。孟八寮是民航公司飞机由台湾起飞、取道泰国进来的主要起降基地。缅甸及解放军部队发动攻击，佔领此一基地，国民党军队退入老挝。缅甸军在佔领的基地发现有美国最近出厂的武器，还有五吨美制弹药。（肯尼迪总统的）国务卿鲁斯克大为震怒，台北1953、1954年曾明确保证会与滇缅边区游击队切断一切关系，现在已经违背此一保证。鲁斯克训令庄莱德“大使”以罕见的严厉词句指责蒋介石行动“鲁莽”，并要求所有的国民党军队完全撤离此一地区。庄莱德没有直接去见蒋介石表达华府的立场，他另透过克莱恩请蒋经国代为转达。国务院替白宫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它指出美国不宜针对这个议题，或其他议题，对蒋介石施加重压，因为“台湾在我们围堵中国共产党扩张主义压力的战略作为上，扮演极重要角色”；这些战略作为包括“由台湾出发或在台湾岛上进行的各种情报作业，它们要靠台湾当局的合作”。
不过，在华府强烈反应及部队在缅甸失利的情势下，蒋家父子只能再次同意撤出军队。4月间，台湾宣佈已撤回4200人，但是不承认对滞留在老挝以及缅北山区的6000名游击队和眷属有任何责任。不到几个月，据报导中央情报局开始僱用这些国民党宣称管不到的孤军担任佣兵，在老挝西北部替美国的秘密活动效命。
蒋经国的部队由缅甸撤回的同一个月，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猪湾事件惨败，凸显出认为流亡部队小规模兵力反攻，就会掀起大众高擎义帜起来反抗强大的共产党政权，有多么愚蠢。蒋介石父子晓得，肯尼迪入主白宫，可比艾森豪政府更会排斥反攻大陆的念头。可是1961年6月，中央情报局台北站报告，蒋介石又在规划跨越台湾海峡的反攻计划。蒋经国告知克莱恩，台北将在8月1日开始动员，定于1962年1或2月发动作战。蒋经国告诉克莱恩，蒋介石已经向三军总司令说明，不能期待美方在计划「反攻」之前就来支持，“但是一旦国民党军队在大陆任何地方建立桥头堡，美国人一定就会提供一切必要援助”。
克莱恩在呈报给华府当局的报告中，并没有表达出怀疑蒋介石会放手一搏，赌定了美国一定伸出援手的鲁莽。一旦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失败，中共进击台湾，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