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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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甘英所到的地方是波斯湾，但波斯湾即令有再大的顺风，三个月也到不了罗马。所以该地方可能是巴勒斯坦，果真如此，那就证明首英的报告不可靠。他到巴勒斯坦之时，正是基督教使徒圣保罗向罗马出发之时。巴勒斯坦和罗马之间，交通频繁。甘英不应该躲在旅馆里只听船夫一面之词，连码头都不去一下。否则码头上的繁荣忙碌，会证明往返便利。班超显然选错了人，如果是班超本人，或另一位部将田虑，说不定当时世界上东西两大帝国，从此直接接触。文化的交流，用不着再等漫长的一千七百年之后的十八世纪。
六 羌战
当中国把匈奴汗国终于征服，又在西域（新疆）恢复主权的时候，散居中国西部边界内外的羌民族各部落，于本世纪（一）中叶之后，却跟东汉政府之间，爆发战争。
羌民族与汉民族是两个血统和两种文化的民族。羌民族以游牧为主，跟匈奴民族非常接近，跟务农的汉民族在生活方式上格格不入。但羌民族比匈奴民族落后，分为千百以上的大小部落，散布在黄河上游和渭水上游。从来不知道互相团结，只知道互相仇杀，所以始终不能集结像匈奴那样“大的力量，更谈不到建立国家组织。
纪元前二世纪八十年代时，中国向西南夷开拓疆土，在白马国（甘肃西和）设立武都郡。又在匈奴汗国河西走廊故地上设立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于是产生两种情况：一、中国势力像一把利刃一样插在匈奴汗国和羌民族之间，把他们隔开，使羌民族无法得到匈奴的援助。二、汉民族在政治军事保护之下，积极向西移殖，把羌民族逐出故地。除少数部落外，大多数部落先后西迁，迁到青海湖以西或以南地区。
纪元前一世纪初叶，羌民族中最大的部落之一先零部落从青海湖向东向北发展，进入中国边界，越过惶水。到三十年代，曾对中国作过大规模的突击，幸好当时的大将赵充国坚决反对高压，改用怀柔政策，在边界地带实行屯垦，战争才告平息。百余年以来，羌汉两民族相安无事。然而，与日俱增的官员们的贪暴，汉民族与羌民族纠纷中，官员因接受贿赂的缘故，总是对汉民族偏袒。羌民族愤怒的发现，除非把地方政府官员杀尽，他们将永不能平安。于是，抗暴行动不可避免。
本世纪（一）五十年代，第一次抗暴爆发，接连着一次又一次，一片血腥。重要战斗事件，有如下表：
羌民族对地方政府的攻击，是对暴政的一种武装反抗，这必须用实例来说明事实的内容，才能了解。七七年，安夷县（青海平安）一位低级官员，强夺一位漂亮的羌族女子，她的丈夫无处申诉，就杀掉那官员，携带妻子，出塞逃命。安夷县长大怒，他认为芜人大违法乱纪了，率领军队前往追捕，结果激起先民族各部落组织联合兵团抵抗。八七年，西羌总督（护羌校尉）张肝已接受迷吾部落的投降，大设筵席招待他们，却在酒中下毒，屠杀八百余人。这种官员的残酷行动，促起更大的反击。在经过不断的互相杀戮之后，双方终于发展成为一种不可理喻的仇恨。九二年，当时的西羌总督聂尚进行和解，允许烧当部落还居大小榆谷。酋长的老祖母亲自入塞向聂尚道谢，聂尚也亲自送她返回，在塞外设宴告别，十分隆重又派遣翻译官田汜等五人；护送她回部落。想不到烧当酋长竟把田汜等五人逮捕，剥皮裂尸之后，接着即攻击金城（甘肃永靖西北）。
不过，在本世纪（一），这些都限于小的冲突。每次战斗，羌民族方面不过数千人，东汉政府方面不过两万人。
七 东西方世界
九年（新王朝建立，下令土地国有，禁止奴隶买卖），罗马帝国大将未拉斯率军二万人，渡莱茵河北进。日耳曼部落酋长阿明留斯迎战，未拉斯大败，仅二百人生还。从此罗马北境以莱茵河为界，不能再扩张。
三○年（东汉王朝建立第六年），耶稣钉死十字架。
五四年（南匈奴汗国迁居西河美稷后四年），罗马皇帝革老丢被养子尼罗的母亲毒死，尼罗继位。
五七年（东汉王朝第一任皇帝刘秀逝世），日本派遣使臣到中国，中日两国交通自此开始。
六八年（班超通西域前五年），罗马大将贾尔柏自西班牙国军，攻陷罗马城，皇帝尼罗自杀，在位十五年（尼罗因焚烧罗马城和用诬陷的手段屠杀无辜的基督徒，而遗臭千古）。
第十五章 第二世纪
中国历史一向是环绕着一个圆圈盘旋：一、旧王朝统治阶级腐败灭亡。二、军阀或变民集团乘机夺取政权，发生混战，杀人如麻。三、混战的最后胜利者建立新的王朝，组织新的政府，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四、经过一段安定或繁荣的时间。五、又回到第一：统治阶级腐败灭亡。——如此这般，像走马灯一样，循环不已。
本世纪的中国，正走上第一第二阶段。首先是外戚政治重现，接着招来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最后，东汉政府在一次农民大暴动后瓦解，大一统也瓦解，遍地战火。
一 西域的丧失
西域（新疆）重返中国版图，是英雄豪杰们千辛万苦换取来的。本世纪（二）第三年（一○二），总督（都护）班超退休，返回洛阳。东汉政府派遣一位看起来十分聪明的将领任尚接替，任尚向班超请益说：“我初次担当这么大的责任，深感难以负荷。您在塞外三十年，请赐指教。”班超回答说：“塞外的中国官员，差不多在国内都犯过错误，才出塞立功求赎，并不都是小心谨慎、孝子贤孙型那种人。至于外国人士，更各有各的企图。很难使他们顺眼，却很容易激起他们的反抗。你的性情，十分严正。俗话说：‘太清澈的水没有大鱼，太严格的要求失去团结。’我的意思是，凡事应该求其简单，对小过错多加宽恕，分层负责，你只总揽大纲，不挑剔小节。”
班超跟张骞一样，不仅是成功的冒险家，更是成功的政治家。但智慧低一级数的人，永远不能领悟高一级数人的见解，犹如一头牛永远不能领悟交响乐。班超走后，任尚讥讽说：“我以为班超有什么了不起源来是个平凡人物。”
只四年时间，任尚就激起西域（新疆）所有国家的叛变。任尚的总督府继班超之后，设在疏勒王国（新疆喀什）。一○六年，各国联合向疏勒进攻，任尚不能阻挡，急向国内求救。东汉政府把他召回，另行派遣一位将领段禧继任总督。但混乱的局势已不可收拾，段禧转战到龟兹王国（新疆库车），不能再进。龟兹王是支持段禧的，但龟兹人民叛离他们的国王，与温宿王国（新疆乌什）、姑墨王国（新疆阿克苏）组织联军，攻击段禧和龟兹王。段禧把他们击败，不过整个西域只剩下龟兹一座孤城，前瞻十分黯淡。勉强支持到明年（一○七），东汉政府只得再撤销西域总督，撤回所有残留的屯垦区。
一一九年，敦煌（甘肃敦煌）太守曹宗试探着派遣部将索班再进入伊吾卢（新疆哈密）屯垦，鄯善王国（新疆若羌）和车师前王国（新疆吐鲁番），重又归附中国。不久，尚未向西移尽的北匈奴残余部落（新疆阿尔泰山南麓）跟车师后王国（新疆吉木萨尔）联合，攻陷伊吾卢，杀死索班。鄯善王国向中国求救，中国政府正困于日益严重的芜战，不能出兵。只派遣了班超的儿子班勇担任西域（新疆）参谋长（西域长史），进驻敦煌，遥作声援。北匈奴的残余部落和车师后王国乘这个机会，企图进攻已成为中国本土的河西走廊。身为英雄之子的班勇，忍无可忍，率领六千人反击，生擒车师后王国国王，带到索班死难处斩首，把头传送到一千九百里外的首都洛阳，悬挂示众。然后征调各国军队，进攻北匈奴的残余部落，北匈奴大败，向北逃走，从此再没有出现。
然而，中国也没有再派总督，只继续派参谋长代理。班勇的后任，没有一个是适当的人选。这是统治阶级长期腐败后必然的现象，根已经溃烂，便很难长出好的果实。最后一任参谋长王敬，他大概很羡慕他的前辈们的威风。纪元一五二年，他击斩于阗（新疆和田）国王。于阗人民反攻，把王敬杀掉。这时，中国正陷于内争，不能再派出使节，西域（新疆）遂再一次的跟中国脱离。但经济文化的交往，在已经建立了数百年的基础上，并没有中止。
二 羌战的扩大与惨烈
羌民族对东汉政府的抗暴行动，进入本世纪（二）后，东汉政府除了继续采取高压政策外，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使政治清明，这自然办不到。于是羌战从小的冲突，逐渐扩大为大规模的战争。而且向中国本部心脏地区蔓延，直抵首都洛阳近郊。
我们将扩大后的重要羌战，摘要列为下表：
由上表可看出羌战的扩大情形，不但向东方中国本部推进一千余公里，而且每次战役，死亡人数都达数万之多，可推测参加战斗的兵力，当数倍或数十倍于此。羌民族已由消极的挣脱贪官，反抗暴政，进而发展到对汉民族全体仇视。不过，虽然如此，那个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本质上仍是单纯的官逼民反。因为政府官员贪残凶暴的对象，一视同仁，并不分什么羌民族汉民族。如一一五年，先零部落攻入益州（四川），东汉政府的大将尹就率军围剿，对汉民族同样奸淫烧杀，以致民间有两句可哀的口号：“强盗来了还可活，尹就来了定杀我。”尹就只不过一次小小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发生战斗，给人民的伤害已如此惨烈，其他较大战役下的人民遭遇，使我们不忍想象。战争所到的地方，手无寸铁的善良农民或牧人和他们的家禽，同遭屠杀。整个西部中国，千里一片荒凉，白骨遍野，看不到煮饭的炊烟。幸而残存的人民，无论是羌是汉，饥饿使他们堕入吃人惨境。宰相邓囗甚至主张放弃纪元前二世纪死人千万，从匈奴汗国手中夺到的凉州（河西走廊），可看出当时官员的颟顸和情势的严重。
连绵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巨大民变，因羌民族人口太少，惨重的伤亡使他们无以为继，有些部落几乎灭绝。到了一六九年，终于在东汉政府高压手段下屈服。高压政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包括撬开了东汉王朝覆亡的墓门。
三 外戚政治的重演
羌战扩大声中，外戚政治再度在东汉中央政府形成。
外戚政治于纪元前一世纪，曾导使西汉王朝灭亡。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宣称西汉王朝的中兴，但他却没有能力采取有效行动以防止外戚政治的复活，反而走来走去，仍然走到外戚政治的断桥上。
东汉王朝执政人物可分别为三种：外戚、士大夫、宦官。外戚是古老力量，士大夫和宦官是新兴力量。这三种人物互相斗争，构成东汉王朝全部宫廷政治史。“我们用下表说明他们在斗争中的关系位置（皇帝下加上者，表示他并非前任皇帝的儿子，因前任皇帝没有儿子或其他缘故，由旁支坐上宝座。）
东汉王朝皇族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皇帝的年龄都很小。除了开国皇帝刘秀跟他的儿子刘庄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只不过十八岁，最小的还抱在怀里喂奶，这个现象使外戚政治的重演，不能避免。皇帝既然幼小，当母亲的皇太后自然成为权力中心。儒家学派意识形态和多妻的宫廷制度下，皇后很少跟别的男人接触，仓促间掌握全国最高的权力，必须面临着她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动，作最后决定，她的能力和心理状态，都无法适应。犹如赤身露体忽然被抛到街上一样，她恐慌而孤单，唯一可靠人物不是朝中大臣，因为她根本不认识他们，而是她平日可以常常见到的家属，她没有选择，只有这些人她才相信能够帮助她解决问题。
从上世纪（一）末叶，年仅十岁的第四任皇帝刘肇即位时，他的嫡母窦太后就依靠她的兄长窦宪。进入本世纪（二），一连串的娃娃皇帝出现，更加强这种趋向。第五任皇帝刘隆登极时只三个月，他的嫡母邓太后依靠她的兄长邓囗。第六任皇帝刘枯登极时只十三岁，他的伯母邓太后继续依靠她的兄长邓囗。每一外戚，都是如此在政府中冒出来。
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础，所以外戚自己也尽力排斥年纪较长的继承人，以造成非实行外戚政治不可的形势。继承人如果已经成年，皇太后就无法掌握他，外戚就会失去魔杖，所以没有一个外戚不坚持拥立幼儿。第六任皇帝刘祐死后，他的妻子阎皇后升为皇太后，她跟她的兄长阎显决定摒除刘祐的亲生儿子刘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