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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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人。曲逆距主战场中原,有一千公里之遥,尚且如此,主战场中原的悲惨程度,可以想象。所以当时政治上最大的需要是使人口增加和生产增加。刘邦白登失败后,不能反击,吕雉被冒顿戏弄,仍要乞怜,就在于中国没有足够的兵源与财源。道家学派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对人民不加干涉。好像树苗,不必每天往上拔它,那不但不会帮助它成长,反而会致它死命。只要不管它,它会自然茁壮。这个学说被宰相曹参服膺,并付诸实施。
刘盈继位后,宰相萧何逝世,曹参接替他的官位。曹参把道家学派清静无为的学说,用到复杂的政治现实上。他一切都依照着萧何所订的规章行事,不作任何改进,凡向他建议改进的人,他就请那人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开口才罢。曹参这种态度引起刘盈的责备,他就问刘盈:“你的才能,比你父亲如何?”刘盈说:“不如。”曹参再问:“我的才能,比萧何如何?”刘盈说:“似乎也不如。”曹参说:“这就对了,他们两位定下的法令规章,我们这些不如他们的人,岂可自求表现,随意变更。”刘盈只好支持他的作法。
刘盈逝世后,他的儿子刘恭继位,因为跟祖母吕雉冲突,被祖母毒死,由刘盈的另外一个儿子刘弘继位。纪元前一八○年,吕雉逝世,发生政变,大将周勃把吕雉的家族和党羽,全部斩杀。废掉刘弘,在刘邦的众多儿子中,选择了二十三岁的亲王刘恒继位。历史证明这次选择是明智的,对西汉王朝而言,更是幸运的。刘恒虽然很年轻,但为人诚恳谦逊,没有花花大少脾气。他的妻子窦皇后信奉道家学说,她命她的儿子刘启和其他王子,都要读《老子》、《庄子》请书。
刘恒受妻子的影响,也成为热心的道家学派的拥护者,他从李耳思想中,接受到三项教训:“第一,仁慈;第二,勤俭;第三,别人没有做过的事,不要去做。”刘恒的性格加上政治信仰,使他确实做到了这三点。在他在位期间,废掉了割鼻断足的酷刑,对贵族尤其特别安抚,八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赏赐,并经常免除全国田赋。刘恒有时候甚至穿着草鞋上殿,他最心爱的姬妾慎夫人穿的衣服,不用流行的拖地样式,因为拖地样式所费布料较多。有一次他想盖一个宫殿,预算要二千两黄金,他说:“这是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竟不建造。他的儿子刘启即位后,在老母窦太后主持国政下,继续追求维持现状的安定。这就是有名的“黄老政治”,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历时四十年之久。
黄老政治推行的结果,人口大量增加,社会财富也随着大量增加。各郡县仓库,都告盈满。中央直辖仓库,存粮太多,以致发生腐烂。存钱也太多,一直不曾动用,连串钱的绳索(中国古钱当中有一个方孔,用以贯穿绳索),都被虫蛀断。跟本世纪(前二)○○年代和一十年代对照,史学家称赞此四十年黄老政治的成绩为“文景之治”(刘恒号称文帝,刘启号称景帝)。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发动一连串御侮和开拓战争,大部分军费都依靠这些年累积下来的丰富储藏。
不过黄老政治最大的缺点是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尤其到了后来,人口渐繁,耕地渐少时,贵族和富农在政府不干涉的保护政策下,大量兼并自耕农,造成一个庞大的地主阶层。富人的田地一望无际,穷人却连立一个锥子的地方都没有。
三 七国之乱
黄老政治之际,发生七国之乱。
西汉王朝行政区域的划分,采取“郡”、“国”并存制度。当时人们的看法,认为周王朝亡于分封,而秦王朝亡于不分封——如果封国林立,到处有皇族据点,陈胜、吴广星星之火,便不会燎原。西汉王朝则采取折衷办法,一方面仍保留秦王朝的郡县制度,一方面也恢复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我们用下表说明——王爵封国统辖数县或十数县,地位高于郡,侯爵封国只统辖一县或数乡,与县相等。
刘邦当了皇帝后,原则上皇族子弟封王,非皇族的功臣封侯。刘邦对封侯不太注意,但因“封王”拥有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军队,所以十分重视。他特地杀了一匹白马,厚着脸皮命大臣向天老爷盟誓:“不姓刘而当王的,天下人共同攻击他。”但刘邦死后不久,封国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开始了离心现象。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的遗风仍在,知识分子和聪明才智之士,在中央政府不能施展抱负,往往投奔封国。封国既有实力,又有理论指导,欲望遂一天天提高,离心力逐日增加。
这种现象被很多人发现,其中之一就是刘启的宰相晁错。晁错极力主张把封国的面积缩小,把封王的权力减少。刘启赞成这种做法,但那些已经够大的封王,当然不愿意接受。所以在雷厉风行削小了三个封国之后,前一五四年,东方的七个封国,送联合叛变。这七个封国是:
七国封王跟皇帝的关系,用下表说明:
从表上可看出,除刘濞、刘戊之外,其他五个封王,都是皇族近亲。这至少显示一点,政权的安危,与分封与否无关,封国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问题。
当七国联合叛变时,半壁河山,全都陷入叛军掌握。刘启大为震恐,他想不到他的对手如此强大,懊悔自己孟浪。七国提出的两个口号,一是杀掉晁错;一是退还削去的土地。刘启全部接受,那个忠心为国的晁错在上朝途中,在街头被武士摔下腰斩,而且屠灭三族。
七国联军并不因中央政府的屈服而停止行动,刘濞坦白地说:“我自己要当皇帝。”他的军队已迫近洛阳,但他只信任他的儿子,而不相信他手下几位有谋略的将领:田禄伯、桓将军、周丘。中央政府方面,刘启却明智地选出周亚夫当大将。短兵相接的战场上,胜负决定于统帅,只两个月工夫,周亚夫切断吴楚联军粮道,吴楚联军饥疲撤退,周亚夫衔尾追击,吴楚联军大败。吴楚联军是叛军主力,吴楚联军既败,吴楚二国即灭,其他各封王或自杀或被杀,来势汹涌的七国之乱,转瞬平息。
七国之乱是一个重大转换点,如果七国胜利,中国势必回到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互相并吞,战争不休。七国失败,使西汉王朝顺利的通过瓶颈,统一形势更加坚固。刘启乘机收回各封国的行政权和军权,在封国掌握大权的不再是“封王”,而是“国相”(封国的宰相),国相由中央政府派遣。中央政府遂成为真正的大一统政府,有能力作更多的贡献。
四 儒家思想定于一尊
儒家学派自从孔丘于纪元前五世纪建立,三百年来,受到很多轻视和打击,但门徒们并不放弃他们的努力,而且借着聚集学生讲学的方法,使他们的学说,继续传播。陈胜、吴广引起全国性混乱时,除了参加战争的军人,天下最忙碌的,莫过于儒家学派人士了。孔丘七世孙孔鲋就抱着儒书,四处投奔那些叛军首领。他们受到的待遇也很可怜,刘邦就是第一个厌恶儒家学派的人,他见了儒家学者——儒生,就把他们的帽子抓下来,当众往里面撒尿。但儒家学者仍苦守着不去,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处境的尴尬和内心的痛苦。因为别的首领还不如刘邦,刘邦总算还收留他们。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他的那些大臣将军都是当初一块当流氓的黑社会朋友,在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家里一样,大吃大喝,喝醉了放声高歌,还拔出刀剑砍柱子助兴。不但一团糟乱,而且潜伏着可能被野心家利用的危险。刘邦知道应该改正,但他不知道如何改正。儒家学派的机会来了,这正是他们的专长。博士之一的叔孙通就请求由他制定朝见皇帝的仪式——简称“朝仪”。刘邦对儒家学派的复杂繁琐,深有戒心,所以他吩咐说:“你可以尝试,但要简单,在我能办得到的范围内去做。”叔孙通特地到儒家学派发源地故鲁国首府曲阜,请了三十余位专家,连同自己的门徒一百余人,共同拟订规章,并加以演习。一个月后,再集合大臣将军们演习。到了本世纪(前二)第一年(前二○○),长乐宫落成,群臣朝贺,正式启用“朝仪”。大臣将军们在宫廷官员引导之下,顺序入殿(宫,指整个建筑;殿,指宫中某一部分建筑),分为两班,在两厢坐下(那时候的坐,是坐在跪着的自己的双腿上,一直到纪元后九世纪以后,中国才流行椅子凳子)。禁卫军官则在大臣将军们身后站定,然后听见一连串官员,从远到近的传报:“皇帝驾到。”刘邦坐着特制的用人拉的“辇车”,像舞台上的镜头一样,适时的缓缓出现。宫廷官员引导大臣将军们按照官职大小的顺序,一一念出他们早已背诵滚瓜烂熟的祝贺言词。这时,宫殿上沉静肃穆,人人震恐。接着,宴会开始,大臣将军们都向前伏着身子,仰头上望,任何人都不许可挺直脊梁,端端正正的向前平视——必须爬到地下,再仰颈抬眉上看。这是一个使人起鸡皮疙瘩,自我囗丧的猥琐姿势,但儒家却正用它来表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宴会进行中,再顺序的向当了皇帝的老流氓刘邦敬酒祝寿,连续九次。最后,宫廷官员大声宣布:“宴会礼成。”监察官(御史)出现,把动作不合规定的大臣将军,一一赶出殿外,指控犯了“失仪”之罪,提出弹劾,要求处罚。这种情形往往只罚钱了事,但皇帝老爷也可借此良机,予以免职或砍头。于是一场宴会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再喧哗吵闹。刘邦大喜说:“天老爷,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立即擢升叔孙通当九卿之一的“奉常”(祭把部长),赏黄金五百斤,门徒们也都一一升官。久处在穷困而又绝望环境中的那些门徒,禁不住大声歌颂他们的老师:“叔孙通真是圣人。”
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坐立,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儒家学派虽然在技术上博得皇帝的欢心,但因为正逢黄老政治时代,所以只能保持官位,不能对政治发生影响。另一位博士辕固生就比叔孙通倒霉,他稍为对李耳、庄周表示不满,窦太后就教他赤手空拳到兽栏里打野猪,幸亏当时皇帝刘启暗中给了他一把刀子,才算没有送掉老命。后来,宰相赵绾也曾经计划排斥其他学派,窦太后把他逮捕下狱,赵绾自杀。但窦太后逝世(前一三五年)后,黄老政治无形中终止,儒家学派的好运气来了。
刘启的儿子刘彻于纪元前一四一年即位,在宰相卫绾的建议下,于次年(纪元前一四○年)举办一次全国人才总选拔,为国家选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国家管理人才,由皇帝亲自考试。刘彻那一年十七岁,正是一个只欢喜游荡的大孩子,这考试当然由卫绾代表作主。卫绾是儒家学者,儒家学派人士遂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唯一的国家管理人才。一位专门研究《五经》之一《春秋》的博士董仲舒,在他的万言试卷中,攻击其他学派全是左道旁门,邪说妖言。他建议:“凡是不在《五经》之内的著作,以及非孔丘所传授的书籍,应一律禁绝,不准流传。”卫绾把他列为第一名,亦即皇帝把他列为第一名。
董仲舒的意见,既然经过皇帝采纳,那么便成了国家的政策。于是,一个重大的巨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
第一,祭祀部(太常,即奉常)之内,所设的“博士”官职,原来由各学派人士分别担任。此后只有儒家学派才能充当,而且限制范围,只能研究《五经》。其他学派人士,全被驱逐,儒家遂独霸学术中枢,定于一尊。其他学派的著作既被政府长期的视为“邪说”、“妖言”,禁止阅读研究,遂逐渐从知识分子脑海中消失。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五经》。儒家思想遂成为皇帝钦定,中国唯一的正统思想。
第二,儒家学派在祭祀部(太常)之下,创办国立大学(太学),由博士担任教师,传授《五经》和孔丘的思想。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只要被认可研究毕业,即被任命担任地方政府的官员。不但是平民进入政府的唯一途径,因而增加知识分子对儒家学派的向心力,而且久而久之,儒家学派布满了各级政府,成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儒家系统。
第三,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手段是礼教,尤以丧礼占首要地位。那种连纪元前四世纪孟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