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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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十数万徐州无辜百姓,一时间“泗水为之不流”。《三国志》卷八《陶谦传》。曹操征战,凡遇顽强抵抗,就残酷地整座整座地屠城。建安三年“九月,公东征(吕)布。冬十月,屠彭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河北平定后,曹仁率军包围壶关,“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三国志》卷九《曹仁传》。曹操部将夏侯渊”攻兴国,屠之“同②……曹操还下令”围而后降者不赦“《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注引《魏书》……建安十三年,孙权为报杀父之仇,征讨江夏太守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曹操、孙权如此野蛮,如此滥杀无辜,这大大有悖于汉族的高度文明,然而这种现象为何在汉魏之际竟频频出现,我认为同羌胡化的凉州兵团有关,凉州军阀是始作俑者,其罪不可逭也。
东汉时已经用纸,但造纸术还不发达,不知书的凉州兵又把珍贵的简策帛书付之一炬,使两汉灿烂文化蒙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凉州将领的另一特点就是性多疑忌。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四员大将打着为董卓报仇的旗号,很快攻克了长安,诛杀了王允,重新掌控了朝廷中枢。但为时不久,即遭覆灭。其败亡之因颇值得研究。前文已述,凉州兵极具战斗力,靠外部力量是很难将其打垮的。李傕、郭汜统率的凉州兵团主要毁之于持续不断的内讧。其因乃凉州将领性多猜忌,李傕在把持朝政后,很快就与樊稠发生冲突。马腾、韩遂攻长安不克,败退,樊稠在追赶中,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放走了韩遂。然而此事被李傕之侄李利获知,“利还告傕,韩、樊交马语,不知所道,意爱甚密,傕以是疑稠与韩遂私和而有异意,稠欲将兵东出关,从傕索益兵。因请稠会议,便与坐杀稠”。《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樊稠被杀后,四大将中的张济驻军于弘农。朝中执掌大权的唯有李傕与郭汜。但不久,“汜与傕转相疑,战斗长安中”。李傕与郭汜为何会“相疑”呢?《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典略》曰:“傕数设酒请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惧傕与汜婢妾而夺己爱,思有以离间之。会傕送馈,妻乃以豉为药,汜将食,妻曰:”食从外来,倘或有故‘,遂摘药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将军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复请汜,大醉。汜疑傕药之,绞粪汁饮之乃解。于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李、郭两人,一人劫持天子,一人劫持公卿,大战长安城中,直杀得凉州兵团四分五裂,土崩瓦解。最后,郭汜为部将所杀,张济出关攻穰城,战死。建安三年,段煨奉朝命讨灭李傕。自此,董卓、李傕这一派系的凉州兵团遂告覆灭。
马腾、韩遂属于另一派系的凉州兵团,但其内部亦是矛盾重重。马腾与韩遂先是“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后转以部曲相侵入,更为仇敌。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注引《典略》……建安之初,在司隶校尉钟繇的调解下,双方的冲突方才告一段落。
建安十三年,朝廷征马腾入京师,拜为卫尉。马超之弟马休与马铁分别被封为奉车都尉和铁骑都尉,其家属全部迁徙邺城。马超被拜为偏将军,统率留在关西的马腾部众。然而在建安十六年,马超竟然置老父马腾及亲兄弟马休、马铁等家属的生死安危于不顾,悍然起兵作反。这一举动的直接后果当然是导致“腾坐夷三族”,且不说君主专制社会株连制度和夷三族的做法对不对,只是就当时情况而论,曹操为了避免诸侯豪强割据,要各地诸侯抵押人质的措施显然是有他的道理的。而马超在曹操没有做任何对他不利举动的情况下,仅仅因为“疑(钟)繇欲自袭”这样子虚乌有的事,就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实在是极不明智的举动。
曹操能够击败马超,并非操军实力强于西凉军,而是曹操利用了马超性格多疑的弱点,用了离间妙计。《三国志·武帝纪》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曹操用计的情节:“韩遂请与公相见,公与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同时侪辈,于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这时曹操突然发起总攻。由于马超、韩遂有了隔阂,互相防范,不能合力形成拳头作战,结果被打得大败。
在三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轻狡反覆”的人物当然是吕布。《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斥其为“三姓家奴”,然而,凉州兵团中也不乏反复无常之徒。其中以马超、张绣最为突出。
马超失败,被逐出凉州,即赴汉中依附张鲁。《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说,马超“后奔汉中,张鲁以为都讲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谏鲁曰:”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鲁乃止“。说明对马超来投,张鲁是重视的,并欲以女嫁之。但马超遭到张鲁手下的攻击,认为马超”不爱其亲,焉能爱人“,即暗示马超连自己家属的安危都不顾,也就完全有可能背叛张鲁。张鲁终于接受谏阻,不予重用。《典略》又说:”鲁将杨白等欲害其能,马超遂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这里用了一个”逃“字,说明马超并非光明正大地离开汉中,而是其背叛张鲁的阴谋已经败露,这才匆匆出逃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另一条史料佐证。”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张鲁,鲁败,曹公得之,以董赐阎圃,以秋付鲁,鲁自手杀之。“《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注引《典略》。马超仓皇出逃时,连自己的小妾和儿子都来不及带走,可见当时形势之紧急。张鲁当时因考虑到马超可能的报复,故没有对马超的家属予以惩治。等到曹操攻下汉中,张鲁投靠曹操时,张鲁也就没有后顾之忧,故手刃超子马秋。为何张鲁对马超充满刻骨仇恨,不能报于其本人而报于其子呢?这只有一个可能,即马超企图或者阴谋消灭张鲁,夺取汉中,马超之仓皇出逃,正是这个阴谋暴露的结果。
马超入蜀,刘备处于一种极为矛盾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他要利用马超“深得羌、胡心”的优势,作为夺取凉州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他也深知马超“勇而不仁”,“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故刘备对马超采取的是予以高官厚禄,而不予重用的策略。马超也深知自己的处境是“羁旅归国”,故“常怀危惧”。
然而马超以往反复无常的经历,仍然被人所利用。《三国志·彭羕传》说:“羕闻当远出,私情不悦,往诣马超。超问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复道邪。’又谓超曰:”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闻羕言大惊,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辞,于是收羕付有司。“所谓”老革荒悖“,裴松之注曰:”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刘)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从彭羕和马超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二人都对刘备不满,彭羕甚至骂刘备为”老革“,同时也说明二人在背后议论,并不仅仅是这一次,而是经常的,”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直到彭羕提出谋反,让马超统兵在外作战,自己在内运筹帷幄,夺取刘备的天下。马超这才感到非同小可,不但当时”大惊,默然不答“,而且事后”具表羕辞“,抢先告了彭羕一状,为自己开脱。为何马超这次没有跟随彭羕反叛刘备呢?这是因为他有太多的历史教训,前两次反叛曹操、反叛张鲁,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除爱妾董氏被人霸占,幼子马秋被张鲁杀死外,其”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这个”背父叛君,强而无义“的西凉大将直至其晚年才表现出思维的清醒和理智,故最终得以善终。
董卓所部四大将领之中,残暴反复而疯狂的李傕、郭汜、樊稠一一败亡之后,剩下一个较“温和”的张济,为部队的就食问题战死于穰城,其侄张绣统率余部,并顺势依附于荆州的刘表。曹操伐刘表时,张绣降曹,但不久即叛,不仅重创曹军,且杀死了曹操的儿子、侄子和爱将典韦。张绣之所以叛变,是因为曹操好色,“纳济妻(张绣之婶)”,使张绣感到耻辱,故不惜与操翻脸。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当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的关键时刻,张绣竟然再次投降了曹操,而这次降曹是他手下谋士贾诩出的主意。贾诩的理由是“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国士乎”,而“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一番话说得张绣心悦诚服,于是“率众归太祖”。《三国志》卷十《贾诩传》。
张绣、贾诩等人叛曹又降曹的举动虽然说明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远见,但毕竟与他们身上固有的凉州羌胡习气有关。羌人的那种“叛服无常”的习性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然而,“叛服无常”者终究难有好的下场。张绣在官渡之战中力战有功,后又“破袁谭于南皮”《三国志》卷八《张绣传》……在当时财政极度困难、“诸将封未有满千户”的情况下,曹操独封张绣食邑两千户,算是对其最高的赏赐。然而,两年之后,在曹操率兵征讨乌桓途中,曹丕却对张绣言道:“君杀吾兄,何忍持面视人邪!”《三国志》卷八《张绣传》注引《魏略》。张绣知道,此事的幕后指挥者是曹操,胜利后的曹操是不会放过他的,于是他知趣地“自杀”了事。张绣死后,其子张泉继承爵位,然而因涉及魏讽的谋反案,“被诛,国除”。
最后要讨论的是,凉州军事集团为何有能力摧毁关洛京畿地区与东汉帝国的中枢,有强于其他军阀的战斗力,却没有能力建立政权或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我认为,这里有三个原因。其一,以马超等人为代表的凉州将领长期受羌胡习俗的影响,反复无常,多疑易叛。其军队内部亦是“莫相归服,军无适主”,缺乏凝聚力,故而暴起暴落,难以持久。其二,在中原士大夫的眼中,凉州军事集团在汉魏之际的活动,尤其是董卓进京后的暴行,带有鲜明的羌胡烙印。双方的矛盾又增添了一层民族冲突的色彩。董卓试图在关东立足,就变得愈加困难。其三,中原重礼乐,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凉州被当时人们视为“边鄙”。如李傕是凉州北地郡人,就被称为“边鄙之人”,含有轻蔑之意。至于轻蔑的原因是因为凉州人“习于夷风”,长期与羌胡杂居,与内地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关东人认为“凉州寡于学术”,即凉州文化属于低文化层次。由于凉州武将的文化较为浅薄,故而能“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正因为得不到关东乃至整个天下士大夫的有力支持,凉州军事集团最终灰飞烟灭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