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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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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时,曾问太尉贾诩:“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贾诩回答曰:“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三国志》卷十《贾诩传》。由此可见,诸葛亮和陆逊在蜀、吴两国中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力的不足,与曹魏形成相对均势的局面。
  2。“乞息六师,以威大虏”——陆逊的保境安民之策
  陆逊不仅用兵如神,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他文武兼资,不愧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夷陵之战,吴军大获全胜,刘备率残兵狼狈逃窜。东吴大将徐盛、潘璋、宋谦纷纷上表孙权,意欲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生擒刘备。孙权对此犹豫不决,询问陆逊。陆逊认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不可不防。事实上,三国时代,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都要受鼎足之势的制约。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当时形势的写照。正因为如此,陆逊破蜀之后,就以高度的警惕,严密防范曹魏在其背后的突然攻击。对陆逊的建议,孙权深以为然,决计大军迅速撤回。果不出陆逊所料,夷陵之战刚结束,“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三路大军猛扑过来。吴国“三方受敌”,若不是陆逊高瞻远瞩,早作准备,东吴必然蒙受巨大损失。可见,陆逊在政治上颇有远见,对形势的判断非常准确!
  据裴松之所引注《吴录》载:刘备驻跸白帝城时与陆逊还有书信往来。
  刘备闻魏军大出,书与逊云:“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逊答曰:“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注引《吴录》。
  这可能是夷陵之战后,吴、蜀双方最初的交往。两国间虽然为了争夺荆州而兵戎相见,拼得你死我活,但作为政治家的刘备和陆逊都深深懂得,面对来自北方曹魏强大军事力量的严重威胁,吴、蜀两国在事过之后,还是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化干戈为玉帛,重新结成相互利用的军事联盟。当然,由于夷陵之战的硝烟还未熄尽,故双方在书信往复中的火药味还很浓。刘备所言尚带威胁的口气,而陆逊的答复则显出战胜者的姿态,但无论如何,陆逊已经给刘备带去“通亲”(即双方媾和)的信息。因此,黄武元年十二月,孙权特遣太中大夫郑泉赶赴永安白帝城,开始同刘备讲和,而刘备亦先后派太中大夫宗玮、费祎与相报答。可见,吴、蜀关系得以恢复,陆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这也表明陆逊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
  陆逊虽善于用兵,在对魏、蜀二国的战争中屡屡取得胜利,但他并不迷信武力。陆逊主张在敌我双方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吴国还是以“限江自保”为上策,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从吴国的实际利益考虑,孙吴政权以江东为核心经济、文化区,如大规模用兵,必然耗费江东的人力、物力资源,对江东士民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其二是孙吴政权在综合国力上无法与曹魏相比,主动进攻明显处于下风;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陆逊主张轻徭薄赋,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以图大举。他上书孙权曰:“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称帝后,其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一心想做中原的正统皇帝,当群臣劝他“修郊祀,以承天意”时,他说:“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为了实现其“大一统”的愿望,孙权加强了与辽东公孙氏政权的联系。嘉禾元年(公元232年),“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遂下诏封公孙渊为燕王,并称这是“普天一统”的大喜事,于是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领兵万人,携带大批金银珍宝,赶赴辽东首府襄平,将王位授予公孙渊,并冀图与之合力夹击曹魏。对于孙权的辽东决策,吴国群臣都不赞成,“自丞相(顾)雍以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特别是元老张昭更是以死相谏,然而孙权固执己见,一概不听。公孙渊在得到孙权的封赏后,当即诱杀张弥、许晏等人,并把他们的首级和孙权赐予的印绶、九锡一并送呈魏国,以为邀功请赏的资本。孙权对公孙渊的背叛行为,实在忍无可忍,他怒气冲冲地说:“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盛怒之下,孙权下令亲率大军征讨公孙渊。孙权此举是极为冒险的,稍有疏虞,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江东与辽东相隔万里之遥,孙吴征伐辽东,需耗费大量军力、物力,且海路艰险,风波难测,加之,曹魏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攻击孙吴。对于孙权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的跨海远征,陆逊上疏作了翔实的分析。
  应该看到,在东吴的将相大臣中,陆逊不仅军事谋略水平是超一流的,且事主之道也高人一筹。同样是上谏,陆逊的疏谏明显优于张昭。张昭苦谏孙权勿遣使臣前往辽东时说:“若两使不返,不亦取笑于天下乎?”这种嘲笑的口气怎么能使“雄略之主”孙权折服呢?张昭还倚老卖老,“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甚至“数于众中折孤(指孙权——笔者注)”《三国志》卷五十二《张昭传》。,这更使孙权愤愤不平。反观陆逊此疏则文辞委婉、贴切,条分缕析,言之有理。陆逊在疏中言道:“公孙渊凭险恃固,拘留大使,抗拒王师”,实在可恶。所以使得“陛下爰赫斯怒,欲劳万乘泛轻越海,不虑危而涉不测。陛下以神武之姿,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所以幺么小丑公孙渊自然不是您的对手。然而,吴国总的战略目标是“荡平华夏,总一大遒,欲图四海,统一天下者”,不“怀细以害大”,当前东吴的大敌是北方的曹魏,“陛下乘桴远征,必致(曹魏)窥觎,若有不测,悔之无及”。陆逊又进一步分析道,如果打败曹魏,克复中原,区区公孙渊则可“不讨自服”,何必要“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所以他恳请孙权“忍小忿,乞息六师,以威大虏,早定中夏,垂耀将来”《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陆逊的这一番话,从东吴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着手分析,可谓高屋建瓴,在情在理,孙权深为之折服,他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由此放弃御驾亲征辽东的想法。对陆逊的这道疏议,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陆逊向孙权提出的“尖锐的批评意见”,并认为“陆逊关心的是‘江东万安之本业’,而批评孙权的行为是破坏这一局面”王永平:《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载《扬州大学学报》,2005(1)……我认为这一评述不太符合事实。无论如何,作为江东政权一国之君的孙权和“江东万安之本业”并无任何矛盾冲突,只不过是他在盛怒之下才不顾一切地下令亲征辽东。而陆逊的规谏也是委婉而诚恳的,是在尽一个三军统帅的职责。在疏议中,陆逊还有不少吹捧孙权的话,如说孙权是“神武之姿,圣化所绥,万里草偃”等等。同①。实际上,陆逊规谏君主的措辞是很讲究艺术性的,这正是他比张昭等大臣高明的地方。平心而论,陆逊的疏文并无任何尖锐批评孙权的措辞,所以才为“孙权用纳焉”。
  黄武七年,陆逊在皖城大败曹魏大司马曹休。奋武将军朱桓主张“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淮南,以规许、洛,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孙权与陆逊商议,朱桓之谋是否可行,“陆逊以为不可,故计不施行”。《三国志》卷五十六《朱桓传》。为什么陆逊认为朱桓之策不可行,史书未有记载。我认为这是陆逊审时度势,对魏、吴两国的政治、军事深入分析的决策。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只有待“天下有变”,北伐曹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个“天下有变”的“变”指的是什么,诸葛亮并未言明,以余意度之,这个“变”是指曹魏国中发生内乱,或者是曹氏宗室争夺皇位,或者是曹魏开国之君死后,嗣位之主暴虐无道,导致君臣离心,民不聊生。唯有出现这种情况,才是吴、蜀北伐的最佳时机。然而诸葛亮却违背了他自己亲自制定的隆中决策,在曹魏并未发生“天下有变”的情况下,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结果导致蜀国兵疲民弱,为蜀汉在三国中最早灭亡种下祸根。与诸葛亮比较,陆逊就要明智得多,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陆逊力主保境安民,反对大规模用兵。魏文帝曹丕死后,明帝曹睿嗣位,曹魏的这位新君是明主还是昏君呢,如果他是庸主昏君,就可能导致曹魏的“变”。对魏明帝曹睿,陆逊和孙权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孙权对诸葛瑾言道: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甚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闻任陈长文、曹子丹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
  孙权不冷静观察,自以为是地作出判断,认为曹魏的三代国君是一代不如一代。而实际情况和孙权估计得完全相反。魏明帝曹睿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雄略之主,他“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三国志》卷三《明帝纪》……例如他在位时,任用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任用满宠、贾逵抗击东吴,都取得了成效,使吴、蜀的屡次进攻皆以失败而告终。曹睿既然是一代明君,魏国此时又有司马懿、曹真、陈群、满宠这样的杰出人才,因此“天下有变”的局面并未出现,故陆逊认为“其患更深于操时”,坚决不主张大规模北伐,其见识远远高出孙权。孙权讥刺“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结果反而被裴松之嘲弄,他在孙权此论后加注曰:“臣松之以为魏明帝一时明君,政自己出,孙权此论,竟为无征。”《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注引裴松之曰。
  实践证明,陆逊不主张东吴大举北伐是完全正确的。孙权、陆逊死后,诸葛恪执政,此人略有才智,然狂妄自大。自东兴战役打败魏军后,“遂有轻敌之心”,他不顾文武大臣的联名反对,竟然倾全国之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伐魏,这是东吴历史上动用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结果诸葛恪大败,“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兵卒死者大半。”《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亮传》。其实,陆逊在世时对孙权重用诸葛恪颇有微词,他曾劝谏孙权毋委诸葛恪以重任,又作书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不幸的是,诸葛恪果为陆逊所言中,北伐失利,不仅使东吴国力大受损伤,且自身亦死于非命。
  3。渐不克终的君臣关系
  陆逊之所以在三国纷争中建立如此卓越的功勋,除了他个人具有杰出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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