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如此-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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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的习惯，先介绍一下我的履历。我1981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5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小报，叫《中国广播报》。我去的时候叫《广播之友》，当时发行星有25万，我在那儿干了一年，把这个报纸干得剩3万份了。离开报纸，就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综合节目部，当时我们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栏目叫《午间半小时》。我自认为在那儿干得非常精彩，我觉得我在广播电台的地位相当于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吧。
　　人浮于事（35）
　　后来广播越来越衰落，我所在的这个单位也是人浮于事。比如，我们刚开始制作节目的是7个人；可以制作很优秀的节目。到后来有近20个人，节目的质量却在下降。这个时候开始出去干私活，一下子就干到中央电视台。
　　忽然说做主持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这已经是90年代初的事情了。到了1992年底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开始进行改革。改革之前的中央电视台让我感受非常深，因为那个地方人浮于事比电台还要厉害。我参加过很多剧组，剧组一建立，第一件事就是包宾馆，每人一个房间，然后吃饭，吃各种各样的饭。花钱如流水，也没有什么人心疼，也没有什么人在意。
　　1992年底我们开始筹办《东方时空》的时候，忽然经济开始紧张起来，大家出去采访都坐不起出租车，有的是骑自行车，有的是挤公共汽车。这个我觉得倒很像我做了十几年记者的感觉，所以对这个新节目比较钟情。当时新节目没有名字，《东方时空》是后来起的名字。当时叫《新太阳六十分》，每一个子栏目都在设想，比如《东方之子》当时叫《太阳之子》，我对这个题目非常赞赏，我说叫《太阳之子》好。如果要采访贪污犯，就叫《太阳黑于》。《生活空间》叫《太阳人家》，《时空报道》叫《太阳聚焦》。
　　现在《东方时空》这4个字，是当时的主任孙玉胜想出来的。这个主任最大的特点就是会起名字，后来我们的节目《实话实说》，还有《焦点访谈》前面“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也是孙玉胜想起来的。他现在已经是中央电视台的副总编了，专门给各栏目想名字。
　　栏目的名字有了，接着就是怎么做了。有一天我的同学时间来找我，时间是他的真名，不是艺名，他就叫时间，他们一家子都怪怪的，他叫时间，他的父亲叫时盘棋，你说怪不怪啊？当时咱们解放重庆的时候，他父亲是随解放军第一批冲进去的，后来大家看到的“渣滓洞”大屠杀以后的照片，包括杨虎城遗体的那些照片，都是他父亲拍摄的。
　　时间忽然来找我，他说你能不能做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我说什么节目，他说《东方之子》，都是采访中国很有名的人。然后我就很含糊，因为从1987年开始我做《午间半小时》，一直到1993年的时候，都是在艰苦的基层跑。现在忽然说做一个主持人，我心里没什么准备。
　　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家知道除了有赵忠样老师、倪萍大姐，还有罗京、张宏民。那个时候他们的岁数还没有这么大，非常年轻，非常英俊。我们在家里打开电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形象。这就意味着我要和他们并肩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天回家以后，我就照镜子，因为一个人在镜子里的感觉和在电视屏幕里的感觉是差不多的，越照越没信心。如果有一天电视观众打开电视，忽然是崔永元出来了，他会不会觉得家里的电视坏了。但是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很多年轻人的理想，我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个机会。我想了想怎么办呢？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招。我说可以找一个更难看的人，把他推出去。加果观众接受他，我就有希望了，我就把白岩松推荐过去了。
　　白岩松最大的特点是自信，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长得不好。在那个地方一炮走红，大家一定记得白岩松红得程度有多快，没有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红了。
　　即兴节目（36）
　　一个月以后再见日岩松，我想沾点光、我说白岩松，是我把你推荐进来的，你还记得吗？白岩松说金子总是会闪光的（笑），看着白岩松大红大紫，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伯乐，相中了这么一匹野马。有时候觉得看着这个小子的傲劲，当时还不如我自己去呢。但是这个栏目就一个主持人，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到1995年底，时间忽然灵机一动，又要办一个新节目，时间就给我打电话，你手里还有没有像白岩松这样的人？我说没有了，就剩下我了。当年我就去电视台报到，开始做节目，我说这次做什么？他说这次做的节目叫“脱口秀”，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找来了很多录像带让我看，看的是美国的“温芙瑞”脱口秀，还有台湾赵少康的脱口秀。“温芙瑞”看不懂，因为它是英语的，我学的是俄语。
　　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场很有意思，很热闹，每一句话都会有人在笑，现场的观众很放松，坐得姿势也是七扭八歪，这在我们中国电视上是看不到的。赵少霞更精彩，他有辩论的味道，他总是不阴不阳地开一些玩笑，看上去也是很新鲜。当时我们看的是《妙论大卖场》的《飙车一族》。在台湾一些孩子爱开摩托车，开得飞快，还把消声器弄掉，马达轰鸣地在街上乱闯。他们晚上还会到酒吧去喝酒，喝醉了酒摔酒瓶子，这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赵少康就把这些人请到演播室，和他们的家长、老师、同学一起聊天。
　　一个头发染得红红的孩子说，我看台湾“立法院”开会的时候，“立法委员”还仍鞋呢，还摔麦克风呢，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呢？赵少康说他们是“立法委员”，所以他们可以。你要是“立法委员”，摔酒瓶子，就没有人说你了，底下观众就笑、我觉得他的玩笑开得很有意思，一直开到最顶层，很精彩。最后，赵少康就说，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请到场的各位。每个人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
　　大家看早期的《实话实说》，每次节目结束都有一个用一句话总结内心的感受，就是从这儿照搬过来的。看完以后，我和时间探讨，我说一个问题我不太明白，他们现场说的这些话，是彩排过的，还是有台本的，还是即兴的？他说他也不太清楚，然后我们就找人问，当时在这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明白人。我们看了看上下文的联系，包括现场大家的反映，可以看出确实是一个即兴节目，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要作，个即兴的节目。
　　从一开始时间就说，我们就照着这个即兴的色彩来做吧，我说我要做什么准备，他说你不用做什么准备，你平时说得不错，你上去说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录样片，样片叫《拾金不昧该不该回报》，后来这个节目播出了，录样片之前头一天晚上，我做了大量准备，摘抄了大概有20多张纸的名言警句，一直在背（笑）。
　　第二天准备开始了，现场坐了80多位观众，各个工程都就位了。那个时候我们导播就过来说，我就喜欢你这个状态，你这人一点也不紧张，然后我说你看我的睑不紧张，你再看看我的腿，一直在哆咳（笑）。我当时就想，我现在上去说一段，如果要是成，就接着说，如果不行，当时就回家，打包回家，再也不干这个。然后我就冲上去了，时间马上喊停。我说一句话没有说，就停。
　　地说这样上来不好，没气氛，你应该一上来就跟大家挥手，说大家好，然后全场观众鼓掌，谁离你近，你就跟谁握手。我说行，再来一遍。灯光大亮，我就跑了进来，说“你们好”，观众很给面子，都鼓掌，我就跟最近的握手，握完手往台上走，听身后有人说，这孙子是干什么的（大笑）。上去以后，很紧张，看着大家，结结巴巴就开始讲。
　　我说有一年美国大旱，有一个人家有很多孩子，没有吃的东西了，他的父亲笃信上帝，给上帝写了一封信。他说上帝啊，我们家没吃没喝，你能不能救助我一下，给我100美元。然后就把信寄出去了。在邮局公检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是给上帝的信，没有地方投啊，他们就拆开看了，大家互相传阅，被父亲的一片真诚感动。您看他这么信上帝，我们应该帮助他，大家就开始凑钱，凑了80多块钱，就这么多钱了，给他寄过去了。
　　过了一个礼拜，这个父亲又寄来一封信，他说上帝，你真是我的上帝，我一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你看我说需要钱，你就把钱给我寄来了。全是上帝，我提醒你一一下，以后你再寄钱的时候，千万别让邮局那帮孙子知道，他们扣了20美元（笑）。
　　关于幽默感（37）
　　讲完了以后，全场就笑了。这一笑我就觉得有信心了，因为在这之前，我在中央台做过《曲苑杂坛》。
　　《曲苑杂坛》大家都知道，就是相声、杂技、人品，当时我们最头疼的时候就是没人笑。有一次我的印象特深，两位著名相声演员合说了一段新相声。我问，这段怎么样？他说一点问题没有，你就等好吧，观众非得乐晕过去。
　　然后两个人就上去了，一片掌声，从头说到尾，底下鸦雀无声。下来他们就说，这些人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你们哪里找的观众。当时我负责找观众，这以后就有了一些经验，再找观众不能找大学生、高中生，反正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就不能找，这些人没有什么幽默感。相声、小品，一场一场就这么录，录得我非常伤心。到底是中国人没有幽默感，还是我们这帮腕没有幽默感？为什么人家会不笑呢？所以那天讲完一个笑话，大家都笑了，我一下子就找到自信了。那天在现场还有一个演员叫牛振华，也会说相声，现在在演电影电视剧，他也笑得前仰后合，他的笑也给了我自信。
　　稀里糊涂一场下来，我问他们用多长时间，过去大概有20多分钟吧？他们说己经两个半小时了，我还行呀，但是有一条没有成功，就是准备的名言警句全都没有用上，部是说的大白话，家常话。然后我们就拿去给领导看，领导看的时候，从头到尾部没有笑，绷着。
　　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好？还是台领导没有幽默感？大家都拿不准。但是台长留了一条生路，他说你们再做两期吧。做完以后，又要去给领导审，我就把《曲苑杂坛》的经验拿出来，我说咱们组谁最爱笑，他们说关秀玲最爱笑，关秀玲一个笑话都讲不了，因为每次抖包袱之前，她自己先笑。
　　我们决定让她坐在领导的左边。还有一个叫乔艳琳的跟关秀玲有一拼，看着谁都可笑，整天笑容满面。我们决定让乔艳琳坐在领导的右边。审片的时候果然是这么安排，因为她们都看过，每当要抖包袱的地方，我还没有张嘴，那两个就笑成一片。领导就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然后说倒回来我再看一遍（笑）。
　　倒回来看一遍说，有这么可笑吗？但是那天领导确实笑了，笑了几次，后来他说再做两期吧。然后我们又做两期，这期做了《谁来保护消费言》，是下海打假的，还有《孩子与游戏》，这样一共做了5期节目。做《孩子与游戏》的时候，中心主任、部主任全都来了，都坐在楼上。
　　录完了以后，我看所有的同事都阴沉着脸。我还觉得今天我发挥得不错，为什么他们阴沉着脸呢？我说出什么事了，他们说领导们看了3分钟就全都走了，拂袖而去。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那肯定是不满意，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快就走了。我说你们就不能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他们看3分钟特别放心，这个节目做得这么好，不用我们盯着看吧。
　　然后就拿去找评论部主任孙玉胜，孙玉胜决定放一集，听听观众的看法。第一集播出后，两种反应部很极端。这时刚好是1996年的3月16日，我们推出了第一集叫《谁来保护消费者》，就是王海打假这期。孙玉胜非常重视，在这个节目播出那天，他自己专门到热线电话前去接听电话，看着观众的反应怎么样。后来他把我叫过去，他说今天电话很多，有一部分是谈你的主持，他说反应分成两种，有一种是非常激动，拿起电话他们就哭，说中国电视有希望了，终于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主持人。
　　我说另一部分观众呢？他说另一部分观众也早拿起电话就哭（笑），他们说你们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人，咱中华就真没人了（笑）。孙玉胜说观众反应很极端，两种看法都很极端，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再录几期试试吧。这样节目一口气播出了10期，应该说反应还不错。
　　10期以后，因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