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传-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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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的，那么世界上有多少报刊经得起这种考验？然而谁能制止那些没有用处的报刊呢？而且谁来当裁判？有用的和无用的必须象好的和坏的一样并存，人们必须自己来选择。
第十四章 苦力区还是“隔度”？
有一些对于我们的社会具有最大贡献而被我们这些印度教徒认为“不可接触者”的阶级，都被赶到远远的一个城镇或乡村去住，这种地方古遮拉特话叫做“德瓦度”（dhedvado），含有侮蔑之意。就是在基督教的欧洲，犹太人也曾一度被当作“不可接触者”，而划给他们住的地区也有一个讨厌的名称，叫做“隔度”（ghettoes）。同样地，今天我们也成为南非的不可接触者了。为了我们的复兴，安德禄和沙斯特立的魔棍曾经作过多大的牺牲，以后就会明白了。
古时候的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以别于其他一切民族，结果呢，弄得他们的后代遭受了一个奇异的、甚至是不公平的报复。印度教徒差不多以同样的情况自认为是雅利安人，即文明的人，而把自己的一部分同胞当作非雅利安人，即不可接触者，结果呢，不但在南非的印度教徒遭受一种奇异的、或者是不公平的天谴，就连穆斯林和波希人也受到同样的歧视，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国家，同他们的印度教弟兄有着同样的肤色。
读者现在多少可以明白这一章的题目是什么意思了吧。我们在南非得了一个臭名声，叫做“苦力”。“苦力”这个字在印度是指挑夫或雇工说的，但是在南非，它有侮蔑的含义，就象我们所指的不可接触者的意思一样，而划给“苦力”居住的地方便叫做“苦力区”。约翰内斯堡就有这样一个地区，但是和别的地方的印度人之拥有租佃权的情况不同，在约翰内斯堡的这个地区内，印度人是以九十九年的期限租借的。在这个地区内，人口拥挤不堪，可是这个地区的面积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大。除了马马虎虎地打扫厕所以外，市政当局简直没有在这个地区做什么卫生工作，修筑道路和供应灯光的事情就更谈不上了。市政当局对于居民的福利既然抱着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自然，难于指望它来关心这个地区的公共卫生。而没有市政当局的帮助和监督，人们对市政卫生的规则也就不那么注意了。如果住在那里的人全都具有鲁滨逊的精神，事情自然就不一样了。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过鲁滨逊的移民区。一般说来，人们出国是为了寻求财富和贸易，但是去南非的印度人，大部分是无知的、贫苦的农民，他们需要给予一切关怀和保护。跟随他们去的商人和受教育的印度人为数甚少。
市政当局这种罪恶的漠视和印度居民的无知，凑合起来就使得这个地区极不卫生。市政当局不但不改进这种情况，反而还以他们自己的疏忽所造成的肮脏作借口来取消这个地区，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从地方的立法当局那里取得驱逐居民的权力。这就是我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下来时的情况。
印度人既然在这个地区内拥有土地所有权，当然有权要求赔偿。有一个特别法庭被委任来处理地产问题。如果租用人不打算接受市政当局所给予的赔偿，他有权向这个法庭起诉，如果法庭宣判的款数超过市政当局提出的数额，市政当局就得承担法庭所宣判的赔款。
大部分的住户都请我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我不打算在这种案子里赚钱，所以我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胜诉，不管法庭判决多少钱我都满意，也不管结果怎样，每一个案子我只收费10英镑。我还告诉他们，我打算把所得的钱拿出一半来为穷人建立一所医院或类似的机构。这一点，他们自然是全都高兴的。
在大约70个案子当中，只有一个案子是败诉的。所以律师费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然而《印度舆论》经常需要钱，就我所记得，它拿去了1600英镑。为了这些案子，我的工作很繁忙。当事人老是围着我，他们原先大多是来自比哈尔及其邻近地区，以及来自南印度的契约工人。为了解除他们特别的困苦，他们组成了自己的一个协会，和自由的印度商人分开。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没有成见的，自由主义的，而且具有很高的品格。他们的领导人是蔡朗新先生，他是主席；还有巴德立先生，同主席一样好。现在他们两人全都去世了。他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巴德立先生同我的往来很密切，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这些和旁的一些朋友，我和来自南北印度的无数侨民有了亲密的联系。我已成为他们的兄弟，而不仅仅是法律顾问，我和他们共同承担他们所有的公私悲愁和困苦。
这些印度人怎样称呼我，说起来是怪有趣的。阿布杜拉赛不愿叫我甘地。幸而也没有哪个人污辱地叫我“萨希布”①。阿布杜拉赛用了一个很好的称呼——“兄弟”。别的人跟着他一起喊，一直叫我“兄弟”，直到我离开南非。被那些当过契约工人的印度人称为“兄弟”，心里头是别有一番甜蜜滋味的。
①萨希布（saheb），乌尔都语，通常为穆斯林尊称，含有老爷之意——译注。
第十五章 黑热病（上）
市政当局虽然收回了这个地区的所有权，却没有马上叫印度人搬出去。要叫他们搬走，先得给他们找到一些合适的新的住宅区，但是这一点，市政当局一时办不到，印度人因此只好还在这个“肮脏的”地区住下去，不同的是，他们的情况比以前更糟了。所有权既然失掉了，他们变成了市政当局的佃户，结果呢，他们的环境比以前更脏了。当他们还是所有者的时候，他们多少还保持一点清洁，即使仅仅是因为害怕法律。市政当局却不用害怕法律！住户越来越多了，随之而来的是肮脏和混乱。
印度人正在为这件事发愁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种黑热病，也叫肺炎传染病，比鼠疫还要可怕和厉害。
幸而发生这种传染病的不是这个地区，而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金矿，这个矿区的工人大部分是黑人，他们的清洁卫生是由白种雇主负完全责任的。有一些印度工人也在做着和这个金矿有关的工作，其中有二十三人突然感染了这种病，一天晚上回到这个地区内他们的信所，而且病得很厉害。马丹吉特先生当时正在为《印度舆论》征求订户，碰巧也在这个地区。他是一个大无畏的人，他看见这些害病的人，心里大为不安，就用铅笔写了这么一个条子给我：“黑热病突然发生，请即来此及早设法，否即结果将不堪设想。请即来。”
马丹吉特先生勇敢地打开一间空房的锁，把所有的病人都安置进去。我骑自行车到那个地区，写了一张条子给城里的书记官，通知他我们为什么占用了这间房子。
当时正在约翰内斯堡行医的威廉·戈夫莱医师，一听到这消息便赶来救护，作了病人的医生兼护士。可是二十三个病人实在不是我们三个人应付得了的。
根据经验，我有一种信念：只要我们的心地是纯洁的，如果遇到灾难，自然会有人和办法来应付。当时我的事务所有四个印度职员：卡利安达斯，马尼克拉尔，甘樊特莱·德赛先生，还有一位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卡利安达斯是他的父亲托我照应的。我在南非很少碰见过象他那样肯做事而又听话的人。幸而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把不管有多大危险的事情交给他去办。马尼克拉尔是我从约翰内斯堡找来的。就我所记得，他也没有结婚。所以我决定牺牲他们四个人——叫他们职员、同事、或者我的儿子都可以。卡利安达斯是用不着征求意见的，其他三人，我一问他们，他们全都答应了。
“你到哪里，我们也跟到哪里，”这就是他们简短而甜蜜的回答。
李琪先生有一个大家庭。他也打算投入这个工作，但是被我阻止住了。我不忍心叫他冒险。所以他就在危险区外工作。
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警戒和守护之夜。从前我也曾看护过不少病人，但是从来没有看护过黑热病人。戈夫莱医师的胆量真是有感染力。需要护理的事情并不多：给他们吃药，侍候他们的需要，把他们的床收拾干净整齐，安慰他们——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一切。
这几个青年的不倦的工作热忱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使我格外高兴。象戈夫莱医师那样的勇敢和马丹吉特先生那样的有经验，我们是容易理解的。而这些入世未深的青年人的精神确是不易理解！
就我记忆所及，那一夜我们把所有的病人都集中在一起了。
然而整个事件，除了它的苦难之外，却具有那么大的引人的兴趣，而且对我来说，具有很大的宗教价值，因此我至少得花上两章的篇幅来加以记述。
第十六章 黑热病（下）
市书记官因为我们把病人集中在那个空房里并加以照料而向我表示谢意。他坦白承认市政委员会马上想不出办法来应付这样一件紧急的事情，但答应尽力帮忙。市政当局既然觉悟到责无旁贷，便毫不迟延地采取了快速的措施。
第二天他们拨了一座空的仓库给我使用，建议把病人移到那里，但市政当局不负清扫那座房子的责任。那座房子既凌乱又肮脏。我们自行打扫干净，通过几个好心的印度人的帮忙找了几张床和其他的必需品，配搭成一个临时医院。市政当局派了一个护士来帮忙，她带来了白兰地酒和其他的医院器械，戈夫莱医师仍然总管一切。
这位护士是一个慈祥的妇人，她很乐意看护病人，不过我们很少让她接近病人，免得她受到传染。
我们按照指示经常给病人喝一点白兰地酒。这位护士却要我们象她那样，也喝一点，以资预防，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喝过。它对病人究竟有什么好处，我都怀疑。征得戈夫莱医师的同意以后，我把三个不打算以白兰地酒进行医疗的病人，分出来进行土疗法，用湿土带敷在他们的额头上和胸口上。其中有两个人治好了。其余的二十一人死于仓库里。
这时市政当局正在忙于采取其他的措施。离约翰内斯堡七英里的地方有一所传染病隔离医院。那两个被救活的病人被送到那所医院附近的帐篷里，并准备把新来的病人也送到那里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工作中抽出身来了。
过了几天，我们听说那个善良的护士也传染上了，而且马上就死了。那两个病人究竟是怎样被救活的，我们为什么没有受到传染，实在说不出来，但是这次的经验增加了我对于土疗法的信心，也增加了我对于把白兰地酒当作药物的功能的怀疑。我知道这种信心和怀疑并没有什么牢靠的根据，但是我现在还有当时所得到的印象，因此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提一提。
这次传染病发生的时候，我给报界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指责市政当局收回这个地区以后又不负责清洁卫生工作的罪过，应该对这次疫病的发生负责。这封信使我结识了亨利·波拉克先生；我和约瑟夫·杜克神甫结为朋友，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这封信的作用。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常常到一家素食馆里去吃饭。我在那里认识了阿尔伯特·韦斯特先生。我们常常每天晚上在这家饭馆里碰头，饭后一起出去散步。韦斯特先生是一所小印刷厂的股东。他在报上看见我那封关于发生疫症的信，在饭馆里又找不到我，因而感觉不安。
同事们和我在传染病发生以后，便减少了食量，因为我早就有了一种规矩，只要有传染病流行，我就吃得很少。所以那几天我根本就不吃晚饭了。中饭也是在别的客人到达以前就吃完了。我同这家饭馆的老板很熟，我已经通知他，因为我正忙于看护黑热病的病人，我将竭力避免同朋友们接触。
韦斯特先生在饭馆里有一两天没有找到我，有一天很早我正想出去散步的时候，他却跑来敲我的门了。我一开门，他便说道：“我在饭馆找不到你，很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所以我决定这么早来看你，好在家里找到你。好了，我现在就听你吩咐吧。我准备帮忙照料病人。你知道我是光棍一条，无牵无挂的。”
我表示感激，并且不加思索地回答他说：“我不打算要你去做看护。如果一两天内不增加新的病人，我们就可以自由了。不过却有一件事。”
“是的，什么事？”
“你能不能到杜尔班去主持《印度舆论》的印刷工作？马丹吉特先生多半得留在这里，杜尔班需要有个人照料，如果你能去，我就放心了。”
“你知道我有一所印刷厂。大概我是可以去的，但是我可以等到晚上再给你最后的答复吗？我们晚上散步的时候，可以谈谈这件事。”
